邢自强:三四线消费崛起 民企资本开支上升
我认为在经历了过去三年宏观经济调整、复苏的显著变化之后,2018、2019年经济增速可能窄幅运动,略有放缓。但这个过程中金融风险逐步得到控制,因此应当聚焦于经济结构的调整,龙头企业的扩张份额,产业的升级和三四线城市消费潜力的释放,这些结构性机会,这是我们总体的一个判断。
来源:第一财经资讯
作者:李策
邢自强博士是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负责中国宏观经济、汇率的研判。在加入大摩之前,邢先生在高盛(亚洲)的投资管理部担任执行董事,并曾于2006-2010年在中金公司任职经济学家。邢先生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
对于2018年的中国经济,邢自强在专访中认为:经历了过去三年宏观调整、复苏的显著变化之后,2018、2019年仍是去杠杆的较佳时间窗口。尽管经济增速可能有所放缓,但这个过程中金融风险逐步得到控制。可聚焦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龙头企业的扩张份额,制造业的资本开支升级,和三四线城市消费潜力的释放,这些结构性机会。
对于未来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定位和前景,邢博士综合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新动能,政策趋势,和国际经验,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最有望蓬勃发展,未来10到15年,湾区人口会增长1800万,大部分集中在七个二三线卫星城,此区域将成为全球经济体量最大、人口最多、创新力世界一流的城市群,引领中国经济到2025年步入高收入国家。
以下是精选的《首席对策》访谈文字实录:
李策:邢老师,您好!很高兴能够再次专访到您。那么对于2018年及今后的中国经济您如何看待?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邢自强:我认为在经历了过去三年宏观经济调整、复苏的显著变化之后,2018、2019年经济增速可能窄幅运动,略有放缓。但这个过程中金融风险逐步得到控制,因此应当聚焦于经济结构的调整,龙头企业的扩张份额,产业的升级和三四线城市消费潜力的释放,这些结构性机会,这是我们总体的一个判断。
因为第一,我们看到目前的政策走向非常的清晰、明确。
第二点就是从外需环境上,我们认为现在全球经济还处于同步复苏的这么一个阶段,而且2018年复苏力度更强,持续更久,对中国的外需和出口依然是有拉动的,给我们温和去杠杆担忧,不引发经济剧烈的调整提供了空间。
第三点就是过去四五年经济的深层次调整之后,已经涌现出来了很多自发性的增长的新动力,第一就是消费领域,三四线城市消费的崛起,这个是去年我们带领27位分析师做的主要的调研成果。
所以结合这几点,我觉得今年以及明年,名义GDP增速依然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水平上,接近10%左右,比2015、2016年期间名义GDP的增长要高出几个台阶。在这个过程中,依然可以聚焦于结构调整中一些行业性的机会。”
李策:注意到您撰文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定位和前景,在您看来大湾区怎么样来发展和定位,介绍一下您在这方面的研究发现。
邢自强:我觉得大湾区在未来10-15年一定是一个蓬勃发展,引领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这么门槛的一个城市群,为什么这样讲?
第一,它的出台顺应了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个新趋势。
第二,它的出台和规划是符合国际上城市群发展的经验。
第三,辅以相关的区域规划和公共资源的再分配措施。我相信大湾区会成为中国创新的一个重要的摇篮。
从宏观背景上讲,刚才我已经提到了这几年消费、投资、出口都出现了新的亮点,那么在广东这个地方就特别明显,譬如说我们的消费,三四线城市在崛起,所以我们看到广东很多时候中心城市的产能正在转移到周边的卫星城,因为你互联互通做好了,毕竟这些卫星城的成本相对低廉,所以产业转过去了就创造了就业机会,提振了当地的工资,使当地的消费潜力得以释放。
第二,从投资新趋势的角度,我提到民间企业这轮投资的回升主要是搞研发,搞科技改造,其实在广东就更为明显,因为广东的民营企业在全国也是独占鳌头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提升了当地企业的竞争力。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互联网的创新都是在广东,中国整个国际专利的申请里面,2/3来自于广东,主要就是深圳和广州。
第三,就是最近出口的新趋势,广东以前是出口大省,但未必是强省,附加值不高,但这几年随着研发支出的投入,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我们在全球高附加值的出口市场的份额从8%已经翻番到了16%,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推出大湾区的规划,更好的通过公共资源的再分配,各个城市之间的互联互通以及人才更自由的流动,来把这个地区发展成一个世界级的最大的经济体,人口最多的城市群,我觉得是前景十足的。
李策:那么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新旧经济的转换时期,我们看到有互联网+、高端制造业,包括虚拟经济,还有“一带一路”所带来的新的投资机会,那么我们普通的投资者应该怎么看待和它相关的这些投资的机会和风险?
邢自强:“一带一路”可能是2018和2019年的一个亮点,现在我们对资本的管理更加有效了,资本的流动基本上平稳了。我们最近也运用一个矩阵,就是针对这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它的主权评级,它的经济的增长潜力,人口的年轻程度跟中国的经贸的联系程度,以及它对基建的需求,进行评分。我们发现可能东南亚国家具备“一带一路”投资的一些吸引力,特别是像马来西亚、印尼、越南、泰国等等国家,以及中东的沙特。
那么这样下来,未来几年我们“一带一路”的投资可能重新加速到每年600亿美元左右。所以您提到投资,我觉得今年从整个基建投资的角度,可能国内基建的走势会放慢,因为我们现在强调去杠杆,对PPP等等监管在加强,但相反我们对外的基建投资可能会加速,所以存在一个内外动能切换的过程。
李策:到底现在是由新兴市场国家所带来的新的周期的开始,还是说我们处于金融周期的下半场,您怎么看?
邢自强:从2016年下半年,我们公司提出了一个全球同步复苏的概念,也就是说第一次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齐头并进,经济改善,那么2018年我们认为这种同步复苏还会持续更久,力度更强,全球GDP有望进一步加速。这个过程中,当然每个国家具体所处的周期阶段不一样,所以对它货币政策的影响不一样。
第二,大部分发达国家,它的财政政策依然是比较给力的,比如说美国减税通过之后,对它的经济GDP额外产生0.5个点的刺激,所以可以部分的提供空间让它加息,不至于影响经济。最后,譬如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我觉得这一轮货币政策正常化和加强监管,退出刺激的过程也是有协调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金融市场出现冲击的可能性也降低了。”
李策:全球市场方面,对我们中国的货币政策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邢自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是认为央行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会加息的,为什么这样讲呢?三个原因,第一,从国内的通胀走势来衡量,由于现在我们服务业的工资上涨非常的快速,同时制造业的产能得到了调整,产能利用率在回升,所以通胀会从PPI的出厂价逐渐的转移,传导到CPI,所以我们预计2018年CPI会达到2.7%,实际的存款利率会处于负区间,是最近8年以来最低的。而历史上每次我们的存款利率跌到负区间都会引发央行的第一次加息,比如说2004年加息周期,2006年以及2010年,所以到了2018年的下半年,我们估计触发加息的一些条件可能就成熟。
第二,从本身政府去杠杆的政策的取向来讲,加息是有利于抑制杠杆的上升的,历史上但凡是我们的实际的贷款利率较低的时候,譬如说实际GDP比实际贷款高出7到8个百分点的时候,都是居民和企业加杠杆比较快的时候。相反,实际的贷款利率上升是有助于居民和企业放慢加杠杆的步骤。
最后一点,现在我们要强调金融防风险,其中一个重要的任务是把一些“影子银行”的监管加强,而过去几年由于我们的实际存款利率比较低,老百姓、储户他选择了分流到很多影子银行的理财产品,所以实际存款利率逐步让它加上去,也有利于防止影子银行产品的进一步扩张,来减少金融风险,因此我们觉得央行今年会加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