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主要结论

我们以工行作为对比标杆行，分析了建行、农行、中行与工行的差异，差异背后的原因及其对估值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1）建行：

建行与工行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2015年之前，建行通过发展同业业务取得了高于工行的净息差，而工行则通过控制管理费用来保持盈利水平，两者的ROA比较接近。2016-2017年以来，受监管加强影响，建行同业业务优势可能被削弱，但建行正在通过技术手段减少柜员数量，有效降低了总的管理费用。建行与工行的差异越来越小，反映在估值上，就是两者的PB之差基本在±0.1x之间波动。

2）农行：

从竞争优势上看，相比于工行，农行客户基础偏弱、管理效率偏低，导致其手续费净收入/平均资产、管理费用/平均资产较低，拖累盈利能力；农行具有更高的生息资产收益率，主要是因为其在县域贷款业务中通过高利率抵补高风险所致，这一行为也导致其资产减值损失/平均资产高于工行。反映在估值上，就是农行的PB较工行存在折价，折价幅度大部分时间在0.0-0.2x之间波动。

从外部条件来看，农行存款结构特殊，活期存款（尤其是个人活期存款）占比很高，使其在货币紧缩周期更具负债成本优势。

往未来看，随着我国社会进步和城乡差距缩小，尤其是县域人群的金融消费理念进步，其金融产品需求必然会发生改变。互联网的普及使得客户的转移成本减小，农行需要提前布局以适应客户需求可能发生的变化，以免客户流失。

3）中行：

从竞争优势上看，相比于工行，中行境外业务占比更高但收益率很低，拖累净息差；而境内客户基础偏弱导致其内地人民币存款成本偏高，对净息差也产生不利影响，并且导致其手续费净收入/平均资产偏低，拖累盈利能力。反映在估值上，就是中行的PB较工行存在折价，折价幅度在0.0-0.5x之间波动。

从外部条件来看，中行境外业务净息差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亦步亦趋，在境内利率不变的条件下，美联储加息无疑将使中行更加受益。

2、分析思路

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将不同的公司放在一起对比才知道各自的优势所在。本报告试图回答这样几个问题：四大行ROA、ROE的高低不同由何所致？其背后反映的是内在管理因素还是外部周期因素？竞争优势如何影响估值？

我们使用杜邦分析作为基本工具。我们将引起ROE不同的因素拆解至具体指标上，并分析指标差异背后所隐含的业务区别。对ROE而言，其主要影响因素除了杠杆外，就是ROA，而ROA又主要取决于净息差、手续费及佣金、业务及管理费、资产减值损失、所得税五项，其他非息收入等波动性较大，参考意义小。此外，为防止报告冗长，后文的归因分析中我们仅列示2016年结果作为代表，但我们对近四年的数据都做了测算，以防个别年份数据波动带来误差。

四大行中工行规模最大，我们便以工行作为对比标杆行。我们先来简单看一下四大行的历史沿革，这对其当前业务仍有很大影响：

1）早期的人民银行不仅履行央行职能，而且还从事商业银行业务。中行、农行彼时都是人行下属的机构，在1979年才被分设出来。分设出来的中行专门从事外汇及贸易融资，农行专门从事农业融资；人行仍保留了工商信贷和城镇储蓄业务。

2）1984年，国务院决定让人行专门行使央行职能，于是成立了工行来承接人行剩下的商业银行功能，因此工行设立之初便主要从事城市商业银行业务。

3）建行相对特殊一些，她原本是财政部直属、从事基建项目资金管理的银行，1979年改由国务院直属。

4）九十年代开始四大行先后进行了了政策性业务剥离、历史不良剥离、重组改制等，并于2005年开始陆续上市。其中建行在2005年登陆H股并于2007年登陆A股，工行、中行都是2006年A、H股上市，农行于2010年在A、H股上市。

工行与建行近几年的ROE不相上下（图1），两者的ROA和权益乘数也相差不大，ROA差异在逐渐缩小（图2），可以说两者业绩是比肩而行。但如果深入分析经营数字，会发现两者在经营策略上依然存在一定的差异。

从杜邦分析来看，建行拥有更高的净息差和相对较高的资产减值损失/平均资产；2016年之前，建行还拥有更高的业务及管理费/平均资产，不过2016年这一数字已经大幅收窄。

1、建行同业业务优势或将消失，但对公客户基础优势仍存

得益于更高的生息资产收益率，建行比工行拥有更高的净息差（图3）。虽然差距不算很大，但近几年建行的净息差一直高于工行。建行负债成本与工行相差无几（图4），因此其净息差的优势主要来自更高的资产端收益率。

建行更高的生息资产收益率主要源自同业业务优势，但在强监管环境下这一优势可能会减弱甚至消失。

说到收益率高，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公司可能承担了更多的风险。从历史数据来看，建行资产减值损失/平均资产的确略高于工行；但剔除风险因素后，建行的风险调整后收益率（=[利息收入-资产减值损失]/平均资产）也高于工行（图5），说明除风险因素之外，建行还存在其他优势项。

从收益率差异的归因来看，建行同业资产收益率高于工行，对生息资产收益率的差异贡献很大（图6）。工行在同业业务上经营更为谨慎，实际上，工行的同业资产收益率也远低于另外两家大行（图7）。不过，随着监管环境的加强，建行由同业业务带来的超额收益优势可能会逐渐消失，2017上半年的数据已经初步证实了这一点（图8）。

负债成本方面，建行与工行没有差别；但我们通过拆细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发现：得益于较好的对公客户基础，建行拥有更低的存款成本（图9）。建行在存款成本上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两点：

1）建行定期存款成本更低一些，包括对公定期存款和个人定期存款都低。不过定期存款涉及到一些高成本存款，这种差异不太能说明问题；但是——

2）建行低成本的对公活期存款占比高于工行。活期存款一般来自结算账户，因此活期存款占比高，说明建行在对公基础客户方面更有优势。从历史数据来看，建行负债结构中，对公活期存款/计息负债在16家老上市银行中一直处于数一数二的位置（图10），证明其对公客户的基础十分扎实。

2、工行拥有更低的管理成本，但建行正在通过技术手段追赶

工行的成本管理十分到位，不过建行正在通过技术手段降低成本，且效果拔群：

工行的规模略大于建行，因此在两者的关系中，建行更多扮演一种追赶者的角色。面临建行咄咄逼人的竞争，工行加强成本管理，更多地采取了一种防御姿态，反映在财务数据上，就是较低的人均管理成本（图11）。相比于建行，工行人均成本在近几年明显更低。

从2016年开始，建行员工数量出现明显下降，其相对于工行的成本劣势得到大幅改善（图12）。建行减少的员工主要是柜员，而信息技术员工数量增长较快（图13），显示出建行正在使用技术替代人工，以降低管理成本。相比压降员工支出而言，我们认为通过技术手段替代人工对公司经营效率的损害可能更小一些。

3、两大行平分秋色，估值差异微乎其微

总体来看，在2015年之前，建行通过同业业务“开源”提升净息差，而工行则通过压降管理成本“节流”进行防御。从2016-2017年以来，受监管加强影响，建行同业业务优势可能被削弱；但建行通过技术手段有效降低了管理成本（用时髦的话说，叫轻型化转型），这使得两者的差异越来越小。

相比而言，建行对公客户基础更好一些；在成本管理方面，技术替代人工相比于直接压降人均成本而言对经营效率的潜在影响更小。因此在发展潜力上，目前看起来建行略占优势。不过两家大行作为银行业的标杆，其差距也并非鸿沟，因此估值差异微乎其微。从历史数据来看，两者PB之差在±0.1x之间波动。

近几年农行的ROE仅仅略低于工行，但是农行的ROA比工行低约0.2个百分点（图15、16）。农行权益乘数高，换言之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比工行和建行低；如果农行将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提高到工行建行相近水平，同时保持ROA不变，其ROE将会下降2.5个百分点左右。

从杜邦分析来看，农行的优势在于较高的净息差，劣势在于较低的手续费净收入/平均资产、较高的业务及管理费/平均资产和较高的资产减值损失/平均资产。

1、县域业务高风险高收益，是农行生息资产收益率高的主要原因

农行承担了更多的信用风险，因而生息资产收益率高于工行（图17）。就风险调整后收益率来看，两者此消彼长，主要原因是拨备计提的时点安排不太一致，但是长期平均下来看，两者的差异不大（图18），说明农行较高的资产收益率主要是是因为其承担了更高的风险。

农行较高的信用风险和较高的生息资产收益率主要来自县域业务。从生息资产收益率差异的归因分析来看，农行较高的生息资产收益率主要来自较高的贷款收益率（图19）。

具体来看，农行城市业务的贷款收益率与工行没有区别；但是县域业务的贷款收益率明显高于工行整体贷款收益率（图20），同时县域不良率也明显更高（图21），说明其在县域贷款业务上主要通过高利率来抵补高风险，与城市业务相比，并没有获得超额收益。实际上，在县域范围开展业务，本地中小银行网点密度大、组织层级少，往往更占优势。

除承担更高的信用风险之外，农行在贷款配置上相对高效，低收益的票据贴现和境外贷款投放较少，对提升贷款收益率也有一些贡献。

此外，县域贷款投放较少，对农行生息资产收益率有一定负面影响。农行贷款占比较低而低收益的债券投资占比较高，对其生息资产收益率构成不利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县域地区的存贷比很低、资金富余所致。2017年6月末，农行县域存贷比仅有51%。

2、农行活期存款占比更高，货币紧缩周期更为受益

县域业务为农行带来了更多的活期存款，在货币紧缩周期优势会更显著。一般说起农行大家都会说农行存款有优势，实际上确实如此，但是我们可以进行更深入地分析。

从数据上来看，2014年及之前，农行的负债成本一直低于工行（图23）；从负债成本归因来看，这主要得益于其较低的存款利率（图22：2014年数据）；但是从2015年开始，由于存款成本优势减弱，农行的负债成本优势就丧失了（图22：2015年数据）。

这一现象跟农行存款结构有关：农行由于传统客户较多，具有更高的个人活期存款比例和更低的企业定期存款比例（图24）。2014年开始央行连续降息使得定期存款成本大幅下降，而活期存款成本本身已经很低所以难以继续降低，于是农行的存款成本优势减弱；这一现象也曾经在活期存款较多的招行身上出现过。不过好在2017年开始又进入了利率上升周期，随着利率的抬升，我们预计农行在负债成本上的相对优势又会再次显现。

3、客户偏向传统人群导致农行手续费净收入/平均资产低于工行

从手续费收入结构来看，农行手续费收入对ROA贡献较低主要是因为其银行卡业务、理财和受托业务、投行业务收入/平均资产不及工行（图25）。出现这种现象，我们估计主要原因是农行客户偏向传统人群，这些人群的金融服务需求依然不够丰富，这从部分披露数据中可以看出端倪：

农行借记卡发卡量高于工行，但信用卡发卡量仅有工行的一半（图27）。

2016年末，农行资产规模是工行的81%，但是表外理财仅为工行的50%，不过农行存款/工行存款超过81%，达到了86%。合计来看，农行的存款+表外理财是工行的81%，与资产之比接近，说明农行的客户更喜欢把钱投资于存款而不是理财产品（图28）。

此外，农行城市业务的手续费收入/总收入虽然高于县域业务，但仍低于工行；说明与工行相比，农行城市业务可能也更加偏向传统客户（图26）。我们认为，随着社会消费理念和理财观念的进步，农行不得不提前为服务新客群做好准备，否则其客户基础面临被削弱的风险。

4、与工行相比，农行的管理效率存在提升空间

农行的总管理成本高于工行，管理效率有提升空间。从人均成本来看，农行要比工行低3万元左右（图29），但由于农行的网点和员工数量众多，导致其成本收入比偏高。不管是城市还是县域，农行的成本收入比都高于工行（图30），其管理效率仍有提升空间。

5、持续存在的估值折价

总体而言，农行竞争实力弱于工行。县域金融是差距的主要来源：

1）县域业务偏向传统客户，给农行带来了更多的个人活期存款，从而降低了农行的负债成本，这在货币紧缩周期中表现更加明显；但县域地广人稀需要铺设更多网点，且金融产品需求不足，这给农行县域业务带来了高管理成本、低存贷比和低手续费收入占比，最终拖累农行盈利能力；

2）在县域金融市场中，农行面临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各地的区域性农村金融机构以及邮储银行。从ROA来看，“强龙不压地头蛇”，农行县域业务的ROA相比全国的农商行整体ROA并不具备领先优势（图31），其在县域面临的竞争并不比城市少。短期来看，县域客群的行为难以发生变化，因此农行面临的现状不会迅速变化；长期来看，随着社会进步以及城乡差距的缩小，县域客户的需求发生变化几乎是必然事件，农行需要提前布局、适应客户需求将可能发生的变化，以避免客户流失。

农行的城市业务税前ROA虽然高于县域业务，但与工行也存在一定差距（图32），主要体现在农行城市金融业务较低的手续费收入/平均资产和相对较高的成本收入比。这反映出在城市地区，农行也偏向服务传统客户，而且管理效率与工行相比也有一定差距。

竞争优势反映在估值上，就是尽管农行与工行的ROE相近，但农行较工行估值一直有折价。从历史数据来看，农行相对工行的估值折价在0.0-0.2xPB(MRQ)之间。

中行的ROA低于工行，两者杠杆水平接近，所以中行的ROE也低于工行。

从杜邦分析来看，造成中行ROA低的因素有两个：较低的净息差、较低的手续费净收入/平均资产。

1、中行境外业务低收益率拖累整体生息资产收益率

中行的净息差低于工行，主要还是因为生息资产收益率较低（图36）。中行与工行的负债成本高低互现（图37），中行并没有处于绝对劣势。

中行资产端收益率偏低主要受境外业务拖累。从生息资产收益率差异的归因来看，结构因素影响几乎为零，说明两者的资产结构一致；利率因素大幅拖累中行收益率，主要是贷款和证券投资的收益率偏低，2009年以来更加明显（图38）。虽然中行整体生息资产收益率远低于工行，但其内地人民币业务的生息资产收益率却高于工行（图39），说明偏低的生息资产收益率主要受境外业务拖累。

我们仔细分析中行内地人民币业务后发现：中行内地人民币业务生息资产收益率高于工行，主要得益于其在内地拥有很高的贷款收益率。我们估计这主要与其对公贷款行业结构有关：中行在基建行业的贷款投放比工行少，但在制造业行业投放多，承担了更高的信用风险。

中行境外资产主要分布区域净息差都很低，对其净息差造成不利影响。中行境外资产主要分布于港澳台地区，这三个地区的资产大约占到中行境外总资产的2/3，占到全部总资产的17%（图42）；其他境外资产主要分布在美国、日本、英国、新加坡等成熟市场（工行在海外则主要布局于新兴市场）。根据世界银行披露的2015年全球分地区净息差数据，除美国外，中行境外主营业务区域净息差都远低于内地（图43）。由于境外利率水平很低，因此负债成本也很低，那么加上一个低净息差，意味着境外资产收益率远低于内地。前述分析表明，中行境外业务净息差低，并非其管理水平不足，而主要是外部因素的约束。

2、中行境内存款成本有待降低

负债方面，中行整体负债水平与工行高低互现，这主要得益于境外业务较低的负债成本；但中行内地人民币业务存款成本高于工行（图44）。从归因分析来看，主要是因为中行内地人民币业务的定期存款成本和个人活期存款成本偏高，其次是活期存款占比低于工行（图45），反映出中行的客户基础相对工行要弱一些，背后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中行的网点相对较少。中行较高的内地人民币存款成本，直接导致其内地人民币业务的净息差也低于工行整体净息差（图46）。

3、手续费净收入偏低主要受客户基础偏弱影响

中行的手续费净收入/平均资产低于工行，主要是因为理财及受托业务、投行业务收入/平均资产偏低，而中行在国际贸易服务方面具有的优势并不足以抵补前两项业务的不足。手续费方面中行跟农行有些类似，主要还是客户基础弱于工行导致。

4、中行与其他三家大行的不同之处：受美联储加息影响大

中行有大约有1/4的资产和负债位于境外，因此其净息差受境外利率变动影响大，这是中行与其他三家大行的重要区别。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溢出效应增加，各家银行都在增配海外资产，因此境内外资产占比的边际变化对中行净息差的影响可以忽略，而境内外净息差变动幅度的不同则需要特别关注。

如果内地利率保持稳定，美联储每加息一次（一般是25bps），中行净息差将上升约2bps。中行境外资产主要位于香港、日本、英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因此受到美国基准利率调整的影响很大。对那些基于预期差进行投资的投资者而言，美联储加息这种周期性因素虽然不会改变中行的竞争优势，但可能在短期内影响中行的财务表现。从历史数据来看，中行境外业务（含境内外币业务）净息差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亦步亦趋，传导效率大概30%，即联邦基金利率上升100bps，中行境外业务净息差将上升30bps，中行整体净息差将相应上升7-8bps。

5、持续存在的估值折价

总体来讲，中行的竞争实力弱于工行。具体来看，有两个对中行不利的因素：

一是中行境外业务占比偏高，而境外业务收益率很低、净息差远低于境内；

二是中行境内网点少、客户基础偏弱，因而境内存款成本偏高，且理财、投行等手续费收入/平均资产不及工行。中行的优势在于跨国业务优势领先，但对提高ROA的帮助有限。

反映在估值上，就是中行较工行估值一直有折价。尽管中行的ROA高于农行，但其ROE比农行低，所以中行的PB大部分时间还要比农行低一些，这主要还是受其境外业务拖累。从历史数据来看，中行-A相对工行-A的估值折价在0.0-0.5xPB(MRQ)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