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之惑：中国拯救世界还是世界拯救中国？

全球经济温和复苏带动外需回暖，WTO统计的100多个经济体2017年前三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出口金额同比增速回升至10.8%；剔除掉价格因素后的数量也回升至4.8%，使得2017年贸易部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明星”，无论是EM国家还是DM国家，进出口的同比增速几乎都出现了超预期的增长，当然，理论上来讲，全球所有国家的净出口之和为零，净出口对于GDP的拉动自然是有正有负的，但是贸易部门的整体扩张一方面可能推高通胀（名义变量提升），另一方面对于各国的其他经济指标也有带动作用，以中国为例，虽然2017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有所收缩，但是由于出口有比较明显的回升，导致可贸易品的工业生产出现了明显的回升，才使得我国2017年的工业增加值达到6%的水平上。

如果把世界当成一个统一国家，那么外需就相当于内需，2017年外需的扩张就等同于全世界内需的扩张，我们现在关心的问题是，在外需整体上经历了2017年的高增长之后，在2018年是否还会高增长？着眼中国，2017年的进口与出口增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贸易顺差又会出现怎样的变化？

2017年全球贸易格局与中国的贸易结构特征

2017年全球进出口增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升，整体的结构如下：第一，大多数国家进出口金额总额占GDP的比例在经历了2014-2015的回落之后，在2016-2017年之间略有反弹。（图2）我们可以这样粗略的理解，如果这个指标出现回升，那么意味着贸易部门的扩张速度超过了经济体平均的扩张速度。第二，从量值的角度，EM国家的进口增速反弹超过出口增速。DM国家的进口增速与出口增速的反弹相近（图3）。如果关注净出口，DM国家的净出口是略微改善的，而EM国家是略微恶化的，所以我们看到DM国家外贸部门对GDP的贡献基本上都是改善的（图4）。第三，资源型国家的出口价格指数出现了明显的回升（图5），但是顺差没有发生显著的改善，这说明从量的角度，这些国家进口的增长速度更快。

总的来说，EM国家和资源性国家贡献了较强的驱动力量，但反弹高度要归功于全球贸易的部门的共振，本次贸易部门的反弹是对之前逆全球化趋势的一个小幅修正。

中国的外贸结构也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本轮贸易复苏中表现一般，可能受制于成本优势的逐渐丧失，另外，与供给侧改革有关的产品的出口也受到较大影响，如钢材，本轮复苏最强劲的部门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集成电路等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这也符合我们在全球贸易价值链上占据更具优势地位的国策。

谁是解放军？

这一轮贸易复苏，究竟是中国拯救了世界还是世界拯救了中国？这一点市场分歧较大，说到底，这个问题存在较大的内生性（endogeneity），我们也无意用严格的学术方法来分析这个问题。不过至少，中国是本轮贸易复苏最为重要的“边际增量”之一。

第一，中国是本轮贸易复苏之前最先扩张内需的国家，全球贸易是在2016年逐步恢复的，而中国也是在2015末到2016年初这个时间进行财政宽松的，居民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快速扩张创造了巨大的总需求。这个时间上的一致性值得我们关注，体现在数据上，中国进口在全球各国进口的占比在2016年明显回升，作为第二个大进口国的中国，与第一大进口国的美国的差距在有所缩小；增速也领先回升（图6）。相反，美国本轮经济复苏是早于中国的，但是并未带来全球贸易的复苏。

第二，供给侧改革带动大宗商品需求以及进口的显著回升，叠加全球经济复苏周期带动商品价格的回升，并直接和间接的拉动全球贸易。从外需结构上来看，中国本轮进口需求回升更集中在大宗原材料，体现在对资源型国家进口增长更为显著（图7），也体现在进口商品的结构上，2017年进口回升最为显著的钢、废铜、氧化铝、铁矿砂、原油、橡胶、纸板等工业品。以美国为例，中国面向美国进口中，增速快的更多集中在矿产品、纺织、石材、贵金属等（图8）。又如澳大利亚，2017年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6428.5亿元，增长37.2%；贸易逆差3622.9亿元，扩大63%；其中，从澳洲进口的天然气增长显著，一部分源于国内的需求，另外也有环保因素下“煤改气”的因素。整体来，进口的回升以及结构的变化，跟国内需求回升、而环保限产导致国内供给有限有关。

2016年以来中国一边压缩国内的供给，一边宽松财政，鼓励居民部门加杠杆，为全球大宗品创造了巨大的正外部性，也是本轮商品走牛的一个不可小觑的原因。比如我们看到中国在2016-2017年对原油，铁矿砂，塑料和钢材的进口量出现了剧烈增长，从国别上看，中国对资源型国家的进口同比增速也最快

同时，我们认为要重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于全球贸易部门景气度的提振作用，大宗商品由于地域属性不受逆全球化的影响，天然是贸易品，当其价格扩张时会迅速改善资源国的经常账户，如果资源国无意于维持较大的顺差的话，其对于海外商品的需求也会扩张，如果资源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出口下游产品，而下游产品提价速度不如上游，资源国对于贸易伙伴产品的需求体现在商品量的层面，比如我们中国，2017年相比2016年，贸易顺差是收窄的，但是净出口对于GDP的贡献却是正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进口品价格增速高，出口品价格增速低，虽然顺差没有增长，国外对于我国商品的实际耗用提升了，外向型部门的工业增加值，工业产值的增长是实实在在的。

另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韩国对澳洲的出口，韩国对澳洲出口当季同比增长超过100%，这与工矿业景气度提升，资本开支扩大有关，同时也是因为澳洲出口的大幅改善，才有能力扩大进口（图9）。

第三，中国是逆全球化中的“一股清流”，在重商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思潮盛行的背景下，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扩大直接投资，推进一路一带国策，这也为区域和贸易伙伴的繁荣贡献了重要的力量，2017年，我国对俄罗斯、波兰和哈萨克斯坦等国进出口分别增长23.9%、23.4%和40.7%，均高于总体增幅。全球贸易恢复的两年，是中国顺差收缩而非扩大的两年。

 

全球贸易部门共振的持续性与隐忧

目前来看，全球制造业景气度依然较高，这有助于维持贸易部门共振的持续性，也存在一些隐忧。

持续性在于全球经济复苏的周期下，经济活动活跃带动贸易进一步小幅回升。而隐忧或在于：

第一是中国总需求的不确定性，之前快速扩张的两个部门，地方政府和居民，都有边际上转向收缩的可能，这个在我们之前的报告中已有较多探讨，在此不再赘述。需要提示一点供给层面的变化，之前我们对于大宗品的强劲需求与国内的供给侧改革政策有关（比如矿石，钢材的进口）。展望未来，由于本轮环保限产的利润改善、环保不达标不能进行生产，带动部分企业更新设备与技术。随着越来越多的行业完成环保技术改造，其产能会有所恢复，尤其是环保限产较为明显的中上游行业，对于进口需求有一定影响。比如钢材，2018年可能是一个出口增长、进口回落的格局。

第二是大宗商品价格滞涨甚至回落的可能，中国的总需求和产业政策对于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较大，同时，过去一年美元的走熊也推涨了以美元计价的商品价格，2018年这个力量也可能有所削弱。大宗商品价格高企对于全球贸易部门景气度的恢复是有所帮助的，一旦大宗商品的价格出现回落或者与下游品价格的增速差发生回落，这种效应就消失了。另外，资本开支的上升也与大宗商品价格的预期有关，如果大宗商品价格趋势不再，这种资本开支需求也会有所下降。

第三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贸易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就目前情况来看，全球贸易战的风险在加剧，虽然2017年中国整体上顺差有所收窄，但是对美国的顺差有所增长，这可能也是美国主动向中国发难的诱因之一，在美国税改落地之后，特朗普将政策重心从国内转向国外的倾向越发明显（包括否定蚂蚁金服与速汇金的合并计划，发布光伏产品，家用电器的贸易保护措施等），美国国防部发布的《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中涉及中国的措辞也比较强硬（中俄被认定为美国的核心竞争对手），美国国家战略的变化将不可避免的对贸易形成影响，两国之间的主要贸易品种，包括汽车，农产品（大豆），化工品需要我们予以密切的关注。

第四，汇率维度，2018年，主要经济体在经济复苏背景下，货币政策边际有所收紧（详见20180113周报《再谈债市的风险与机会》宏观部分“交易通胀与货币紧缩预期：幡未动，心已动”中对于各国货币政策的讨论），美元整体维持弱势。叠加美国宽财政背景下，其货币政策很难超预期紧张，对应汇率偏弱。在美元指数偏弱、其他货币相对于美元偏强背景下，对其他国家的出口不利。对于中国而言，虽然人民币偏强有利于进口；但对于进口而言，更关键仍在于供给侧改革下需求的走势。出口则或受制于人民币汇率偏强，小幅抑制出口。

总结

总体上，我们认为：在经历了过去两年的快速复苏后，2018年全球贸易总额的增速或趋于下降。一方面，是货币收紧下，后续经济增速或有所放缓，经济体之间贸易的活跃度也或下降；另一方面，中国未来进口的放缓对全球贸易的边际影响也是重要诱因之一。不过，中国的顺差反而可能出现小幅的修复。

中国的作用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是严监管和信贷环境收紧下，广义财政回落带动的总需求收缩；第二是环保限产力度边际上减弱，前期执行力度较强的环保限产是本轮进口强于预期的主要因素，尤其是到了需求旺季发现原材料既没有库存有没有供给且环保达标的产能极为有限，但目前主要环保要求基本已经落实，超预期的政策新增明显下降，供需缺口难有进一步明显扩大；第三是后续环保装置安装完成之后国内生产能力恢复，替代性需求有所降低。此外，大宗商品价格涨幅或将趋缓，这也将影响到资源型国家的经常账户，压制其进口需求。

另外，美国贸易保护倾向的提升可能会压制贸易总额的增长，非美货币的升值也可能会对复苏的欧洲形成压力，因此贸易部门的增速将下降，对于全球经济复苏的贡献度也会减弱。边际上关注未来国内关税政策、对外开放政策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