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离不开边疆的发展。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此外，还要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这为我们进一步推进边疆研究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学界进一步深化边疆各领域的知识积累、交流与互动创造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2017年，“一带一路”建设在各个领域继续全面推进。正如习总书记指出的，古丝绸之路，和时兴，战时衰。“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和平安宁的环境。我们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各国应该尊重彼此主权、尊严、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2017的中国边疆研究在各个领域得到进一步推进，在回应“一带一路”重大命题的基础上，对“边疆学”及其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针对性的探索，并就跨学科方法运用、区域研究以及国外边疆研究等相关问题展开研讨，经由相关研究机构的参与以及学术会议的组织，在某些方面正在凝聚共识，形成诸多相关研究成果，为后续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学术基础与可能。本文拟就2017年中国边疆研究的基本状况，从几个主要方面进行扼要的梳理与分析，并提出一些建设性的看法，不当之处，还请读者谅解。 

“一带一路”与制度推进

2017年5月14日至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130多个国家的约1500名各界贵宾作为正式代表出席，这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多来举行的最高规格的论坛活动。这次论坛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习总书记倡导的“一带一路”理念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同，并逐步在各方面形成共识，“一带一路”机制化日渐成型，各项合作在政治、经济、外交、金融等各领域全面铺开，“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弘扬丝绸之路精神，开展智力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等建设，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民间交往等各领域广泛开展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夯实民意基础，筑牢社会根基。这种积极的政策实践有力地推动了学术界相关研究的开展，为边疆研究的进一步推进提供了新的动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学术界在相关领域，如历史时期丝绸之路研究与中外交流史、古代和当代中国的边疆治理实践、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和民族关系、中国的历史疆域与中华民族认同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与探讨，在一些领域还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研究和探讨，有力地扩大了边疆研究的视野，并让更多学科参与到对边疆议题的讨论当中，这也使得本年度的边疆研究有了更多新的进展与突破。

学术研讨与学术共同体

2017年，学术界围绕边疆研究进行了多次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的学术研讨，在不同层面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有力地推进了边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并拓展了边疆研究的学科关注面，增进了研究界和实务界的交流与合作。对于边疆研究和边疆学的关注开始从北京和边疆地区高校、科研院所向国内其他地区的高校和研究机构拓展，上海等地也开始通过组织和完善相关研究机构、进行学术研讨的方式参与到对边疆研究和边疆学建构的活动中来。从总体上看，如何进行系统性的边疆学理论建构，如何在吸收借鉴区域和国别研究既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传统资源和国外研究的兼容并蓄以确立起具有中国自身主体性的边疆研究范式，是本年度各项重要学术研讨的中心和主轴。以下按时间先后顺序择要简述几次相关的学术研讨会。

2017年5月5日至7日，由《学术月刊》杂志社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大学丝绸之路与边疆战略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第五届边疆中国论坛暨“社会转型、知识话语与新边疆学”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来自全国4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00多位学者与会，分别就边疆理论的新视野和新方法、知识重塑与族群认同、政区的演化与疆域边界的变迁、边疆治理与边地开发、边疆社会经济与日常生活、“一带一路”与边疆安全稳定、宗教文化信仰与国家认同等议题进行专门研讨。本次会议力图反思历史书写中“民族一国家”研究范式与民族主义史学叙述模式，尝试建立更符合人类普遍价值、更具包容性和感召力的主流社会秩序，更多吸纳“多元”，重塑“一体”中华文明，提出中国的“新边疆学”与知识话语体系。

2017年5月19日，由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办、陕西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亚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协办的学术论坛“苏联解体以来中亚诸民族的观念、社会与文化”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外交学院、兰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新疆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数十名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在本次论坛上，与会者指出，中亚地区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区域和中国西部的周邻区域，在中国的边疆研究和跨界民族研究视域中应该得到足够的关注。对于中亚的研究不能拘囿于中亚本身，要将中亚研究纳人世界体系和边疆语境中加以思考。苏联解体之后，中亚地区的自然属性回归，被遮蔽的“中亚性”开始呈现，理解和研究中亚地区不能忽视与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地缘政治和经济与地理生态特征；就话语体系而言，中亚缺乏自我表述，我们也缺乏对于中亚的正确表述；中亚地区与中国有紧密的关联性，在世界体系论之下理解和研究中亚，有助于理解我国外部生存和竞争环境，同时也是反观中国内部发展的一面镜子，理解中亚就是理解中国自身；对于中亚的研究不应局限于某一学科领域，而是要将历史研究与个案分析、历史记忆与概念阐释相结合，将中亚研究导向科学化，将其放置于多学科的视角中进行研究。

2017年6月16日至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与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联合举办的第五届中国边疆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传承与创新：中国边疆研究的新视野与新思考”，来自国内4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70余位青年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本次论坛围绕中国边疆理论研究的新思考、历代边疆治理研究、西部边疆史地研究、西部边疆民族与文化研究等四个议题展开，内容涉及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献学、宗教学等多个学科，并对边疆学的学科体系和使命等问题进行重点关注和研讨。

2017年8月28日至29日，由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办的第五届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研讨会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全国9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200余位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围绕西藏与四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新疆与中亚、非传统安全前沿与边疆安全方略、西部贫困与精准扶贫实践、历史与现实：边疆理论与治理实践、南亚与“一带一路”建设等六个分论坛进行研讨，在多方面取得了共识。

2017年9月23日至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云南大学主办的第五届中国边疆学论坛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连通‘一带一路’的中国边疆：历史、现状与发展”，来自全国近40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12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本次论坛分设“‘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合作”“高句丽历史与文化”“西南边疆的历史与现状：史料、视野与中国边疆学建构”三个分论坛，主题鲜明，讨论深人。作为自2013年起就开始举办的系列活动，本论坛着力关注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前沿理论问题、中国边疆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问题、“一带一路”与周边关系问题、中国边疆安全稳定与发展问题，持续推动了中国边疆学人才队伍的建设和科学研究的深化。

2017年11月18日至19日，由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承办的“第五届环东海与边疆论坛：新时期新格局下的中国边疆与周边区域合作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宁波召开。本次研讨会围绕新时期边疆研究的发展与契机展开研讨，具有积极意义。

在这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等学术机构的影响力持续提升，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其他相关研究机构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一批新的研究机构相继组建。据笔者所掌握的信息，2017年4月26日，清华大学“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成立；9月25日，北京交通大学“一带一路”产业研究院、敦煌研究所成立；11月5日，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成立。这些机构的设立，为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边疆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学术平台与学术资源，有利于边疆研究学术队伍的扩大和学术议题影响力的提升。

研究成果及其出版

2017年，国内边疆研究领域的学者出版了诸多关于边疆研究的作品，这些作品在边疆学理论与方法、历史上各个时期的边疆治理与相关实践、边疆研究的学科属性与学科视角、边疆研究与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等诸多方面提出了新的看法，在某些方面形成了新的共识。

在本年度，边疆研究论文发表数量大为增加，所涉及的议题十分广泛，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马大正的《中国边疆治理：从历史到现实》（《思想战线》2017年第4期），该文指出，边疆是一个地理、历史、政治概念，有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含义，其发展趋势是成为统一多民族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历史悠久、地域广阔、民族多样、问题复杂的特点，在历史和现实中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中国古代治边政策研究取得了一些共识，对于当代边疆治理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当代中国边疆治理以改革开放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中国边疆治理战略的构建，要重视中长期治疆战略的思考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视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建设，推动边疆发展与稳定。

周平的《边疆研究的国家视角》（《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2期）认为要从国家视角进行边疆研究，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待和界定边疆，把边疆视为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区域，着眼于理清各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复杂边疆现象和边疆问题的本质，构建边疆和边疆治理的阐释理论，提出解决边疆问题的政策建议，并以此服务于国家的边疆治理，但是这种边疆研究的国家视角并不排斥和否定边疆研究其他视角的意义和价值，而是期待在国家视角与其他视角边疆研究的共性的基础上，共同构建边疆研究统一的基础平台，为国家的边疆治理提供有效的知识供给。孙勇的《构建边疆学的底蕴以及相关问题续探—再论建构边疆学的跨学科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对边疆学的跨学科研究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边疆学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国家政治实体在时空统一下国家边疆的形态与活动，以及由这些形态活动演化出来的实体边疆与虚拟边疆运行的规律。李大龙的《从夏人、汉人到中华民族—对中华大地上主体族群凝聚融合轨迹的考察》（《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1期）从古代中国传盘点传统的族群观人手，梳理了从夏朝到清末古代中国人对中华大地上主体族群凝聚融合的轨迹，认为尽管存在着以政权为名称称呼族群整合结果的现象，但“汉人”、“华人”乃至“中华人”逐渐成为对中华大地上族群凝聚主体的称呼，而清朝“臣民”的塑造及“国民”称呼的出现则使其实现了身份转变。清朝统治者弥合族群之间差异塑造“臣民”（国民）的努力虽然催生着以“汉人”为主体包括其他族群在内的“中华民族”概念的出现，但也只是完成了中华大地上众多族群的凝聚，其内部的融合依然在延续着。冯建勇的《“现代化”叙事中的边疆认知与边疆实践—国民政府时期边疆开发运动的多重图景》（《人文杂志》2017年第4期）认为，国民政府时期中央和社会话语体系中的边疆开发运动，以“建立国家生命线”“实现边疆现代化”为目标，具体过程中则以推进边疆“内地化”为旨趣，执着地探讨边疆移民与边疆垦殖的可行性，并在具体的边疆开发运动中加以践行。尽管边疆开发收效甚微，但却引发了国人对于边疆地位问题的思考，激发了边疆本土精英的自豪感，越来越多的边疆本土研究者开始以本地区为中心，重新审视边疆社会。袁剑的《断裂政治下的边疆治理—民国时期边疆政策实践的语境与维度》（《社会建设》2017年第6期）通过对民国时期地缘政治环境的分析，对影响民国边疆治理的几大重要因素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分析和梳理，认为民国时期的断裂政治、内外部几大力量的周期性影响以及战后五大国格局，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民国边疆治理的执行力度。

熊坤新、平维彬的《超越边疆：多民族国家边疆治理的新思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3期）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支援边疆建设，从声势浩大的“三线建设”到轰轰烈烈的“西部大开发”再到具有世界意义的“一带一路”建设，国家政策支持和地方政府有机互动为边疆地区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绝佳机遇，也为边疆地区超越中国历史上那个“地理上遥远、文化上保守、经济上落后、政治上封闭”的传统边疆形象提供了时代契机。“超越边疆”便是在“一带一路”、全球化以及现代化浪潮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基于多民族国家边疆地区客观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基础，在均衡发展的理论指导下，将边疆地区提升至国际合作前沿区、国家战略纵深区、经济增长潜力区的高度，实现国内各地区更为紧密的联结和整合。

本年度，学术界与出版界有序合作，还出版了一系列与边疆研究相关、主题突出的学术作品，如周平主编的《国家的疆域与边疆》（中央编译出版社），林文勋、郑永年主编的《“一带一路”战略与西南边疆的开放、稳定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程妮娜等著的《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研究》，黄达远、袁剑主编的《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此外，随着学术机制化的有效推进和知识更新的内在需求，本年度还陆续出版了多本边疆研究方面的年度报告和集刊，代表性的如李国强主编的《中国边疆学年鉴201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孙勇主编的《华西边疆评论》（第４辑）（民族出版社）、朱泓主编的《边疆考古研究》（第21辑）（科学出版社）等。

新时代边疆治理与实践

2017年，党的十九大顺利召开，会上所提出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也成为引领和指导我们今后一个时期边疆治理实践的行动指南。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边疆治理与实践将面临新的契机与挑战，除了既有的传统安全威胁，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跨国犯罪、移民问题、跨国水资源处理等各种非安全威胁，也需要学术界加以更具针对性的关注，提出更具可操作性的应对策略，从而更好地为国家需要服务。

此外，新的外部环境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也将在很多方面影响新时期的中国边疆治理实践，如何以更具联系性、全球性的视角和眼光看待中国的周边与外部世界的相关问题，如何认识和应对周边和域外国家所面临的边疆问题，以及这些边疆问题的相关溢出效应，也将是新时代边疆治理和研究领域值得注意的问题。

100年前的中国，苦难深重，当时的学人苦苦思考外部的世界：“并吾国而存立于大地者，大小凡四十余国，强半与吾有通商往来之谊。加之海陆交通，朝夕千里，古之所谓绝国，今视之若在户庭。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也。立国于今之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之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发刊词，1915年）；年前的中国，民族危亡，当时的学人奋力发出这样的呼声：“吾人处于今世，深感外侮之凌逼，国力之衰弱，不惟汉、唐盛业难期再现，即先民遗土亦岌岌莫保，衷心忡忡，无任忧惧！窃不自量，思欲检讨历代疆域之盈亏，使知先民扩土之不易，虽一寸山河，亦不当轻轻付诸敌人。”（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1938年）；当今的中国，已然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之上，我们对中国的认知、对边疆的理解也有了与100年前、70年前完全不同的背景与心态，并在做出新的、更为丰富和全面的理解与阐释。2017年，将是新时代边疆治理与实践的新起点，也将揭开我们进一步推进边疆研究的新篇章。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天下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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