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瞩目的“金砖四国”峰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16日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的“金砖四国”领导人会晤上发表重要讲话，其中提到要结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冲击，解决自身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转变发展方式，争取在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

对此，一些专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提出，要争取率先从国际金融危机中复苏，应该从应对金融危机前期的投资拉动偏重到扩内需和稳外需上来。

4万亿投资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科技支撑和社会保障，中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紧锣密鼓地出台了一系列振兴经济的政策。

在拉动国民经济前进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在政策的驱动下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据国家统计局6月1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5月，城镇固定资产投 资累计同比增长32.9%，增幅比1月至4月增加2.4个百分点。按照测算5月固定资产投资当月增速猛增至38.9%，创2004年以来新高。其中,国有 及国有控股完成投资23055亿元,增长40.6%;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10165亿元,增长6.8%。

扩内需应成为政策着力点

5月当月投资的名义增速回到04年上半年的速度，考虑到眼下投资品价格同比负增长，实际投资速度非常强劲，市场普遍预期接下来还会继续加速。

然而商务部研究院消费经济研究部主任赵萍却对记者表示，这一增速显现了国家刺激经济政策的效应，但是刺激政策可能仅限于短期见好，并不能保证长期高增 长。“最终能保证经济增长的是强有力的内需，如果高速增长的投资不能与终端消费对接，那么眼下投资的高增长最终会回落。”

赵萍认为，高速增长的投资数据并不能准确反映当前的实际经济情况。“投资是未来的消费，而目前我们的投资主要是面向中间环节的投资。”

此外，审计署曾公布，4万亿投资中，地方投资到位情况并不理想，仅为49%。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认为，真正拉动投资的仅为中央投资部分，地方及企业投资增长尚待经济真正回暖，而这要取决于原材料价格的走势，目前还无法判断是否已经触底。

“扩内需促消费应当成为下半年政策关注的重中之重。在外贸不振的情况下，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角色更显突出。”赵萍分析道，“如果高速增长的投资 最终无法由终端消费来承接，在外贸不景气、出口无法消化过剩产能的情况下，会产生新一轮资产泡沫、投资回落、经济结构仍未得到改善等消极影响。”

赵萍分析道：“消费和投资具有不同的发展规律和趋势。宏观政策对投资的影响立竿见影，可能这个月出台、下个月就能从数据上显现出来。而消费的走势呈渐 进性特点，现在调整，可能要两年以后才能显现效果。在金融危机这个特殊时期，依靠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是临时性的，但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却是长期的，应该 利用金融危机这个时机，在注重短期效应的同时更加注重长期效应，努力改善国内消费。这是调整经济结构的重中之重。”

在国家4万亿经济投资构成中，用于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的比重只占1%，用于农村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比重占9%，有将近一半投放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

“虽然国家在医改、社保和农村方面出台了不少政策、做出了不少努力，但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自1978年以来实际上只增长了2倍，而GDP却增长了15 倍，我国的消费占GDP的比率一直在降低，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低10~20个百分点不等。”赵萍认为，下半年国家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城乡居民的 增收上，包括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企业内部分配比率等，在税收上进行结构性减税、调整所得税，以减少收入差距。

以科技促外贸转型在谈到下半年对外贸的政策措施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国际贸易室主任冯雷对本报记者说，应该注重科技投入对外贸转型的贡献。

冯雷认为，科技投入对外贸的贡献范围并不局限于外贸企业，而包括整个外贸产业。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很大，在全球经济环境都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应该抓住这个机遇，对外贸产业进行调整。”冯雷说。

“从表面上看，世界贸易格局、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调整和转移是由劳动力、成本优势推动形成的，制造业转移就是一个例子，但深层次的原因却是科技发展， 发达国家的科技发展促进了产业升级，他们集中精力和资源发展具有高附加值的新产业，而把一些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是产业升级和转移的引擎，它才是主导世界产业格局形成的真正动力。”因此冯雷认为，加大科技投入对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能增强我国的出口优势，那么在未 来的贸易竞争中就有可能取得主导地位和占得先机。

同时，冯雷建议我国对外需的分析应该更加细致，衡量经济的指标要放在具体国家具体分析：“因为某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虽然出现了负值，但实际上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行状况是良好的。相反，某些国家的经济虽然出现企稳和回暖现象，但有些深层次的问题未必得到有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