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金融科技应用端远强于技术端，金融科技的底层技术、IT架构、基本模块、系统组合等“芯脏”仍然由美欧日主导、国际性公司掌控

刘珺/文

金融科技（fintech）从概念到产品、从理论到实践的速度之快令人瞠目，即便不是光速，也远超摩尔定律预测的衍进时长。2016年3月金融稳定委员会对金融科技加以定义，指技术所带来的金融创新，所创造的新的业务模式、应用、流程或产品，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或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式产生重大影响。1609年的荷兰现代金融萌芽，银行、股票和证券交易所的出现即富含技术思维；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电报电话等新科技广泛运用于金融并与全球化相辅相成，金融的技术基因得以确定；之后到2008年，电子技术与互联网更是极大地提升了金融的效率，互联网金融的概念逐步形成，而现在信息技术与金融更是高度融合，科技金融和金融科技互为表里，并辔而行。或许，论及金融科技，常规思路是科技嫁接于金融之上，金融为主，科技为辅，但是这次真的不一样。金融与科技的关系不一样，不仅是范式变化（paradigm shift）和结构变化、不仅是划时代变化（epoch-making），而且是一种新范式（a new paradigm）、一个新时代（a new era）。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内核是智慧生产，是一切皆互联，而与之对应的金融更是网络化、数据化、移动化、智能化的科技先行者。金融与科技已无分野，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且行且一体化”，共同应对时代变化并给出一致的答案：金融科技。

本质不变论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唯一不变的是变化，并且变化的频度和复杂性一再超越历史经验和一般判断，金融科技更是如此。已知的未知（known unknown）是事件会发生，但不知道该事件的发生概率和引致的结果；未知的未知（unknown unknown）是黑天鹅事件，既不知道是什么，也不知道何时发生；两者之间是灰天鹅事件，再加上风险已知且一旦发生影响巨大的灰犀牛事件，等等。那么，如何定义金融科技的变与不变呢？主流观点是金融科技的金融本质没有改变，或者说金融科技没有改变金融的本质，但在新范式下传统的量变到质变是否适用，以及颠覆者（disruptor）带来的新事物与旧事物的性质是否关联直指本质不变论的理论痛点。

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是加速度的，对金融的作用尤其明显。至少两条脉络能够观察到金融科技的渐进质变过程，第一是科技与金融的融合使得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方式和交付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并且效率和功能的提升是革命性的，余额宝四年时间成为全球最大的货币市场基金即是一例；第二是互联网科技的去中心化和去中介化不断冲击并重塑金融的中介职能与定位，甚至重构金融体系的基础设施，如数字货币、ICO（initial coin offering，首次代币募集）、区块链（blockchain）等。以此观之，金融科技的本质是否改变抑或科技是否改变金融的本质尚难定论，但“本质”自身在发生变化，今时之金融已非往昔之金融，无论内因还是外因，无论质还是量。

科技万能论

论及金融科技，将科技的作用置于无上者甚众，原因简单到技术主导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机器对人的替代成为引起最大困扰且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谷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表示，“机器人正在替代人类的重复性工作，我们无法阻止。正是机器人才使得我们的生产效率更高。”富士康用机器人代替工人，一些生产线上原来需要20名－30名工人，但现在减少到5名，剩余工人的工作也变成了按电钮和运行机器。美联社甚至开始使用软件撰写新闻稿，在计算机接手后，美联社每季度的财报新闻从300篇增加到4400篇。而众多学者也认为人工智能将超越人类。霍金预言“人工智能的完全发展会导致人类的终结”；比尔·盖茨预测人工智能将最终构成一个现实性的威胁；《奇点临近》作者库兹韦尔称，2027年电脑将在意识上超过人脑。与此同时，科技创新日新月异，各种新技术应运而生，3D打印技术能低成本打印出细小精密的机械，甚至打印用于医疗的义肢；仿生学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甚至新式武器的研制；自动驾驶汽车通过大数据计算出行路线；物联网、车联网等网络化人的生活。

在金融科技领域，智能投顾、量化投资、大数据和云储存、云计算等也不遑多让，金融的科技含量非线性增长，已然模糊了金融与科技的分界线。作为金融特别是现代金融代表的摩根大通，三分之一的人员与数据和科技有关，甚至称自己是科技公司，其开发出一款金融合同分析软件COIN，原先需要律师和贷款人员绞尽脑汁耗费36万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工作，COIN只需几秒就能完成。金融科技或许要变成科技金融了，科技似乎包办一切了。那么，科技至上是否带来异化，科学主义是否扼杀人文精神呢？其实，科技的瑕疵和技术的缺陷始终存在，不仅很多，而且多为新问题，如网络安全、信息泄露、网络病毒、数据质量、信息降噪等，还不包括未知的不可预见的风险。科技万能显然与人类发展的实践相悖，科技取金融而代之也非符合逻辑的选项，二者的有机融合是大方向。

人定胜机论

仅就机器替代论而言，至少集成到目前为止的证据和成果无法直接得到该推论，或许人类对自身在进化链上的高阶位置仍然自信。人与机器最大的区别是人的思维，并且能够动态调整自己的思维，进而由大脑指挥行动。对于人来说，不变是相对的，变是绝对的，应对变化是“家常便饭”。机器如果替代人，前提是能够像人脑一样动态连续地思考和调整，甚至进行“预则立”的超前思考。对于机器来说，通过程序模拟和数据挖掘可以涵盖以往和选精集萃，不仅再现历史，而且去粗取精合成出最优的解决方案。但是，对于随机的、新的或未发生的，机器是事后修正程序还是前瞻性的预设呢？不妨从中国的传统哲学出发，从道、术、器的角度研究机器究竟代替的是人的工作的哪个部分。如果将“道”理解为人深层次的价值观或禀赋，包括先天自然生成的和后天学习形成的，“术”指实践操作的系统性方法，“器”则是实现操作的具体工具和手段。那么，科技以及机器更多地作用于术和器，即改进劳动的技术和工具，而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是“道”，机器尚无法做到全面“悟道”。机器发展的方向是由人决定的，科技发展的方向也是由人决定的。然而想要不被机器替代，人需要不断自我提升，从简单劳动向复杂劳动、知识型劳动转变，更多地建立人的不可替代性，不能被机器替代的工作越多，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机的协调共进就能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但人定胜“机”的信念能否彻底消除人对机器的恐惧和焦虑呢？显然不能。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之快已突破人的一切大胆假设，AlphaGo显示机器迭代学习的深度和广度，其完胜最好的围棋选手只是结果，重要的是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的逻辑之强大和复杂或许会超出人的控制阈，脸书开发的聊天机器人自创出人类无法理解的语言而不得不停止实验，腾讯的聊天机器人也因“说错话”而下线，机器思辨（machine reasoning）甚至机器思考使会学习的机器变得“不可知”，与人类世界平行的或许是被人创造出来又实现自我“进化”的机器世界，若如此，人与机器孰胜孰负恐难预测。虑及此，金融科技对既有金融体系的冲击必然更大，金融服务的移动化、自动化甚至智能化，货币的数字化，投资的智能化，融资的“比特币化”等，既重塑金融的基础架构和逻辑框架，而且重新定义金融的生产方式和交付方式，进而使金融与经济的交汇、与社会的互动以及与人的关系发生显著变化，其中人与机器如何相处并实现双赢是避不开的原命题，人的至高地位和人对机器的有效驾驭切不可想当然。

中国领先论

根据麦肯锡的报告，截至2015年底，中国金融科技用户超过5亿，市场规模12万亿－15万亿元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一大金融科技市场；根据星展银行和安永的报告，2016年中国金融科技投资额升至88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25％；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报告，中国手机网上支付用户近4.7亿，2016年全年第三方移动支付交易规模达到58.8万亿元；根据毕马威和H2 Ventures的《2016全球金融科技百强榜单》，前十名中国占据五席，蚂蚁金服排名第一。以上成绩单不可谓不斐然，似乎中国在金融科技方面居于领先地位的结论无需论证。

但是，缜密分析的结果是中国的金融科技应用端远强于技术端，金融科技的底层技术、IT架构、基本模块、系统组合等“芯脏”仍然由美欧日主导、国际性公司掌控，特别是硅谷的科技“巨无霸”。对于基础性、共性技术以及未来主流技术的研发和知识产权，中国的领先就更缺乏过硬的证据。与此同时，“另类领先”却此起彼伏，中国一些金融科技在“上量”和急速扩大应用场景的同时，金融乱象换上科技的伪装，在众筹、网贷、P2P等领域以普惠金融之名行非法集资之实，泛亚、e租宝等均是值得反思的案例。因此，金融科技的中国速度的确领先，但全面领先的判断需要清醒的辩证思维。未来金融科技的重点领域是数字货币、区块链、云计算、云储存、大数据、智能投资等，中国若能真正开风气之先，特别是依托金融科技推进普惠金融，既是对国际竞争客观要求的响应，也是金融深化的必然选择。

监管同步论

金融科技推进的同时，监管科技（regtech）也应运而生。实践先于监管是不争的事实，金融实践由于其复杂性、多元化、关联性和系统性，与监管的互动基本遵循变化中规范、规范中变化的轨迹，金融监管一般是在相关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模式相对固定和规模相对稳定后，以必要性为原则决定监管是否跟进以及监管的范围、幅度和力度。因此，不是金融+科技，就必须监管+科技。

首先，科技创造出新的金融模式、平台、产品、服务、场景、需求等，诸多的新金融尚未经过周期的淬炼和遴选，特征不明显且没有现成的监管惯例可循；其次，金融科技涉及的风险和负外部性尚未充分展现，宏观、中观、微观的影响路径和结果尚不清晰，无法有针对性地出台风险防范的政策和措施；再次，金融科技基于大数据，数据是新的石油和黄金，而数据安全、网络安全以及隐私保密等核心问题尚没有系统妥善的解决方案，监管的深度介入没有数据方面的基本保证；最后，金融科技在很多领域突破了既有的程序和流程，甚至程序倒置且流程非线性，监管的切入点和作用里面难以精准拿捏，一旦出现问题监管与金融服务提供者的责任难以准确界定。是故，对金融科技的监管既不是越快越好，也不是越细越好，更不是越严越好。金融科技的发展需要监管规范，但是，与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原则导向的监管在现阶段比规则导向的监管更适合。

原则导向易于明确底线，使得根本性的系统性风险防范得以突出；原则导向易于兼顾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不囿于具体的机构和平台，在新业态的机构形式未固化时先划出功能和行为令行禁止的主线；原则导向易于监管协调，分业监管的纵向行业性规则横向通过大的跨行业原则相互贯通，系统性风险监管上的方向一致和具体事项监管上的各有侧重相得益彰；原则导向易于涵养金融科技的创新土壤，一定程度上避免怕风险而否定创新或出风险就叫停试验的逆向选择。是故，金融科技的监管同步是大方向上的同步，而非具体产品、具体业务或具体行为上的同步，而监管科技的实质应该是运用经验证的技术手段提升监管效能，而非在技术上与金融科技直接竞争和刻意超越，赛车手毕竟是市场主体而不是监管者。

经济虚拟论

金融是最大的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是其根本，金融科技的衍进源于未满足的金融需求，特别是缓解麦金农所定义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金融体系的自我循环、自我实现乃至自我膨胀、自我破坏并非其应有之义。金融危机之后，避免经济虚拟化或过度虚拟化的警示频频亮起，是必要的反思，有未雨绸缪之效。脱实向虚的倾向必须有效遏制，这是共识，不仅是纠正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的自运动，更重要的是实体经济偏离主业过度依靠金融或准金融业务的饮鸩止渴。经济的过度虚拟化是歧路，但虚拟经济的发展壮大却是时代的要求。新经济的内涵和外延均发生了质的变化，其中虚拟经济占比越来越大，从原来的追赶实体经济到与实体经济并驾齐驱再到体量上超十倍于实体经济，消费驱动下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亦占绝对主导，加之虚拟科技的开发和运用无所不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边界已然相互交错，甚至相互交融，任何一种经济形态均难以给出或实体或虚拟的高纯度标签，新经济就是融合体，其显著变化集中体现在：其一是产业分类的界限愈发模糊，传统的产业三分法农业工业服务业难以准确勾勒国民经济的轮廓和结构；其二是生产和消费的先后顺序发生变化，出现生产与消费的高度重合甚至先消费、后生产的逆序现象；其三是GDP指标本身对新经济的反映以及其构成对新要素的反映精确度下降，共享经济、零工经济、互联网经济等与GDP的作用机制尚未全然理清；其四是经济的物理属性在降低，虚拟属性在增强，经济主体越来越轻，柔性增加；其五是人工智能开辟的虚拟空间融入制造业，农业和工业智能化的过程实质是经济虚拟化的过程。因此，经济虚拟化或许是必然的，正向的、有益的虚拟化更是必需的，金融科技也不例外。

金融科技的“百家争鸣”方兴未艾，既然是新生事物，就会在试错中成长壮大，至于将来是什么“百花”如何“齐放”，最终取决于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希望这一论断是科学认知基础上的觉悟，切莫出现黑天鹅事件。

（作者为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学术委员。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与所供职机构无关，编辑：袁满）

（本文首刊于2017年9月4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作者：刘珺】　(编辑：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