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邮电大学 阚凯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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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媒体报道，说“中国可能会取消移动电话漫游费和固定电话座机费”，“以促进消费者增加电信开支”，这就使电信资费又一次成为消费者和各类媒体关注的焦点。

　　我认为，关于取消漫游费和座机费的消息纯属空穴来风，这种作法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但是另一方面，真正合理有效降低电信资费的手段，例如取消手机月租费和开放网络电话，又往往没有引起消费者、维权人士和媒体的足够重视。为此，分别说明如下：

　　漫游费早已完全取消

　　首先，现在根本不存在取消手机“漫游费”的问题。

　　2008年2月13日，经过专家组论证和听证会的听证，原信息产业部和发改委颁布了“关于降低移动电话国内漫游通话费上限标准的通知”，并迅即执行。

　　必须注意的是，这一通知中降低的不是“漫游费”而是“漫游通话费”，调整的不是资费价格而是资费价格的“上限标准”。

　　以北京移动的手机漫游到上海为例，调整前的“漫游通话费”由以下三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就是“漫游费”：北京移动用户的手机到达上海后开机，上海移动发现此手机属于北京移动，于是向北京移动查询，北京移动确认此手机为有效用户后，通知上海移动可以为之提供服务，于是手机屏幕上开始显示“中国移动”字样，上海移动开始为用户提供服务。这个北京手机在上海建立漫游的过程只在到达上海开机的瞬间发生，不过是上海和北京双方移动运营商的计算机检索一下数据库，往返传递少量信息而已。由此可见，这个在历史上形成、曾被我比喻为“开瓶费”的“漫游费”，其成本确实“几乎为零”。但是在调整前，却为这种开机时一次性发生的漫游建立过程，对用户在上海的全部时间内，每分钟通话多收取0.20元的“漫游费”，显然极不合理。

　　第二部分是用户在上海的“本地通话费”：上海当地注册的本地用户在上海使用手机，占用了上海移动通信网络的成本，需要缴纳话费。外地来到上海使用的手机，同样占用了上海移动通信网络的成本，当然也不可能免费。所以，这部分费用的收取是合理的。

　　第三部分是用户在上海发生的“长途通话费”：与用户在北京使用手机拨打外地电话发生的“长途通话费”一样，用户在上海漫游时，其“本地”变为上海，拨打上海以外地区的电话，也自然会发生“长途通话费”。漫游用户在上海接听电话时，拨打电话的一方(尤其是北京的)往往以为用户还在北京，并不知道用户已经来到上海。这时，漫游手机的用户如果接听电话，自然就发生了由北京到上海的长途通话，相应的费用应该由漫游用户承担，同样有“长途通话费”。

　　由以上分析可知，调整前的“漫游通话费”中的第一部分“漫游费”是没有成本依据的，从一开始就在专家组建议的方案中被完全彻底全部取消。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有成本依据，但是考虑到用户在手机注册地本地使用时的实际情况，采取了“就低不就高”的原则。也就是说，专家组的方案对漫游状态下的“本地通话费”引入了“接听免费”(俗称“单向收费”)；而对“长途通话费”也采用了IP电话的资费上限。这样，“漫游通话费”的“上限标准”建议方案就成为：

　　—— 漫游时拨打电话：“漫游费”取消，“本地通话费”上限(每分钟不超过0.40元)加“长途通话费”上限(每分钟不超过0.30元)，共计每分钟不超过0.70元。

　　——漫游时接听电话：“漫游费”取消，“本地通话费”上限(每分钟0元)加“长途通话费”上限(每分钟不超过0.30元)，共计每分钟不超过0.30元。

　　在此基础上，经过听证会收集意见，主管部门在最后确定的方案中，把“漫游通话费”的“上限标准”调整为：漫游状态下拨打电话每分钟不超过0.60元，接听电话每分钟不超过0.40元。(实际上，今天的漫游套餐都已大大低于这一上限标准。)

　　由此可见，在调整后的“漫游通话费”中，“漫游费”已经完全取消，现在根本不存在再一次“取消”的问题。现在一些媒体报道的所谓“漫游费”占据运营商收入(或利润)的百分比，实际上不是什么“漫游费”，而是“漫游通话费”中的“本地通话费”和“长途通话费”。

　　当然，如果要进一步降低漫游状态下的“本地通话费”和“长途通话费”，也完全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同时考虑以下二个问题：

　　第一，漫游收费与非漫游收费的关系问题：当用户没有漫游时，相应的本地通话费和长途通话费，是否也应该随着漫游状态下资费的调整而调整？如果不调整，就会出现手机漫游时与非漫游时的资费“倒挂”；但是如果调整，所调整的就不仅仅是漫游资费，而是移动通信资费的全部。

　　第二，手机收费与座机收费之间的关系问题：目前，我国政府监管部门规定的长途通话费上限标准，并没有区别固定电话与移动电话。如果手机的“长途通话费”下调了，固定座机的长途通话费是否也必须下调？显然，如果固定座机的费用不作相应调整，是不合理的；但是如果调整，所牵涉的就绝不仅仅是手机，而是所有电信业务的长途资费。

　　取消座机费没有依据

　　至于“有线市话取消座机费”的传言，更是没有依据的。

　　众所周知，每一部市话座机都占用着自己专用的用户线和终端交换机容量，这是占据有线市话网络绝大部分成本的设备，但又是各个用户的“独占资源”。当某部座机没有通话时，这些设备不能由其他用户使用。因此，一个座机的用户，无论他打电话多少，甚至一个月内是否使用过，对市话网络的占用及其成本，基本上都是相同的，理应通过缴费承担这部分成本，于是产生了有线市话的“月租费”(俗称“座机费”)。这就像汽车公司的“包车”，即使客户在一段时间之内没有乘车，但是因为这部汽车不能由其他乘客使用，所以也必须缴纳包车费。

　　但是另一方面，既然座机的通话量与成本基本无关，所以市话座机应该取消的是市话通话费，而不是月租费。这就是说，在本市范围内应该对座机实行不限量的“包月制”，即只收取月租费，而不收本地通话费。

　　目前我国有线市话的收费方式，是月租费和通话费二者并行。其原因是，为了实现电信普遍服务，有线市话基本上是微利甚至亏损的。如果立即实行包月制(即取消通话费)、为了收回成本，月租费势必有较大提高，这就使一部分低收入的住宅用户(尤其是农村)可能装不起电话。但是另一方面，目前这种收费方式的结果，打电话多的用户就负担了高于成本的费用，实际上是在补贴打电话少(或没有打电话)的用户。

　　为此，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我国有线市话收费方式的发展方向是，降低座机的本地通话费，增加其中所含的免费通话时间，以各种套餐或优惠的方式，逐步向本地范围内不限量的“包月制”过渡。

　　手机月租费必须立即取消

　　必须注意的是，移动电话的成本结构与有线市话根本不同。移动通信网络的各个组成部分，例如基站、交换机、中继线等等，基本上都是全体用户共享的，在移动通信网络的规划设计和相应成本中就是如此，属于网络中的“共享资源”。这就是说，当某个用户不使用这部分网络容量时，其他用户完全可以自由使用。这样，当用户没有用手机通话时(尤其是关机时)，基本上没有占用移动通信网络的容量，也不发生相应的成本。所以，移动通信企业向手机用户收取月租费是没有成本依据的。

　　由此可知，移动通信网络与有线市话网络不同，更像我们在路边临时乘坐的出租车，其设备容量由全体用户轮流分享。所以，就像出租车按照里程计费、没有“包车费”一样，移动通信的资费也应该完全按照用户的使用量收费，没有理由收取月租费。正因为如此，虽然近年来我国的手机套餐中已经普遍“包含”了月租费，但是对于没有订购套餐的手机用户(例如一部分后付费用户)，其月租费也应该完全取消。

　　网络电话必须立即开放

　　网络电话是在互联网上的话音通信，在全球范围内通话免费，就与QQ或MSN上的话音聊天一样。尤其是全球已经有几亿人使用的Skype，早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免费电话”，不但在欧洲的手机上广泛使用，甚至已经直接预装在香港等地购买的手机上。如此一来，无论用户走到哪里，都可以享受免费的全球通话。相形之下，所有对漫游费、长途费、通话费的争论都已经失去了意义。

　　不幸的是，我国的有关部门为了保护国有电信企业的利益，一直对这种基于互联网的新型电话技术进行限制甚至封杀。原信息产业部在2005年规定，委托中国电信在深圳和上饶、原中国网通在长春和泰安，分别进行网络电话的“试点”。这种作法实在是天大的笑话，无异于委托老虎研究如何自我剥皮，绝对是“与时俱进”的新版“与虎谋皮”。不出所料，“试点”至今已经四年，但其结果却杳无音信。不但当地的消费者，而且营业厅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听说过此事。原信产部还同时规定，除此以外的全国范围内，网络电话的经营和使用一律“非法”，这种作法在世界上更是绝无仅有。

　　实际上，尽管种种政策的围追堵截，网络电话却始终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它早已通过计算机、网吧、话吧等各种方式，被我国广大消费者越来越普遍地使用。更何况，中国电信号称3G的“天翼”套餐，其主要卖点之一，就是可以用手机上的网络电话实现免费通话。这就导致淘宝网等网站的水货手机(尤其是港版)销量爆炸式增加。据保守估计，国内具有WiFi功能的水货手机已经至少上千万。

　　面对这种情况，我国主管部门现在已经不得不羞羞答答地对国产手机开放了WiFi，其条件是与无人问津的WAPI兼容。但是如此一来，用户无论使用WiFi还是WAPI，都完全可以自己在手机上免费下载Skype，原来对于手机网络电话的最后一道政策防线也已宣告失守。

　　在这种尴尬的局面下，建议主管部门立即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开放所有有线和无线终端上的网络电话。同时建议规定，手机上的无线局域网(WLAN)配置，由制造商根据用户需求在WiFi、WAPI或二者兼容之间自由选择(只要不使用WAPI的保密认证功能，就是标准的WiFi)。这样作尽管有“马后炮”之嫌，但是“亡羊补牢，犹未晚矣”。非如此，就更不足以证明自己代表先进生产力，更不足以证明自己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了。

　　降低资费的根本在于竞争和新技术

　　毋庸置疑，我国的电信资费仍然有很大的下降空间。中国移动 “保值增值、做大做强”的“业绩”就是明证：2008年其税后净利润率高达27.4%，全年净利润1,128亿，每天高达3亿之多，已经成为全世界最赚钱的电信运营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禁要问，一年之内从全国百姓身上攫取如此骇人听闻的暴利，而且不向国家上交，这样的国有企业还属于人民吗？因此，广大消费者对降低电信资费的诉求，不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更是完全正当的，不过是行使自己作为国家主人的权力而已。

　　但是，电信资费的下降，必须符合科学发展观，必须根据电信行业的实际情况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必须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因此，主要不应该依靠行政命令这个“有形的手”，而是依靠市场经济这个“无形的手”，主要不是通过“政府定价”，而是通过“市场定价”。也就是说，降低资费必须依靠市场竞争的深化和新技术的推广。

　　例如，十年来我国的电信资费之所以有了大幅度的下降，其主要原因就是开始打破了原邮电部政企合一的独家垄断，使消费者有权对运营商的服务进行比较和选择。又例如，自1999年开始，我国的长途电话费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其原因就是开放了IP电话的使用。

　　但是，无论是竞争的深化还是新技术的推广，起关键作用的都是政府。在我国今天的电信行业，这就是政府部门是真正“三个代表”，还是口是心非、伪装“三个代表”的试金石。网络电话在我国是否开放，究竟什么时间开放？手机月租费是否取消，究竟什么时候取消？有线市话的收费方式是否向包月制过渡，究竟如何过渡？对此，全国人民、全国的消费者正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