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金服》　　从支付宝到新金融生态圈　　廉 薇 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7月出版

——从《蚂蚁金服》说开去

　　⊙黄益平

　　蚂蚁金服并非数字金融的原始发明者，但今天它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数字金融公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假如没有蚂蚁金服，数字金融行业肯定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如果向身边的朋友随机做个调查，会发现一千个人的心目中有一千个蚂蚁金服。创新、贪婪、颠覆、谦卑、霸道、弱势、谨慎、激进……人们用这样一些含义完全相反的词汇来描述对蚂蚁金服的印象。这也许是因为蚂蚁金服是一家动态、多面的公司，业务模式尚未成熟，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尚存很大不确定性。

　　蚂蚁金服提供了一个在现实生活中重温金融产生、发展过程的机会。金融交易最初都是由实体经济的需求所催生的。阿里巴巴做网购平台，需要解决支付问题，但支付的前提是信任。无论从技术角度还是从意愿角度看，当时的商业银行都无法令人满意地解决淘宝的难题：交易数量巨大，单笔金额很小，通过人工来完成这样的支付交易，必定成本高、收益低。阿里巴巴提供担保，建立支付宝个人账户，并利用数字技术提高交易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同时降低成本，正是顺应实体经济的需求而为。

　　蚂蚁金服的故事很复杂，要准确地理解它所走过的每一步，并不容易。但套用微观经济学的框架，每家企业都是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目标函数的最大化，蚂蚁金服也不例外。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的高管声称要发展普惠金融，为平民服务，让世界不再有难做的生意。我丝毫不怀疑他们的真诚和情怀，但归根结底，蚂蚁金服的经营目标与其他大多数企业是一样的，就是追求收益最大化，没有这一条，蚂蚁金服也就无从立足。

　　蚂蚁金服追求收益的经营也受到一系列条件的约束，特别是金融环境、数字技术和监管政策。可以说，这三个约束条件的动态演变，决定了蚂蚁金服的生存空间和发展轨迹。

　　第一，我国金融体系庞大，但金融服务供给不足，存在一个巨大的空白地带。今天的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已经种类繁多、数量巨大，但这个金融体系的服务对象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服务于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和高净值人群。应该说，金融机构服务通常只能覆盖最上层的20%的客户，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

　　这种金融环境催生了活跃的民间金融，也为蚂蚁金服和数字金融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阿里小贷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当年阿里发现淘宝平台上的很多网商有融资需求，就主动寻找商业银行合作，为其提供贷款。但因大多数网商不能满足商业银行融资的资质要求，在阿里推介的100家网商中，往往只有两三家能获得贷款。因此，阿里决定另起炉灶，通过分析网商的交易活动和现金流等数据来判断他们的信用状况。

　　余额宝是另一个故事。我国百姓缺乏投资渠道，小额资金出路就更少。余额宝让百姓不但有机会享受货币基金较高的投资回报，而且还不影响随时支付的需求。余额宝2013年6月上线之后高速成长，让合作方天弘基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基金一跃成为国内市场的龙头老大。当然，这个快速发展也跟当时货币市场隔夜拆借利率一度上升到10%的独特金融环境有关。几年后，随着吸引力的下降，蚂蚁金服推出了拥有更广泛投资产品的蚂蚁聚宝（现已更名蚂蚁财富）。

　　第二，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为蚂蚁金服的金融梦想提供了技术支撑。数字技术的核心一是智能手机，二是大数据分析。智能手机可将大量潜在客户黏在终端上，不需要通过设立实体分行去拉客户，获客成本大降。大数据分析则无需见面便可评估客户的信用，而且通过发挥互联网平台的长尾效应，能将金融服务的边际成本压到几乎为零。因此，数字技术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支持普惠金融的发展。支付宝在2003年上线，用了大概5年，用户突破1亿。2009年推出第一版无线客户端，支付宝才发展成几乎人手一个的支付工具。去年，支付宝注册用户超过8亿人，实名用户4.5亿人。

　　计算技术的进步同样至关重要。据蚂蚁金服提供的数据，每笔支付交易的成本已被压到两分以下。在2010年，支付宝可支持每秒钟最多几百笔的交易，今天这个数字已达每秒钟12万笔，而且还在快速上升。日本超市的店主非常欢迎中国客户用支付宝或微信，因为手续费仅0.1%，而银联支付手续费是3%。

　　阿里小贷和网商银行实现了贷款的“310模式”，即三分钟申请、一秒钟到账、零人工干预，其前提是已经评估了潜在的客户的信用。刚开始时，阿里小贷只是利用淘宝和天猫平台上的网商和个体用户的信息做分析。大数据分析帮助解决了传统金融机构信用评估难题，迄今，阿里小贷已为500多万客户提供贷款，平均额度在3万元以下，平均周期为七个月。网商银行立志要服务1000万家小微企业，也只能依仗大数据分析才有可能实现。目前，他们正在尝试说服一些地方政府利用工商注册、税收、工资、电费等方面的数据建立企业公共信息平台。蚂蚁金服还在2015年成立了芝麻信用公司，建立个人信用系统。

　　第三，我国的监管政策既给数字金融创新提供了空间。数字金融行业刚开始快速发展时，一些专家明言马云的金融成就无法复制，因为其实质仅是监管套利。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比较离谱。不过，我国数字金融的发展，确实得益于监管部门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

　　除了网商银行等个别业务板块，蚂蚁金服的很多业务都是“先生孩子再报户口”。比如，支付宝在2003年上线，直到2011年才获得央行颁发的支付牌照。二维码支付的尝试和合法化，所体现的也是同样的发展逻辑。一开始，监管部门对二维码支付的安全性有所担忧，但在看到其在实践中取得的成果以后，便接受并规范了这种支付形式。2015年1月，央行发布了允许8家机构进行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蚂蚁金服迅速成立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监管部门这种容忍创新的做法和国际上的“监管沙盒计划”的做法很有相似之处：既关注风险，又允许创新。

　　蚂蚁金服的故事还远未结束，它解决了一些问题，但还有更多问题尚未解决，并且引申出了一些新问题。这些问题能否有序解决，决定了蚂蚁金服最终将成为一家什么样的机构。以大数据为例，即便像阿里巴巴和腾讯这样的公司所拥有的数据，也只是企业数据。商业机构如何联合政府一起推动建立真正的大数据，以支持金融决策？如何在保护隐私和支持创新之间取得平衡，国际上还没有成熟的先例可循，蚂蚁金服和中国的其他数字金融企业有没有可能走出一条可行之路来？蚂蚁金服和其他一些公司都在努力扩建自己的数据库，这项工作十分艰难，只是一旦一家商业机构掌握了大量有关企业与个人的数据，又如何保障公众及政府不担心由此产生的经济与社会安全风险？

　　监管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除了眼下广受关注的监管当局是否会给芝麻信用发征信牌照和是否会允许网商银行远程开户，还有很多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尚未认识清楚的问题。比如由余额宝带动的各种“宝宝类”产品，直接导致资金在银行体系外循环，且资产与货币之间可瞬息转换，这对货币政策提出了新挑战。我国目前实行分业监管体制，但数字金融业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具有混业经营的特征，如何监管数字金融是一个新课题。对蚂蚁金服这样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数字金融公司，监管就更复杂。另外，大数据分析，包括智能投资顾问，会不会导致金融行为同质化，从而放大市场波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应对，都会影响未来蚂蚁金服发展的模式。

　　最近，蚂蚁金服的战略定位作了重大调整，其在未来的目标是做金融业的天猫，也就是说，为其他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提供交易平台，不再独立生产金融产品，不再去申请新的金融牌照。这个战略能在多大程度上落地，尚存不少制约因素。与天猫上交易的商品相比，金融产品具有更大的信息不对称的特征。蚂蚁金服如何在信用文化不够完善的环境中支持金融交易双方的信心？另外，怎样让其他金融机构确信已持有不少金融牌照的蚂蚁金服真会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产品销售平台？且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