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主克鲁格曼最近说“在他的有生之年都难以看到人民币国际化”。我无从知晓他为什么对自己的有生之年如此没有信心，但是他的这番言论让我联想起欧元成立前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对欧元的评价。人民币国际化已经是确定的事实了，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类似评价只会有增无减。不仅有人会压上有生之年，甚至更严重的都可能发生。

因此我将这番言论看成是阴谋论，不是因为我真的认为这番言论是阴谋，而是要通过阴谋论的定义来提醒人民币国家化的道路将要面对怎样的困难，怎样的阻挠，和怎样的误导。如果美国的诺贝尔奖得主们预言不了美国的金融危机，那么他们更预言不了人民币国际化。这不是诺贝尔奖的失败，这是西方经济学的问题。

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具备了天时，地利和人和的条件，人民币国际化的真正困难来自中国自身，确切的说是来自当前的制度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影响导致的问题。

此次金融危机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天时的条件，美元和欧元的自身问题使他们无暇他顾，在一段时间内将不得不专注于国内问题的解决，由此产生的货币供应缺口提供了人民币拓展的空间，市场本身就在期待强势货币。

香港成熟的金融体系和完善的金融制度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地利的条件，将香港定位于从资本市场角度协助人民币国际化，将上海定位于从贸易项下和自身建设角度协助人民币的国际化，就可以解决人民币国际化需要的资本市场问题。将国债和部分合格的企业债通过香港的资本市场发行，试点香港市场人民币股票，逐步培育国际人民币资本市场，使香港担负起人民币国际化先锋的任务。同时将贸易项下人民币结算的重心放在上海，加快国内资本市场的建设，推动国外企业在国内上市，使上海承担起人民币国际化自身建设和贸易结算的任务。在这样的安排下，通过香港和上海区别侧重的起始发展方向和一段时间的试点运行，就可以逐步根据市场需求扩大规模，使两个市场的发展内容和方向趋同，由市场来决定哪个地区在那些项目上能够真正国际化，直到资本市场成熟的时机来临。

中国的加工产业体系和作为世界工厂的国际地位，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人和的条件。人民币国际化所需要的贸易结算需求和储备需求是由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无可替代的国际地位来实现的。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人民币国际化之后的基础，都是以世界工厂和贸易项下的资本优势为基础的。这一有别与美元和欧元的特点使得人民币得以成为与美元和欧元角逐，形成三足鼎立形势的关键。

作为世界工厂和世界最有潜力的市场，中国原本以美元表现的需求可以直接转化为人民币需求。对中国提供商品的国家，原本要承担美元波动的风险。中国可以承担起这些国家输往中国产品的汇率风险，以人民币对这些国家的产品作为结算货币，由人民币和中国的企业来承担汇率兑换的工作。在这样的条件下，不仅可以使输往中国的产品摆脱汇率风险，而且也便于中国企业核算成本，使问题简化成为人民币对美元和欧元的问题，从而促使依赖中国需求的国家形成共同的人民币区域经济体。

承担汇率责任，提供需求和资本输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三大任务，中国不应当将重点放在大宗商品上与美国角逐，也不应当将重点放在资本市场上与欧元角逐。尽管这两个方面都是人民币国际化必须发展的领域，但人民币的基础在于贸易投资和作为全球工厂的优势上，这一地位是美元和欧元所无法匹敌的长期优势，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根基。

将人民币需求，资本输出与汇率责任结合起来，就是人民币国际化成为结算和储备货币的关键。这项工作做好了，人民币的资本市场自然兴旺蓬勃。这项工作做不好，人民币资本市场的发展也会步履重重。所有人民币国际化策略的制定都只能围绕这一原则。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也是以资本输出和贸易项下人民币结算的进展程度作为衡量标准的。人民币国际资本市场的建设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因素，人民币贸易结算和资本输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基础。只有把这个基础打实，才能应对金融资本市场的各种冲击和波动，才能应对美元和欧元的压力，成为与美元欧元并驾齐驱的国际结算储备货币。

人民币国际化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就是将处于同一生产链上的不同国家的生产者，通过使用同一种货币的方式来消除汇率风险，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强整体生产链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从而确保产业链在国际化过程中的稳固地位。人民币由于其世界工厂的地位和实力，以及人口的优势而不得不承担这样一种带头责任。因此利用好这次天时地利人和的机会，对于依赖中国需求的国家而言同样是一种历史的发展机遇。

港币是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上必须统筹考虑的因素，否则港币就会失去位置反而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隐忧。香港与内地的紧密程度远远超过美国，联系汇率在未来的弊大于利。港币延续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在人民币兑美元出现大幅波动时，港币的稳定性就会出现问题，容易成为套利狙击的目标。人民币对美元的持续升值也会为香港输入通胀，使港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港府到了将港币与人民币国际化共同考虑的时期，错过这一时机对人民币和港币都不利。

港币可以在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上扮演极为重要和特殊的作用。不应惧怕港币的自由浮动。港币持续盯住美元，香港的竞争力会受制于美元的衰退，香港以金融资本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有资产低估的风险，如果美元与人民币波动幅度加大，港币有被狙击的风险。当联系汇率导致香港的生活成本高启使各种经济活动的盈利不足以维持当时的实际工资收入时，长期性的衰退就会出现，狙击的时机就来临了。港币如果采用盯住人民币的策略，就与使用人民币无异。因此在适当的时机采用自由浮动的方式对于港币的独立性和香港的竞争力都有好处。香港未来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同样要求港币要自由兑换以摆脱对美元的依赖，防止资本流入或者流出时对金融体系的冲击。

港币的自由浮动可以作为人民币自由浮动的参照。人民币的国际化必然要面对与国际资本市场的融合，摩擦和冲击是不可避免的。港币作为夹在人民币与美元间的货币，也必然要面临相关难题。以人民币为后盾，以港币先行浮动为试点，对于港币和人民币都有稳定的好处。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游资难以对港币进行恶意冲击，港币可以通过自由浮动完成市场定价区间的探索，同时找到与美元和人民币的合理区间，增强香港的竞争力，为人民币未来的自由浮动提供参照，并在时机成熟时促成人民币的自由浮动。当人民币完成自由浮动后，港币在未来无论是选择自由浮动还是与人民币挂钩都可以视香港人的利益所在和经济现状而定，可进可退，一切视乎香港的经济竞争力和成本而定。

香港在金融业发展方向上的定位应当更宽，人民币国际化是香港难得的发展机遇。

人民币国际化不仅需要人民币资本市场，更需要一个国际性的资本市场。这个市场不仅要解决人民币交易问题，还要解决美元欧元和其它币种的交易问题。这个市场提供的是亚洲的投资机会，面向的是全球的投资者。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必然导致这个市场的形成，亚洲地区需要由亚洲主导货币为基础的全球性资本市场。也只有这样的市场，才能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资金和流动性的保障，才能促成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单纯的人民币资本市场意义和作用都有限。香港应当利用这样的机会定位在这样的位置上。

香港和港币的定位应当参照伦敦和英镑，将香港打造成为亚洲美元，欧元和人民币的离岸中心。人民币的交易本身就涉及各种货币兑换交易和以不同币种计价的资产，市场的品种和流动性越强，对于人民币在其中的发展越有利。人民币国际化需要这样的市场，也依赖这样的市场，香港和港币因此而具备了广阔的发展前景。让港币在适当的时机自由浮动，将香港和港币定位于亚洲区域的国际货币金融市场，不要让人民币去东京寻求流动性，而要让亚洲各国到香港获得投资机会和流动性的保障。从未来来看，人民币成为与美元和欧元并驾齐驱的国际储备货币要求香港和港币承担起与纽约和伦敦一样的离岸市场功能，无论如何亚洲区域都需要这样一个市场来确保亚洲资本金融业的独立发展和稳定性，香港能不能抓住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利用这一独特的跳板完成亚洲金融中心的建设就要看香港自身了。

香港有上海不具备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体系，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不能完全以上海为中心。意识形态和制度因素会成为制约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因素，只有香港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因此资本市场的发展以香港为中心较为适宜，香港的定位则不能局限于人民币本身，而是要打造美元和欧元及人民币的共同市场。香港与上海分别发展，由市场来决定资金在未来的去向。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上海成为人民币的中心，而香港发展成为亚洲金融业的交易中心。香港在发展过程中建立的人民币业务也就自然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部分。忽视香港的地位和作用，是忽视制度因素对人民币国际化影响的一种表现。制度因素即使现在不发挥负面作用，不保证将来不发挥作用。即使不会自然发挥作用，不保证不会人为挑起事端。政治是货币的一个基本构成因素，要对这一问题有足够的防范。

香港的优势相对于大陆始终建立在制度，素质，环境和渠道的优势上。只是这种优势原来表现在贸易领域，现在要转移到金融领域。香港在很多领域如果能将制度，素质，环境和渠道优势与大陆的成本和市场优势结合起来，发挥作用的领域将会非常多。反而局限于香港本身不与人同是非常不利的。

只要中国的经济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人民币就会保持强势，在美元波动的情况下，人民币需求直接采用人民币购买就不是难事。只要建立人民币的国际资本市场，人民币在强势的条件下就会吸引投资者储备人民币，人民币的国际化也不困难。人民币国际化的真正现实困难来源于国内，来源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还不完善，产权仍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制度的要求，计划经济的手段仍然在广泛应用，人才缺乏观念落后，法制和民主建设离国际发达水平还很远等等自身问题。这些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真正障碍。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到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和依赖。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军事，政治，文化，民主和法制问题。如果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认识没有到达这一程度，那么克鲁格曼先生把有生之年压上就压对了。要知道人民币国际化没有第二次机会，只能一气呵成。一旦市场对人民币失去信心，下一次机会又不知道何时才可能出现，连我的有生之年都不一定能看到人民币国际化了。

温总理说“重要的是首先把我们自己的事做好”。这个原则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同样适用。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只剩下我们是否知道应当做什么和怎样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