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央行在其网站上公布了今年一季度货币量和信贷增长情况。尽管此前市场对中国的信贷和货币量的巨大增长均有预期，但官方数字的公布还是“刷 新”公众的惊讶。3月份信贷新增1.89万亿元，增幅达到了历史性最高值29.78%，M2余额达到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5.5%，M1余额为 17.7万亿元，同比增长17.04%。流动性继续泛滥导致市场短期利率继续下降，企业和居民活期存款账户金额大量增加，显示新的购买力即将“潮涌而动 ”。可以这样说，中国目前实施的是“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其宽松程度已经极大地超越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水平。

     从本轮信贷狂潮， 至少可以察觉到一些重要的信息。一个是信贷狂潮中的“数量质疑论”往往是一些希望政府发动通胀促使资产价格上升的势力，他们会大声叫嚷，认为信贷其实发放 得并不多，相当部分是“票据融资”或者是“存贷循环虚增”，他们只不过希望央行继续保持“超级宽松”的势头。实际上，听从政府指令的商业银行在经济下降时 期的信贷扩张，其“预热”的方式一定是通过票据（即利用大企业的信用），随着“预热”结束，票据融资一定会出现大规模的回落。

     另外一个是中 国的商业银行在中国经济遭遇世界性金融危机冲击下，并没有转型到应然的“风险——收益对称”模式，更多地听从了政府的指令而不是市场的判断。例 如，1997年之后实施的行长对坏账的负责制（也许本身也没有实施过）、“坏账上追二级”基本上也不严格实施，取而代之的是“讲政治”下的提高“坏账容忍 度”。这样做的原因是防止商业银行发生过去的“惜贷”现象，导致信贷无法“托住”经济增长，从而无法完成GDP“保8”的任务。当然，这样做“有利有弊 ”，从某种意义上纠正商业银行在市场自发机制下的“信用收缩”，但也许会造成另外一些后果。如果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采取的是“财政单兵突进”， 防止货币失控（限制银行信用扩张），而2009年的中国政府采取的是“透支财政信用下的货币狂飙”。

     第三个信息是，中国的四万亿财政支出撬 动银行信用的经济拯救主要是通过国企、银行和地方政府来实施的。中国政府一直在提高市场主体的杠杆率，因为经过重大改革的中国银行业尽管没摆脱政府指令控 制，但是它们还是能遵循一些重要的信用投放规则，例如项目资本金约束（有了资本金才能“撬动”对应的信贷，这也可以称之为“杠杆率”）。而地方政府和企业 面临最大的授信困境之一就是资本金不足，于是中国政府通过代发地方债来充实地方政府的资本金，通过许可并购贷款来提高企业自有资产。这一系列的运作表明， 跟国外的“去杠杆率”不同，中国政府为了对抗危机，正在加速提高“杠杆率”。

     正如黑格尔所说：“人们通过学习历史知道人们从不向历史学习， 因为他们总认为这是新的历史”。作为奥地利经济周期学派的信奉者，我们不认为中国政府的支出就可以高效而迅速地弥补市场衰退导致的需求空白，而是更关心中 国“透支财政信用下的货币狂飙”造成的相对价格变化以及不同人群（底层、经济强势权力层、以及工薪阶层）的实际货币余额变化。
 

     用奥地利学派学者ISRAEL.KIRZNER话说，“更关心这种市场过程带来的‘断裂’和‘变异’”，比如我们担心，政府的“财政撬动银行信用” 的拯救让资源更多地聚集在强势上游部门（钢铁、石化、房地产）身边，由于终端需求不足，下游（出口制造业、农业）继续保持萎缩状态，无法接纳上游的转嫁， 于是上游形成“消化库存—产生新库存—又去库存”的尴尬怪圈，并催生出比较剧烈的通货膨胀。而这种通胀发生于全社会收入流下降之际，这对社会将产生无法估 量的震荡性影响。而这个故事所蕴含的经验并不是新的历史。（参见专栏前文《恶性通胀并不遥远》）

     另 外，央行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外贸顺差收窄很快，外汇储备增长幅度也急剧降低。我们认为，美国、欧洲以及其他外部世界给中国提供的未来出口空间非常有限，净 出口对中国GDP拉动贡献完全丧失。因为民选政府并不需要用强烈的经济增长来体现其执政的合法性，他们也并无中国和美国那样强烈意愿用巨大财政赤字刺激经 济，相反他们更愿意享用对华出口空间来平衡其贸易。中国的FDI流入变得衰竭，同时资本离开数量变得越来越大，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应该防范未来5年可能会遭 遇“双赤字”的阶段。（参见前文《提前应对未来“双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