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67岁的荣智健引咎辞去中信泰富董事长一职，舆论哗然。作为如今荣氏家族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中信集团的五号人物，荣智健黯然挥别为之奋斗二十年的中信泰富，有无奈，更不舍。

　　去年十月，中信泰富在港交所公告，为了降低西澳洲铁矿项目面对的货币风险，签订若干杠杆式外汇买卖合同而导致亏损。根据中信泰富近日发布的2008年业绩，中信泰富2008全年因此合同直接带来税后亏损146.32亿元港币。业绩巨亏、股价大跌、股民指责、司法介入，尽管荣智健仍表示自己对合同“不知情”，但辞职成为他不得不给出的交代。

　　4月11日，正在泰国出席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记者会上回答中信泰富有关问题时表示：“在弄清事实做出处理后，要认真吸取教训。包括经营理念、经营方向、管理水平和加强监管等方面，都有不少教训值得吸取。”

　　亏在“不听老人言”

　　如今回想半年前，荣智健针对因投资金融衍生品巨亏的那番“20年来公司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今后会尽量重新振作，要接受教训”的表态显然有些苍白无力。

　　那么荣智健做错了吗？在一些人看来，签订累计期权(Accumulator)式的杠杆式外汇买卖合同，只是中信泰富未来宏伟战略中的一次“失误”，只是这次赔大了。但倘若说中信泰富巨亏是偶然事件，且荣智健对此无责，就显得有些不客观。中信泰富在“经营理念、经营方向、管理水平和加强监管等方面”的缺失确实值得深思。

　　祸端可能要追溯到几年前。早在2006年，荣智健曾展望了中信泰富的三大主营业务：钢铁、航空、地产。在荣智健看来，未来几年中信泰富将把钢铁业务作为主要增长动力的核心业务，而航空、地产成为了“守成”式的日常营收业务。

　　为了拓展这一个“核心业务”，中信泰富曾先后收购了内地三家龙头特钢企业。2008年中信泰富全年特种钢业务净利润大幅提升68%，盈利达28.44亿港元，成为对中信泰富利润贡献最大的业务，毫无疑问，这体现了荣智健在挑选行业上的睿智。

　　然而，荣智健似乎忽视了一个最为基本的投资原则：多元化投资要遵循分散性原则。中信泰富的主业中的钢铁、航空、电力、地产，都是强周期性行业，这意味着在经济处于上升周期，其业务就能够获得超额回报，然后一旦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增长乏力，甚至出现亏损的弊端就很容易显现。

　　在此轮全球经济增长周期中，铁矿石价格节节攀升，于是，摆在荣智健面前的是如何才能对冲成本价格攀升给利润带来的巨大侵蚀。就在此时，投资银行开始蠢蠢欲动，向类似中信泰富这样的“目标客户”推荐所谓高杠杆“金融衍生工具”产品，来规避“澳元不断升值”所导致的铁矿石价格不断攀升的成本风险。

　　在投资银行口中千好万好的一种名为累计期权(Accumulator)的金融衍生产品最终让中信泰富伤痕累累。该产品多由投资银行出售给高端客户，在合约签订的年限内，客户可以恒定价格持续购入外汇，出于对未来铁矿石价格上升和澳元不断升值的担心，中信泰富选择了澳元作为买卖产品，但也正因只考虑了对升值的担心，这笔合同并未考虑相关货币贬值而设定止损金额，从而为日后的无限量亏损埋下祸根。事实上在中信泰富事件之前，累计期权因为高风险在业内已经声名狼藉，并获得了“I kill you later”(我早晚灭了你)的绰号。

　　但在荣智健看来，中信泰富巨亏并非孤例，而只是众多不幸者中最不幸者。他曾坦言：“我不认为买这种产品的只有中信泰富一家。近年来，许多中国公司去国外收购矿产和能源资产，尤其是在澳大利亚。但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扬和澳元在前一阶段一路走高使得他们的确有对冲风险的需要。”

　　现如今看来，中信泰富因为“投机”金融衍生品遭受如此大的损失，致使荣智健“非典型谢幕”恰恰是印证了其曾祖父荣熙泰那句“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的训诫是多么具有远见卓识。

　　二十年风光远去

　　自荣熙泰以降，历经荣德生、荣宗敬兄弟兴业，荣毅仁维系，荣智健已经是近代荣氏家族第四代了。今年1月，《荣氏宗谱·梁溪卷》举行了颁谱庆典，荣毅仁、荣智健父子的录入显得浓墨重彩。耐人寻味的是，正当颁谱庆典之时，正是荣智健被中信泰富巨亏案弄得焦头烂额，备受各方压力接受司法调查之际。

　　不可否认的是，近代荣氏家族的命运映射出中国现当代历史和民族工商业的沿革。而荣毅仁、荣智健父子的勇敢抉择更是改变了历史。

　　改革开放初期，被陈毅称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向邓小平提交了《建议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在邓小平的应允之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今中信集团的前身)成为了直属国务院的投资机构，成为“中国在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而这也是中国日后成立一系列“窗口公司”的发端。

　　而在当时，作为中信集团全资子公司的中信香港成为中央政府在香港的多家“窗口公司”之一。1986年荣智健加入中信香港，被香港媒体视为中信集团在香港的政商操盘手。

　　果不其然，1987年之后，荣智健从中信集团那里得到了人事权和经营权，而中信集团给予荣智健充足的资金支持，使其顺利地从国泰航空、港龙航空、香港电信、泰富发展购入股份。中信泰富公司诞生，荣智健时代开启。直到1996年，荣智健向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提出了管理层收购的要求，使荣智健为首的中信泰富管理层获得了25%的股权，而荣氏也一跃成为中信泰富第二大股东。

　　1993年，荣毅仁虽然因当选国家副主席而辞去中信董事长，但其对中信集团的影响力仍然很大，这也使得中信泰富在20世纪90年代所发挥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中信集团在香港的融资和收购平台，其对香港回归之前稳定香港商人情绪、保持中央政策通达、帮助港商在内地投资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进入21世纪之后，一方面，由于越来越多的内地公司在香港上市获得大量资金，国内资金甚至出现了过剩的局面；另一方面，随着香港、澳门回归，中信泰富的“政府背景”日渐淡化，因而包括中信香港在内的许多“窗口公司”的作用和“亦官亦商”的身份日渐丧失。

　　这让中信泰富的公司越来越成为纯粹的商业公司。不过，在这次危机中，中信集团依然出手护盘——宣布承担中信泰富超过10亿美元的债务，这也客观上稀释了荣智健在中信泰富的股份至11.5%。中信集团“二把手”常振明从集团空降中信泰富，也将有利于中信泰富恢复元气。但由于外汇买卖合同未设止损金额，这笔买卖最终会让中信泰富赔到什么程度依然要看美元对澳元外汇走势而定，最终答案会在2010年10月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