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亚非，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顾问。

来源：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各位嘉宾，晚上好！很荣幸参加今天的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的开幕式。我讲一讲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海外投资会面临怎样的挑战，我们应该怎样做。

当前，全球化应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或者说一个历史性的拐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从主要吸收外国投资，到我们企业“走出去”到海外进行投资，而且现在海外投资已经超过了中国吸收的国外投资。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要求中国企业利用全球化，在世界范围进行资产的全球配置，开拓全球市场。中国制造业产能的过剩，也需要我们加强国际范围的产能合作，这也成为我们对外投资的重要推动力。

我觉得本次论坛的主题非常好，有几个关键词：一是驱动力，什么在驱动；二是加强，要加快建设；三是多元，多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要调整投资的重点。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要跟上或者说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

中国对外投资面临着怎样新的形势呢？首先，中国目前正在构建经济全面开放新的格局，就是我们现在的开放与过去的开放是有区别的。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中国的全球生产面临位置的前移，这些都要求中国继续扩大和深入开放，不仅仅像以往那样只向发达国家开放，今后还要更多地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投资的目的地也会多元或者做出调整，我们不仅仅要投向发达国家，也要投向发展中国家。中国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在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为中国对外投资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框架，我们企业对外投资就是要紧密地跟随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方针。

其次，在全球化新的形势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既要走市场化的道路，又要考虑回报，并兼顾全球发展问题。毕竟我们是一个新兴的经济体，是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中国的投资与过去西方国家的投资是有所不同的，这也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和核心价值观的体验。在投资中，我们要在全球治理中占据道义的制高点。中国资本走向世界，正值全球化步入了新的变化时期。在这个新的时期里面，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今年9月，中国在杭州主办了G20峰会，其中特别突出了发展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特别重视这个世界上还有一大批国家没有发展起来，这恰恰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我们要走共同富裕共同发展的道路，而且在这次峰会上，中国也推动其他国家为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做了很高的标准，我们做出了榜样。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新形势。

中国对外投资也面临着很多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挑战我大概梳理了一下：

第一个挑战是地缘政治因素造成的。地缘政治的考量，导致了美国和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投资，特别是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有一定的歧视性。美国新当选的总统特朗普所追求的美国优先，也会加大在美国投资的难度。这需要我们从国家的层面进行有力地沟通和谈判，要利用时机把奥巴马政府期间没有谈成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在新政府上台以后尽快地谈成。当然双方要有一些合作，比如说讨论到美国投资的领域跟方式，有些领域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可以暂时不进。

第二个挑战是全球化造成的。全球化已经造成了美国和一些发达国家中端产业的转移，这些产业的工人阶级，我们讲的工薪阶层，其就业和收入都受到了冲击并有了不满的情绪。这是美国大选后比较明显的，造成了政治精英与社会底层白人工人阶层的对立。我问特朗普可能要任命的内阁成员，美国今天的压力是什么，他对我说，这很像阶级斗争。虽然说有一点像笑话，但是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美国过去的矛盾是种族、妇女、堕胎、移民，现在变成了精英与社会底层的矛盾，这个不就是阶级斗争吗。我又问这是不是就意味着美国“革命”了，他说这当然不会，因为美国的政治制度还在那里，但是确实全球化的变化造成了去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的产生，这会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态系统，并影响全球化的进程。特朗普的另外一个口号就是让美国的制造业回归，让那些工作机会再回到美国，这当然也有一定的难度，但是这恰恰是我们对美国投资的机遇和挑战。另外特朗普已经拟定一个计划，原来五千亿美元，现在一万亿美元，就是基础设施改造。对于基础设施改造，中国最在行，我们有资金和建设能力，以及各种各样的机械设备，这也是一个投资机会。所以我想，在全球化新的形势下，不仅仅是美国，中国实际上也在发生，中国的投资走老路不太行，我们的思想要转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也要转变、要调整，比如要多考虑创造当地的就业，要多尽一些社会责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责任问题。

第三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就是今后二三十年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我们讲的驱动力或者说潜力，在发展中国家那边，在非洲、在亚洲、拉丁美洲。因为现在发达国家的市场其实已经饱和了，当然还要继续保持合作的态度，但是今后的发展潜力是我们过去所讲的“南南合作”。未来十年我们在非洲的发展一定会非常快，所以投资也要往这个方面考虑。当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不能急功近利，因为有的时候你的投资回收没有那么快，要考虑长远。例如，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南非，在匹兹堡提出了十点帮助非洲发展的计划，第一条就是根据中国自身发展经验提出来的，帮助非洲国家的工业化，其中有非常大的投资机遇。我们的眼光不能老盯着美国、欧洲，也要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多看看。

第四，我们要考虑新的投资模式。这也是最近参加一些会议和企业家交流过的，就是我们要积极地考虑EPC模式，也就是工程项目总承包。EPC模式目前在国际上很流行，过去中国都是人家承包了我们分包，其实现在中国已经具备这个条件，而且很重要一条，EPC模式需要资金配套，就是你要带着资金去，我们也具备这个条件。所以，我们从国家、企业、包括各个省市，都要往这个方面发展，形成强强联合，组织一些公司兼并、合并，成立一些强有力的实施EPC模式的企业，提高他们的国际竞争能力。我这里有一个数字，2015年到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核心国家基础设施投资需要3.26万亿美元，其中工程机械产品价值假设5%的话就是1750亿美元，所以EPC模式可以考虑。

最后一点是真正的挑战，我们企业对外投资需要加强风险意识。投资是有风险的，风险意识包括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中国企业“走出去”，不论是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是能源、资源的开发，还是经贸产业合作区的建设等等，各种风险越来越大，因为投资的这些国家往往都是法律并不健全的，政府管控能力也不是很强，金融的管理能力也不是很强。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风险意识一定要加强，要加强对风险的研究评估，要国家、企业、智库一起来做。比如说安全，我们只依靠当地政府往往不行，现在我们国内也在培养自己的安保公司，这些安保公司也在不断地壮大，能不能结合起来，安全问题也需要考虑。

总的来说，我觉得现在是中国对外投资的一个绝佳的机会，有很多的机遇，但也有风险，需要我们企业家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研究，选择好的投资方向、好的项目，为国家治理、为全球治理的现代化作出我们的贡献。

（本文根据嘉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