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央行在其网站上公布了今年一季度货币量和信贷增长情况。尽管此前市场对中国的信贷和货币量的巨大增长均有预期，但官方数字的公 布还是“刷新”公众的惊讶。3月份信贷新增1.89万亿元，增幅达到了历史性最高值29.78%，M2余额达到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5.5%，M1 余额为17.7万亿元，同比增长17.04%。流动性继续泛滥导致市场短期利率继续下降，企业和居民活期存款账户金额大量增加，显示新的购买力即将“潮涌而动”。可以这样说，中国目前实施的是“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其宽松程度已经极大地超越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水平。

　　从本轮信贷狂潮，至少可以察觉到一些重要的信息。一个是信贷狂潮中的“数量质疑论”往往是一些希望政府发动通胀促使资产价格上升的势力，他们会 大声叫嚷，认为信贷其实发放得并不多，相当部分是“票据融资”或者是“存贷循环虚增”，他们只不过希望央行继续保持“超级宽松”的势头。实际上，听从政府 指令的商业银行在经济下降时期的信贷扩张，其“预热”的方式一定是通过票据(即利用大企业的信用)，随着“预热”结束，票据融资一定会出现大规模的回落。

　　另外一个是中国的商业银行在中国经济遭遇世界性金融危机冲击下，并没有转型到应然的“风险——收益对称”模式，更多地听从了政府的指令而不是市 场的判断。例如，1997年之后实施的行长对坏账的负责制(也许本身也没有实施过)、“坏账上追二级”基本上也不严格实施，取而代之的是“讲政治”下的提 高“坏账容忍度”。这样做的原因是防止商业银行发生过去的“惜贷”现象，导致信贷无法“托住”经济增长，从而无法完成GDP“保8”的任务。当然，这样做 “有利有弊”，从某种意义上纠正商业银行在市场自发机制下的“信用收缩”，但也许会造成另外一些后果。如果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采取的是“财政单 兵突进”，防止货币失控(限制银行信用扩张)，而2009年的中国政府采取的是“透支财政信用下的货币狂飙”。

　　第三个信息是，中国的四万亿财政支出撬动银行信用的经济拯救主要是通过国企、银行和地方政府来实施的。中国政府一直在提高市场主体的杠杆率，因为经过重大改革的中国银行业尽管没摆脱政府指令控制，但是它们还是能遵循一些重要的信用投放规则，例如项目资本金约束(有了资本金才能“撬动”对应的信贷，这也可以称之为“杠杆率”)。而地方政府和企业面临最大的授信困境之一就是资本金不足，于是中国政府通过代 发地方债来充实地方政府的资本金，通过许可并购贷款来提高企业自有资产。这一系列的运作表明，跟国外的“去杠杆率”不同，中国政府为了对抗危机，正在加速 提高“杠杆率”。

　　正如黑格尔所说：“人们通过学习历史知道人们从不向历史学习，因为他们总认为这是新的历史”。作为奥地利经济周期学派的信奉者，我们不认为中国 政府的支出就可以高效而迅速地弥补市场衰退导致的需求空白，而是更关心中国“透支财政信用下的货币狂飙”造成的相对价格变化以及不同人群(底层、经济强势 权力层、以及工薪阶层)的实际货币余额变化。

　　用奥地利学派学者ISRAEL.KIRZNER话说，“更关心这种市场过程带来的‘断裂’和‘变异’”，比如我们担心，政府的“财政撬动银行信 用”的拯救让资源更多地聚集在强势上游部门(钢铁、石化、房地产)身边，由于终端需求不足，下游(出口制造业、农业)继续保持萎缩状态，无法接纳上游的转 嫁，于是上游形成“消化库存—产生新库存—又去库存”的尴尬怪圈，并催生出比较剧烈的通货膨胀。而这种通胀发生于全社会收入流下降之际，这对社会将产生无 法估量的震荡性影响。而这个故事所蕴含的经验并不是新的历史。

　　另外，央行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外贸顺差收窄很快，外汇储备增长幅度也急剧降低。我们认为，美国、欧洲以及其他外部世界给中国提供的未来出口空间 非常有限，净出口对中国GDP拉动贡献完全丧失。因为民选政府并不需要用强烈的经济增长来体现其执政的合法性，他们也并无中国和美国那样强烈意愿用巨大财 政赤字刺激经济，相反他们更愿意享用对华出口空间来平衡其贸易。中国的FDI流入变得衰竭，同时资本离开数量变得越来越大，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应该防范未来 5年可能会遭遇“双赤字”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