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广成

本文来源：一带一路百人论坛

作者简介：赵广成，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原文来源：《中东问题研究》2016年01期

习主席2013年9月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时指出，千百年来，在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各国人民共同谱写出千古传诵的友好篇章。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这是古丝绸之路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五点主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表明，中国将以“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与沿线各国共同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而不会强人所难或者将本国利益凌驾于他国之上。换言之，中国将用软实力吸引各国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而不会用命令式、强制性的硬实力迫使他国就范。因此，本文将对中国在古今丝绸之路上的软实力进行考察，并探讨中国用软实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问题和前景。

一、中国将着重以软实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在国际关系中，实力向来是一个国家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基础。然而在一个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上，实力的可转换性、强制性和有形性越来越低致使军事打击、政治孤立和经济制裁的成本越来越高。在此情况下，“软实力”(softpower)的概念应运而生。根据约瑟夫·奈的说法，与“命令他者为你所欲”的硬实力(命令式权力)相对，软实力是“让他者欲你所欲”的能力(同化式权力)。如果一个国家能够让自己的实力在其他国家看来是合法的它的愿望就会很少遇到抗拒;如果它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其他国家就会心甘情愿地追随它;如果它能够确立与其社会一脉相承的国际规范，被迫进行改变的可能性就非常小;如果一个国家支持使他国按照主导国的意愿采取行动或者约束行为的制度，它可能就无须以高昂的代价使用强制性权力或者硬实力。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为古老的丝绸之路赋予了新的内涵，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积极反响，“一带一路”迅速上升为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大战略。这一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对于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为了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需要最大限度地凝聚国际共识，争取沿线和其他有关国家的积极支持。本文认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将会(而且应当)立足于发挥自身的软实力，吸引其他国家支持、参与(至少不反对)“一带一路”建设。这一判断基于三个理由分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有风格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内在要求。

1.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贯穿着追求和平和谐、反对滥用武力，追求吸引认同、反对强制高压，追求支持合作、反对威逼胁迫的价值取向。首先，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中国的战略文化本质上是内向的、防御性的。儒家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墨家也有“兼相爱，交相利”的非攻思想。中国人深知“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但在使用排序上却是“文攻武备”“先文后武”，认为“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不得已而使用武力时，中国人注重“师出有名”，“以战止战”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其次，在对待他者的态度上，儒家强调“仁者，爱人”，在积极层面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消极层面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最后，在对待集体行动的态度上，儒家强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即使得不到他人的支持和合作，也不应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应通过其“自我教化”即“学而不拒，不往教之”。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丰富的关于软实力的智识资源，以及优先运用软实力的观念主张和行为倾向，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对外关系可资借鉴的文化传统，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对外行为。

2.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有风格

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社会，并扮演着更加合作和负责任的角色，发挥着更加重要和建设性的作用，中国在国际交往中旨在走出一条与传统大国不同的强国之路。这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贡献和行为实践中。首先，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就与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且始终主张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30多年来，中国的和平发展红利为世界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拉动作用，向世界贡献了一种独特的、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和国家治理体系。和平与发展成为中国崛起的规范性力量，是中国崛起正在为世界带来和争取的两个重要的公共产品。其次，中国致力营造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网络。中国主张建立基于“求同存异”原则，寻求最大公约数的、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不结盟、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而是寻求建立更广泛的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以共赢为目标促进合作，以合作为途径实现共赢。最后，中国奉行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政策。长期以来，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致力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的利益融合提升到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上。可以说，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和睦邻友好是中国外交实践鲜明特征，这决定了中国将在对外行为中积极建设和运用软实力，以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在国际社会生根发芽，以促进伙伴关系网络在国际互动中开花结果。

3.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内在要求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作为一项国际合作倡议，其内容组成、国际支持、战略目标都要求中国注重发挥自身的软实力。首先，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是互联互通，除了推进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外，还涉及政策法规协调、贸易优惠措施、货币互换机制、民众文化交流等软性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内容的实现并非决定于硬实力的强制作用，而需要运用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软使用”。其次，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一项国际合作倡议，要把其建设为群策群力的国际集体事业，就离不开有关国家的国际支持和参与。如何打消有关国家的疑虑、寻求国际支持、推动国际参与，需要中国有针对性地释疑解惑，吸引广泛的国际兴趣，并落实为实质性行为。最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目标是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实现这一目标只能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通过发挥软实力全方位地推进务实合作。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并不通达顺畅，而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各方权力相互作用，各家利益相互博弈，总体呈现出战争比和平多，冲突比合作多的发展状况。中国提出要将丝绸之路经济带打造成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需要基于自身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实践、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内在要求等因素，在对外行为中加强软实力的建设和运用，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从而真正建立惠及沿线、周边及相关国家的文明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二、当前中国软实力存在的不足之处

自古以来，丝绸之路作为连接亚、非、欧三洲的交通大动脉，不仅是东西方之间的贸易通道，更是各方进行文明交往和较量的场所。作为一条贸易通道，丝绸之路上贸易的不仅是丝绸，还有其他各种商品和技术;不仅是有形的物质，还有无形的观念。作为一个文明交往的场所，沿线各文明和民族在这里交流、融合，各民族和国家在这里交往、较量。

如果说军事斗争和经济贸易体现的是硬实力文化交流和文明交往则更多地体现了各方的软实力。我们在借鉴国内外相关成果的基础上，把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界定为文化辐射力、制度吸引力、国际感召力和整体向心力四个维度，又把这四个维度各自细分为三个方面。从整体来看，中国在丝绸之路上长期存在软、硬实力失衡的问题，在软实力方面又存在东强西弱、古强今弱的问题。对照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当前中国的软实力尚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

1.文化辐射力一直是强项，但存在多方面的失衡问题

文化可以进行跨国界传播，从而影响甚至成为其他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基本价值或主流文化，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软实力。文化因为集中体现着一个民族的生存质量、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事实上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软实力的基础和核心要素。李光耀甚至断言:“只有在其他国家羡慕并期望模仿一国文化时，其软实力才得以实现。”文化辐射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软实力中的强项，儒家文化圈地域之广阔、国家之众多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在古今丝绸之路上，中国文化的辐射力存在多方面的失衡问题。

首先是古强今弱的问题。儒家文化圈的形成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辐射力，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竞争中长期处于守势。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输出量也大幅增加。但是，目前“我国文化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与我国国际地位还不相称，‘西强我弱’的国际文化和舆论格局尚未根本扭转”。以电影输出为例，好莱坞电影遍布全球，几乎占据了世界电影市场的九成份额。中国电影走出去的主渠道和海外票房的主要来源都是合拍大片但中国现在每年生产400多部电影，投资高昂的商业大片毕竟是少数，大部分还是中低成本影片。这些影片在国内市场能见度都很低，更遑论国际市场的能见度。

其次，是物质强、观念弱的问题。自古以来，中国在丝绸之路上输出的更多的是物质文明，包括丝绸、瓷器、茶叶、谷子、高粱、香料等商品，打井、造纸、印刷等技术，精神文明的输出相对较弱。在精神文明领域，中国输出的更多的是技术性文化，观念性文化的输出相对较弱。吕文利认为“丝绸之路就起源于文明之间的吸引……古代丝绸之路上文明的交流、交往、交融，成为人类历史上文明进步的推动器，主导着世界历史进程的走向”。他把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往分为物质、技术、艺术和思想四个方面，并相应地把丝绸之路称为“物质资源互通有无的交换之路”“先进技术的传播推广之路”“东西艺术的交汇之路”“不同民族思想碰撞、宗教共生之路”。然而，在物质和技术方面，中国和外部世界进行的是双向贸易，艺术和思想领域的贸易则基本上是单向的。中国向西输出了四言绝句等文学作品，在古波斯产生了四行诗“柔巴依”，中东和中亚的各种宗教却沿着丝绸之路一路东传，祆教、佛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和景教都在中国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佛教传入西域后，造就了曾经的“千佛之国”新疆，佛教与儒家文化和道教一起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传统。伊斯兰教兴起后，中国西北地区逐渐实现了延续至今的伊斯兰文化。

最后，是东强西弱的问题。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一直有着很强的辐射力，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辐射力主要表现在东面和南面在西面的辐射力一直很低。儒家文化圈以及一些华人众多、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国家，都分布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亚和西亚地区基本上是清一色的伊斯兰世界，中华文化在那里的存在和影响都比较小。当前在中国的十几个邻国中，巴基斯坦是中国“全天候的朋友”，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则是差的。但从文化上看，日本与中国的关系非常近，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关系是较远的。

吕文利介绍的中国在丝绸之路上与外部世界进行的技术和思想交流，还印证了本文关于中国的文化辐射力东强西弱的判断。他指出，在艺术方面中国在西周时期出现了带有印欧人特点的蚌雕人像等，在新疆米兰遗址发现有16幅有翼天使的画像(2～4世纪)，都是典型的西方文明成果。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对内地音乐产生了重大影响的龟兹音乐，其代表性成果是龟兹人苏祗婆吸收印度等音乐理论开创的“五旦七调”理论。在思想领域，中国的代表性思想儒学，自诞生那天起，就向周边传播，在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儒学文化圈。随着华人在世界范围内的迁移，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传向世界各地。现在全世界已有妈祖庙近5000座，信奉者近2亿人。这些妈祖庙位于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法国、美国和日本等地，串联起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华人信仰。吕文利把佛教传入中国及其本土化称为“丝绸之路上的最大文化交流成果”。从7世纪开始，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和伊斯兰教相继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唐朝呈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元朝时“回回遍天下”带来了阿拉伯的天文、历法、建筑等科学文化知识，阿拉伯数字也传入中国并得到推广。

因此可以说，“丝绸之路”事实上是一条起始于中国的商品流通、文明交往和观念交流大动脉，其名称除了说明中国制造的商品在世界范围内畅销外，还隐含着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在丝绸之路上的硬实力强于软实力，长期面临着物质出超而观念入超的贸易失衡问题。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大国的今天，上述三方面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对于丝绸之路上的中亚和西亚国家来说，以儒释道精神为代表、以孔子学院为传播渠道的中国文化仍需加强。

2.制度吸引力非常明显，但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模式上

制度是一个国家当前实行的社会制度，它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首要表现。本文把社会制度分为三个方面，分别是与主导意识形态相应的政治体制、社会治理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从制度角度看，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相似性多于同发达国家的相似性。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均属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国家制度对这些国家有着较强的吸引力，但这种吸引力的分布很不均衡。

在政治体制上，除了越南仿效中国“革新开放”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都与中国有一定的距离。这些国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曾经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如中亚苏联时期各加盟共和国国家、缅甸和老挝，都放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制度上与中国渐行渐远。二是标榜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如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和利比亚，在制度上也与中国拉开了距离。三是实行君主制、威权制和政教合一制的国家，在制度上与中国的距离更远一些。差异最大的是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印度、以色列、土耳其等国。

在社会治理模式上，中国社会长期重稳定。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剧烈转型的同时保持了社会高度稳定，与“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长期政局动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为非民主国家，而且对民主化有着本能的排斥心理。只要中国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实现较高程度的效率、公平和正义，那么，中国的制度将会成为非西方治理模式的样板，从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事实上，中国制度的最大吸引力表现在经济发展模式上。中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此情况下，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与中国发展关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它们迫切需要从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吸取经验，甚至希望从中国获得必要的援助。

3.整体向心力仍然不强，尤其是移民赤字居高不下

文化、制度和感召力都是软实力的重要方面，但这些方面有可能产生抵消效应，组合起来不一定能产生很强的软实力。所以，有必要在这三个要素基础上，考察一个国家的整体向心力，即对国内外居民的吸引力，包括全球竞争力、人类发展指数(HDI)和出/入境移民人数比。从整体向心力来看，中国的软实力有喜有忧。全球竞争力和人类发展指数稳步提升，但仍然徘徊在中低水平，最大的问题是居高不下而且仍在扩大的“移民赤字”。

关于全球竞争力，世界经济论坛和洛桑管理学院的数据具有较高的权威性。这两套数据显示，中国的全球竞争力处于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前者由2001年的第39位提高到了2013年的第29位，后者由2000年的第31位提高到了2014年的第23位。但是，中国的全球竞争力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排名不够稳定，不同年度有较大的起伏;二是整体上仍处在中低水平。

在人类发展指数上，从1980年到2013年，中国的指数提高了0.283个百分点。虽然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但仍然处于中低水平，在世界上排在第101位。

三、中国提升软实力的对策建议

软实力是由多方面要素综合构成的提升软实力必然是一项系统工程。针对当前中国软实力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六条对策建议，当务之急是端正对于软实力的认识。

1.强化并深化对于软实力的认识

实力的首要特征在于其复合性，即由多种要素综合构成。正如克莱因公式(ClineFormula)表明的那样，不同实力要素之间更多的是相乘而非相加的关系，任何一个实力要素严重不足，都会成倍地制约综合国力的发挥。为此，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端正对软实力的认识。

首先，强化对于软实力的认识，确立软、硬实力协调发展的观念。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各个要素都至关重要，任何一项出现严重缺陷，都会成为综合国力的短板。不过，鉴于我们一向注重硬实力而忽视了软实力，现在到了高度重视软实力建设的时候了。

其次，深化对于“软实力”的认识，确立软实力各要素协调发展的观念。正如硬实力不仅是军事实力那样，软实力也不只是文化上的，更不能等同于“搞好对外宣传工作”，而是至少包括文化辐射力、制度吸引力、国际感召力和整体向心力四个方面。即使在文化上，中国不仅要关注向东向南对于东亚国家的辐射力，也要关注向西对于中西亚伊斯兰世界的吸引力。

最后，正因如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克服意识形态和制度偏见，不允许软实力的任何一个要素成为死角，让软实力中的所有薄弱环节都硬起来。

2.落实并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软实力的本质是观念，核心是制度，直接表现是国际感召力和整体向心力。所以，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必须扎扎实实地在创新观念上下功夫。俞新天指出，要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从根本上说是加强中国的文化价值观体系建设，并且以最简洁、最鲜明的语言对外宣示，逐步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与接受。

当前，中国正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全社会“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二十四字”价值观超越了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概括了人类最优秀的文明成果和最有效的制度安排，涵盖了西方国家提倡的民主、自由、平等和法治精神。只要我们在对外宣示的同时认真践行，就一定能够在观念上提高对外部世界的吸引力。

人类在21世纪应更需要借助优秀的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作为对外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部分，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应当在进行汉语教学的同时，更加注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使之成为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重要平台。鉴于中国在丝绸之路上的软实力一向存在东强西弱和物质强、观念弱的问题，我们应当大力加强对中西亚国家的文化辐射能力建设，一个极富现实意义的课题是探讨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兼容并蓄的可能性。

3.以科学发展提高中国模式的吸引力

中国经济30多年来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神话，也使被称为“北京共识”的中国模式引起了世人的高度关注。但是，中国的发展模式还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未来，要长期保持中国模式旺盛的生命力，必须切实转变增长方式，真正实现科学发展。

首先，由粗放式、资本密集型发展模式向集约式和知识、技术密集型发展模式转型，真正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为了提高中国的整体向心力，我们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新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模式。

其次，由出口和投资拉动向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转型，实现国强民富和藏富于民。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过度依赖出口和政府主导相对忽视了提高人民收入和培育国内消费，致使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国家实力持续增强的同时，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消费始终未能成为经济发展的稳定动力。为了确保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政府反复动用财政和货币工具刺激经济，从而出现了经济被动的矛盾。从长期看，要提高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必须让人民成为经济发展的受益者，让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中西亚国家普遍存在搭乘中国发展快车的愿望，但对中国转移过剩产能和输出环境污染心存疑虑。如果我们不能切实转变增长方式，不仅国内的发展存在不可持续的问题，中国模式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吸引力也将大打折扣。

4.用社会和谐抢占效率和正义的制高点

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宽广的胸怀和兼容并蓄的能力。中华民族的始祖是炎黄二帝，中华文明的根基是春秋诸子百家。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中原汉族不断与周边少数民族融合，中华文明不断吸收异域先进文化。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正是在不断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吸收人类先进文明取得了四次飞跃。一是清朝末期吸收主权国家、民族主义和共和观念，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二是20世纪初吸收马克思主义思想，实现了民族独立并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三是改革开放后吸收商品和市场经济观念，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四是提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逐步对国有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

当前，在中国的软实力面临提升压力的关键时期，中国有可能实现借鉴外来文明成果的第五次飞跃那就是民主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民主是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对此我们无须回避和否认。但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民主的本质是什么?民主的实现形式又是什么?可以肯定地说，民主的本质绝不是选举本身，民主的实现形式绝不限于普选和三权分立。或许，民主的本质是公民政治参与和权力受到约束，民主的目标应当是实现效率和正义。本着这一原则，只要我们能够创新制度安排和社会治理模式，确保公民能够真正地参与政治和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那么，“中国特色民主”有可能引领人类制度创新的方向。

构建和谐社会本质上是社会分配问题。我们应当让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惠及最大多数人民群众，让尽可能多的群众成为现行体制的受益者。当普通民众都对政府满意、为祖国自豪的时候，中国人在世界舞台上会表现出更多的自信。门洪华指出，“要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必须首先对自己的国家和公民负责，在国内树立亲民、民主、廉洁、高效的正面形象”。

在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时候，我们应当高度重视民族和宗教问题。新疆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关键环节。我们应当从公民社会的角度，加强穆斯林人口与其他各族人民的共同身份和认同建设，在此基础上，依托穆斯林人口推进国际公民社会建设，这可能是提升中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软实力的一个可行步骤。

5.用自信的大国外交提高中国的国际感召力

近代遭受侵略和冷战时期被遏制的历史对当代中国外交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外交话语中充斥着对他国干涉和挑衅的“不满”“抗议”“愤怒”，外交强硬措施经常被刻画为“忍无可忍”情况下的“自卫反击”。这种弱者心态和受害者心理存在于朝鲜、伊朗、古巴等小国身上情有可原，但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和负责任的大国身份极不相称。为了凝聚和提高自身的国际感召力，中国有必要优化外交战略、政策和话语，摒弃习惯性的弱者心态和受害者心理，树立自信的、建设性的大国外交观念。

在全球层面上，继续全面融入和建设性地参与国际社会。在国际事务中，我们应当更多地认同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更多地与西方国家进行协调。同时，我们应当把自己的观点和关切传递到国际社会中，与有关国家进行耐心细致的沟通和对话。这有助于我们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增强我们在主流国际社会中的感召力，而不是只能在第三世界和体系外国家中拥有追随者。

在双边层面上，扎扎实实地经营自己的盟友或准盟友关系。盟友是国际事务中的朋友，是能够认同自己的内外政策，在多数情况下能够与自己协调一致，在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自己的国家。中国作为一个不结盟国家，可以不筹组或参加北约这样的军事同盟，但可以而且应当成为类似欧盟这样的共同体的成员，或者与一些国家建立战略关系，从而在国际舞台上找到自己的归属感。

在地区层面上，应加强与地区主要国家的政策协调。每个地区都是一个密切互动甚至有着独特规范的世界，地区国家间关系的规则有可能与全球层面不尽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国家与该地区打交道时，应当充分考虑到其特殊情况，而不能把全球规范机械地照搬过来。由于历史原因，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人民有着浓厚的大家庭观念，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观念不像其他地区那样强烈。所以，自西亚、北非局势发生动荡至今，阿盟、非盟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对相关国家的内政进行了干涉。这种干涉虽然背离了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但有可能与该地区的国际规范一脉相承。对此，我们对外部国家应当予以理解和尊重。

在外交话语和风格上，中国要有大国和强国的自信，敢于和善于面对别人的批评。

6.要善于塑造和宣传中国的良好国家形象

如果说上述几个方面是软实力的增量改革，是着眼于提高软实力本身那么，国家形象是软实力的存量盘活，是对既有软实力进行的营销。因为，软实力外在地表现为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而国家形象是需要塑造和宣传的。如果一个国家形象的自我塑造能力不足，就很可能成为被别人塑造的对象。长期以来，国际上许多关于中国的不良形象，包括威胁论和崩溃论等，都是由西方舆论引发的。西方舆论的这些做法有时候是误读误解，遮蔽了真相，但中国“消毒”的效果并不明显，表明我们塑造自身国际形象的能力还不够强。正因如此，“中国可能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去传递中国的声音，缩小形象被人塑造的空间”。

要塑造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首先需要拓宽我们外交活动的对象。中国官方外交受传统思维方式的惯性束缚，经常过于注重争取各国政府、领导人和外交官，而相对忽视了更能引导和影响舆论的国会及其议员;中国的公共外交经常存在图省事和走过场的问题，不敢甚至不愿有针对性地接触和做反华势力的工作，而是更乐于博得海外华人和对华友好人士的喝彩。事实上，中国负面国际形象的制造者和助推者，主要不是外国领导人，而是媒体和学术界中的反华势力。他们的做法要么是基于政治立场的抹黑，要么是因为无知而产生的偏见。显然，塑造中国良好国际形象的主要对象，应当是不了解中国的人。

大众传媒既是软实力的重要传递渠道，也是软实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塑造和投送中国的国家形象方面，新闻媒体可以而且应当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我们应当更加注重与西方国家的媒体打交道，通过增进了解引导它们刊发对中国的正面报道;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改进中国媒体的刊载内容和报道方式，使它们能够传递出外国民众喜闻乐见的信息，进而成为他们喜闻乐见的媒体当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海外版成为外国人获取有益信息的重要渠道时，我们将发现中国的软实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结语

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需要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立志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大国崛起的复兴之路，希望向世界证明中国的发展是有利于世界和平、合作、和谐的力量。中国将“一带一路”上升为全面扩大开放的国家战略，旨在用共商、共建、共享将之建设成一条互尊互信之路，合作共赢之路，文明互鉴之路。正是由于这些因素，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应当而且只能更多地依靠软实力。

自古以来，丝绸之路就不仅是一条商品贸易和军事斗争之路，还是一条文化交流和文明交往之路。商品贸易和军事斗争体现的是硬实力，文化交流和文明交往展示的则是软实力。从长期和总体上看，中国在丝绸之路上的硬实力明显强于其他各国，这是这一通道被以中国商品命名的原因所在。然而，中国在丝绸之路上的软实力始终存在东强西弱的问题，在向西的丝绸之路上始终存在商品出超、观念入超的问题。即使在向东、向南的丝绸之路上，自东亚朝贡体系解体以来，中国的文化辐射力也未能转化成外交的上国际感召力。这表明，为了顺利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需要扎扎实实地提高本国的文化辐射力、制度吸引力、国际感召力和整体向心力。

提高软实力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首先需要端正和强化对软实力的认识确立软、硬实力协调发展、软实力各要素共同提高的观念，不允许国家实力的任何方面、任何要素成为薄弱环节。其次，要落实和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是在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实现形式上引起西方国家的共鸣，从而使我们的价值观和制度对外产生吸引力。再次，下决心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真正实现科学、低碳、可持续、国强民富的发展，让中国模式成为发展中国家仿效、发达国家借鉴的对象。复次，要摒弃习惯性的弱者心态和受害者心理的束缚，用自信的大国外交经营盟友和战略关系，在融入国际社会中提高国际感召力。最后，要敢于和善于拓宽外交工作的对象，使不了解中国的人士增进对中国的了解，进而从源头上减少负面国际形象的制造者和助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