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启跃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瞿亢 中国银行伦敦分行；

陆晓明 中国银行纽约分行

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16年第11期

英国“脱欧”对国际大型银行的影响弊大于利，特别是对欧美大型银行而言，“脱欧”负面影响尤为明显。“脱欧”后，美国大型投行在英国乃至欧洲市场的份额有望扩张，在欧洲市场涉足不深的日资和中资银行可能获得更多业务机会。

作为全球金融中心，英国是全球大型银行海外进驻高度密集的地区。英国“脱欧”公投以来，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国际大型银行呈现出一些新动向和新趋势。

“通行证”受影响冲击欧美银行

“通行证”是欧盟单一市场机制发挥功效的保障，该机制允许在欧洲经济区（EEA）成员国注册的金融机构在欧盟其他国家进行经营并享有设立分支机构和提供服务的权利，同时不需要得到当地监管当局的特批。

英国“脱欧”前，部分国际大型银行在欧洲市场的经营策略是在英国设立欧洲区域或业务中心，通过“通行证”机制在欧盟其他国家开展业务。目前，绝大多数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的组织构架都遵循矩阵式模式，即通过区域和业务两个维度对银行集团进行管理。“脱欧”后，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大型银行将不再享有“通行证”特权，其原有的组织构架和业务拓展模式将不得不发生改变。

“通行证”机制变化主要将对两类大型银行产生较大冲击：

一类是以英国为欧洲区域中心的银行。30家G-SIBs中，有19家银行将伦敦设为集团或者欧洲业务中心，占比为63.3%，这19家银行分别来自美国（7家）、英国（3家）、日本（3家）、法国（3家）、西班牙（1家）和中国（1家）。“脱欧”后，“通行证”机制的丧失将导致以上银行无法按照现行组织架构经营管理，对其在欧地区的业务收入将产生较大影响。

另一类是衍生品、外汇交易、贸易融资等业务占比较高的银行。30家G-SIBs中，28家银行将外汇交易中心设在伦敦，占比为93%；27家银行将衍生品交易中心设在伦敦，占比为90%；25家银行将贸易融资业务中心设在伦敦，占比为84%；21家银行将银团贷款和证券投资业务中心安排在伦敦，占比为70%。

如果从设立区域中心、业务中心数（高于6个）以及在欧收入占比（欧洲税前收入大于15%）三个维度考察，受“通行证”机制变化影响较大的银行包括：法巴银行、法兴银行、瑞士信贷、巴克莱银行、桑坦德银行、高盛集团、汇丰银行、摩根大通、花旗集团和摩根士丹利等10家银行。

在英银行监管压力有望小幅放松

欧盟法律主要由条例和指引两种形式构成。条例在各成员国直接具有法律效力；指引在各成员国不具有直接法律效力，成员国需通过立法赋予其在国内的法律效力。英国“脱欧”后，对于已经执行的条例和被转化为国内法的指引将继续作为英国法律发挥效力，而在“脱欧”后实施的条例其在理论上对英国不再具有约束力。且原来适用于欧盟地区的部分监管政策理论上将不再适用于英国。英国和欧盟地区将形成差异化的监管环境，影响较大的政策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围栏”政策对英国金融机构的约束力度会有所降低。“围栏”政策是欧盟银行业结构改革（BSR）的重要内容，其将金融市场业务与银行传统业务严格分离，造成两个市场资金不能相互抵补，增加了经营成本，特别是对综合化经营程度较高的银行。据统计，“围栏”政策对G-SIBs造成的合规成本在每年180亿美元左右。

目前，BSR政策由于种种原因仍未生效。如果英国在BSR正式生效前“脱欧”，那么BSR框架下的“围栏”政策将对总部位于英国的银行没有约束效力。但这些银行必须遵守英国监管当局实施的银行改革方案（Banking Reform Act， BRA）中的“围栏”政策。与BSR相比，BRA的“围栏”政策实施力度相对较松、监管范围较窄，有利于降低监管成本。

银行恢复与处置计划（BRRD）在英执行力度的减弱可能性不大。BRRD是危机后为解决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问题而推出的监管政策之一。英国“脱欧”后，理论上英国可撤销执行BRRD，这将减轻金融机构的合规成本，但同时也会引发市场对于英国大型银行安全性的担忧。当前，英国已经执行了类似BRRD的法律条款，且英国一直是国际监管规则的坚实拥趸。综上，英国“脱欧”后放弃履行BRRD可能性较小。

资本监管政策（CRD）对英国金融机构提出更高要求。在资本监管领域，英国“脱欧”不会影响其国内金融机构履行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但在风险权重的计算上，英国金融机构将遭遇“歧视”。“脱欧”后，英国金融机构相对于欧盟国家的金融机构而言，其地位将变为“第三方”国家机构。在进行同业拆借过程中，对于“第三方”金融机构拆借的风险权重将比“脱欧”前显著提高，这将提高在英机构的拆借成本。

证券交易政策将使英国享受更低的交易税。英国“脱欧”前，欧盟范围内的证券发行主要受到招股说明书指引（PD）和信息披露指引（TD）的监管，这确保了金融机构享有证券发行的“通行证”机制。英国“脱欧”之后，英国可不再执行PD和TD条款，但如果不执行具有同等法律权利条款，在英金融机构将失去证券发行的“通行证”机制。除PD和TD条款外,金融交易税政策，即Robin Wood条款也将受“脱欧”影响，该条款正在欧洲议会讨论，旨在欧盟内部征收统一的证券交易税，证券交易的税率为0.1%，而衍生品交易为0.01%。如果英国“脱欧”，英国执行交易税的压力有望减轻，这将吸引更多投资者到伦敦市场进行交易。

银行经营面临更大金融风险

英国“脱欧”对金融市场产生了较大影响，全球大型银行等面临的金融风险明显加大：

外汇和股票市场大幅动荡，汇率波动造成部分银行财务表现“缩水”。“脱欧”公投当天，英镑兑美元、欧元、日元和人民币分别贬值达8.8、6.0、12.6和8.3个百分点；“脱欧”公投后当月，上述汇率分别累计下跌11.8、8.7、11.5和10.7个百分点。“脱欧”公投当天，美国道琼斯、英国富时100指数、日本225指数、法国CAC40指数以及中国上证A股指数分别下跌3.15、3.39、7.92、8.7、8.04和2.47个百分点。部分国际大型银行的年报编制是以美元或欧元作为计价货币，这些银行同时持有一定规模的英镑资产。随着英镑兑美元和欧元的贬值，这些银行的财务表现将受到影响。

英国房地产价格面临下跌压力，加大英国当地银行的脆弱性。2012年以来，英国房地产经历了又一轮快速上涨，截至2016年6月，英国平均标准房房价达20.42万英镑，较2012年6月上涨23.8个百分点，其中伦敦的涨幅达56%。据统计，在支持2009年以来英国房价上涨的资金中，45%来自海外直接投资，这部分资金不稳定性高。“脱欧”公投后，部分房地产基金投资者已将基金赎回。另外，英国房地产项目的杠杆率出现明显提升，截至2015年底，英国房地产贷款规模超过2万亿美元，房地产贷款/价值比超过60%，而2014年该比例还不足50%。2015年新增房地产贷款的贷款/总价值之比超过65%的贷款占比达47%，而2014年仅为33%。英国“脱欧”后，移民政策将收紧，伦敦金融中心地位会有所下降，房地产价格面临下跌压力。

另外，房地产市场面临自住率较低的风险。英国买让式按揭贷款（Buy To Let，BTL）占全部按揭贷款的比例达20%，而2007年该比例还不足5%。BTL贷款主要用于房屋租赁，租金是还款主要来源，如果房价出现下跌这部分贷款发生违约的概率较高。

英格兰银行降息，对在英传统规模业务较大的银行影响较为明显。2009年以来，英格兰银行一直将基准利率一直维持在0.5%的水平。为对冲“脱欧”的负面冲击，2016年8月英格兰银行宣布降息。英格兰银行降息将压缩英国业务的息差水平，这对以利息收入为主，业务聚焦英国本土的银行影响较大，一方面降低浮动利率资产的收益，主要集中在住房按揭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另一方面降息对活期存款的成本削减力度有限。降息将对英国劳埃德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巴克莱银行、汇丰控股以及西班牙的桑坦德银行将产生负面影响。

评级和估值下挫，导致再资本化和融资困难。英国“脱欧”公投前后，汇丰控股、渣打银行和巴克莱银行的评级展望均由“稳定”下调至“负面”，德意志银行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的长期信用分别降至Baa2和A1级。信用评级或评级展望下调对银行的融资成本将产生较大影响，截至2015年底，G-SIBs的平均债券余额为612.8亿美元，债券融资的平均成本为3.79%，久期为6.87年。在长期信用评级或评级展望遭遇下调的银行中，汇丰控股、德意志银行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的债务余额较高，分别达614.3亿美元、589.3亿美元和568.6亿美元。评级下调对这些银行在金融市场的资金筹措能力将产生较大影响，不排除部分银行出现短期流动性困难的情况。

同时，大型银行的估值水平也大幅下挫，下降幅度远高于同期股指降幅。截至2016年7月底，G-SIBs的市净率平均仅为0.68倍，有9家银行低于0.5倍，这些银行全部来自欧洲。意大利裕信银行和德意志银行的市净率分别为0.29倍和0.27倍。估值下挫一方面会使银行资本净额缩水，同时，也会严重阻碍银行通过增发股票融资的决策。

欧洲银行业未来发展趋势

英国“脱欧”对国际大型银行的影响弊大于利，特别是对欧美大型银行而言，“脱欧”负面影响尤为明显，预计未来欧洲银行业整体将出现以下几方面变化趋势：

欧洲银行业格局将发生改变。“脱欧”后，美国大型投行在英国乃至欧洲市场的份额有望扩张，在欧洲市场的重要程度将明显提升。与此同时，“脱欧”为在欧洲市场涉足不深的日本和中国大型银行提供了新业务机遇，如果充分利用“脱欧”进程的“窗口期”，研究“脱欧”前后银行经营“游戏规则”的变化，提前进行布局，日资和中资银行将获得更多业务机会。

部分银行将区域和业务中心撤出伦敦。由于“通行证”机制的丧失，部分银行现有组织构架将不能有效进行运转，会重新考虑在欧洲的战略安排和布局，其中最为重要的决策就是将总部或业务中心从伦敦移至欧盟其他成员国。同时，也不排除部分银行会降低对欧洲市场的关注程度，重新平衡全球业务发展战略。

监管套利更加频繁。英国“脱欧”形成的差异化监管环境，为大型银行提供了监管套利的机会。总的来说，差异化的金融监管政策涉及的规则非常多，各银行在不同业务领域获得的差别待遇也不尽相同。从整体上看，“脱欧”将使英国金融监管强度有所放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脱欧”对英国金融市场的不利冲击。

银行业绩持续低迷。“脱欧”对银行盈利产生持续的负面影响，包括英格兰银行降息，英国房地产市场价格下跌的概率加大，外汇贬值造成的银行资产“缩水”，以及评级下调对银行的融资可获得性和成本产生负面影响等。在“脱欧”事件的持续影响下，欧洲大型银行的业绩表现短期内难以出现实质性改善。

“黑天鹅”事件发生的概率上升。“脱欧”加剧了金融市场动荡，提升了金融市场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当前，欧洲银行体系的脆弱性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和银行的表现令人堪忧：如以意大利为代表的“欧猪五国”银行体系高额不良贷款问题，如果处置不当将导致银行出现资不抵债、甚至破产的问题。另外，金融市场大幅动荡也加大了银行脆弱性，由于金融杠杆的存在，市场风险会被放大，部分以金融市场业务为主，拥有较大规模金融衍生品头寸的银行也值得高度关注。

对中资银行影响及应对

对中资银行而言，英国“脱欧”的影响整体不大。

关注“脱欧”进程，加强政策研究。从当前进程看，英国“脱欧”最快也要于2019年完成，且在这一过程中还面临一系列不确定性,这意味着到“脱欧”正式生效至少存在两年“窗口期”。中资银行可考虑成立跨部门、跨分行的“脱欧”问题研究小组，密切关注英国“脱欧”进展，加强金融监管规则和银行业务调整策略方面的研究工作，根据不同结果调整相应策略，做好“最坏”结果的预案。

调整欧洲业务架构。一是继续保持英国子（分）行在人民币、外汇交易领域的业务优势，尽管英国完全保留“通行证”机制的概率较低，但其会竭尽全力保证在外汇及衍生品交易领域的“通行证”权利，所以，中资银行不宜轻易将伦敦交易中心进行迁移，还应适当加大伦敦交易中心的能力建设，提高相关业务创造收入的能力。二是注重卢森堡子（分）行的区域总部能力建设，强化其在欧洲大陆的业务开展能力。三是在集团层面加强统筹，加强伦敦子（分）行与欧洲地区其他子（分）行的业务协同能力。

加强金融风险防控，抓住业务机会。一是针对“问题”金融机构应控制授信额度。二是加强金融市场的风险防范，适度使用金融杠杆，对于欧洲整体的业务开展节奏和力度应保持谨慎，对于外汇、债券风险敞口应设法对冲风险，对于英国房地产市场相关业务头寸应有所压降。三是定期进行压力测试，对极端情形下中资银行的风险吸收能力进行评估，确保风险可控。四是抓住当前部分欧洲大型银行估值水平较低的机遇，适时开展兼并与重组，提升中资银行在欧洲业务能力。

本文原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1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