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沁河  中仓仓单服务有限公司  

我国金融行业采用的信贷或结算业务中对风险敞口采用多种风险管理工具，就担保物就有人（包括自然人或法人）担保，不动产担保、货物等动产或权利担保，前两者需要的风险管理技术不高，充当了中国担保物的主要角色，货物等动产或权利担保虽然有更普遍的资产基础，但需要更为专业的管理技术和服务机构配套，实际上在我国金融市场上的使用反而占比较小，显著拖累了中国金融服务对商品经营领域的覆盖深度和广度，是中国金融总量大却不能有效覆盖实体经济，呈现“金融空心化”的深层原因之一。

货物等动产或权利担保品的管理模式从大类上就是自营和外包两种。其中自营模式，从传统上来看，中国古已有之，最普遍的业态就是遍布城乡的“典当”行业。这种模式就是贷款方自行管理担保物。民国时期，著名的上海四行仓库就是这种模式的升级版：四家银行联合自建了担保物仓库，用于各类担保物管理，规模比当铺仓库大了许多。这种模式优点是适应社会化物流服务基础薄弱的国家和阶段，金融从业者“不求人”即可具备多重担保物接收保管处置能力，缺点是管理成本高，验货的师爷、护院师傅工钱不菲，自建仓库投资高且难以接收占地较大的货物，业务规模不容易放大，覆盖货物种类较少，造成贷款成本很高，旧中国“当铺”就是“高利贷”的主要代名词。这种模式在近30年的中外金融行业中，仅仅存在于商品物流行业较落后的国家或地区，中国较为边缘的典当行业仍旧作为一种辅助性金融服务行业尚在使用这种古老的模式。值得唏嘘的一种现象是，极个别的中国证券公司和小银行，由于没有系统的外包管理技术支持加上业务规模较小，还有自行投资担保物仓储管理的做法。

外包的模式就是根据金融技术或流程外包的规则，选择专业机构承接担保物管理的部分或全部职能，支撑金融机构信贷或结算服务。外包担保物管理模式是在欧美和中国第三方物流等专业服务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专业分工模式，具体又分为以下几种：

以上清单中后十种专业外包服务，在欧美市场和中国大陆及活跃亚洲市场中是通用服务，无非是服务的机构和水准差异而已，仓单服务是欧美主流担保品服务项目，机构多信用体系健全。前三种服务则完全是中国大陆市场的“特色产品”：从2000年开始，由于中国商品生产和流通企业巨大的存货融资需求和第三方物流企业资源和服务能力不足这一矛盾，催生出品牌物流企业“输出监管”的做法，到货主场地或低信用仓库帮助银行“监管”抵押或质押的担保物，其中仓储服务关系和信息服务关系、价格服务甚至变现流通服务关系也被个性化约定在服务项目合同中，形成几乎全能的“监管”服务模式，达到了较高的规模（最大的一家品牌仓储企业在2007年曾经达到年度监管规模超过千亿元），但是近进来各地出现的大量坏账纠纷暴露出这种“中国特色监管”实际上存在服务能力与责任、角色之间的混乱与冲突，导致融资双方和监管服务方都受到较大的损失，导致品牌物流企业主动收缩了此类业务，银行也被动大幅度降低了动产融资规模，有关行业协会为挽救此类业务，与2015年将前十年的做法整理出了《担保存货第三方管理规范》并作为国家标准得以发布，希望降低这种做法与中国法律和多重角色混合的冲突，倡导物流和银行业合力在这个领域“规范”起来。但是，监管和监控的表述仍旧与合同法的仓储合同相比显得很“个性化”，在货主场地上操作冲突仍旧存在，其中关键的信息服务注定需要委托方（银行等）与服务方（监管方）个性化约定，实现电子化仍旧需要一对一个性化设计开发成本很高，不实现电子化更没有发展空间，这些特点天然决定其难以有成本优势和大规模标准化普及优势。

在2014年7月仓单的要素与格式规范的国家标准生效，此标准同时确定了可转让仓单的纸质与电子仓单的要素与格式，使得中国成为少数具备这种商业电子单据国标的贸易大国。由于仓单是世界贸易组织中几乎所有国家都认可的基础货物权利凭证，同时具备交易功能和担保融资功能，有了国家标准后，将会大大降低电子化的建设成本和使用成本，有机会避免各家仓库或仓单用户自行开发系统并一对一接口的“煎熬”；并且仓单国标要求货物规格清晰、包装、标记明确完整，使得其必须提供验货和质检配套服务，这使得仓单服务水准实际上完全支持最高的银行货物抵押或质押监管的信息责任和控货责任；更为重要的是，仓单属于无因票据，任何合法持有人凭票即可从签发仓库提取货物或转让货物，“见票兑付”的刚性法律特点使得仓单实际上是权力最清晰流通最便捷的担保物。

但是仓单作为担保物对比1-3项中国特色的监管（监控）服务，也有显著的弱点。首先就是，仓单只能是独立于货主的第三方仓储企业在自营仓库独立开展的标准化业务，不能在货主场地开展，不能用于抵押行为，只能由于质押业务，这是仓单的交易属性决定的，这一点使得货物与货主完全分离，担保物的安全程度高了一个等级，但也限制了它的使用范围；另外，用于质押的仓单以可转让仓单为宜（过去一些银行接受非标不可转让仓单座位质押物实际限制了仓单最有价值的流通功能，对质权方显著不利），但是可转让仓单业务对仓储企业有较高的业务精度和高信用度要求，尤其是纸质仓单的真实性和唯一性管理有较高的内部管理与客户管理门槛，电子仓单附加电子认证技术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难点，但是需要仓储公司一定的技术投资和整体信用管理支撑，而中国仓储企业普遍电子化服务能力很弱，少数可以承接期货仓单业务的仓库完全依赖期货交易所的电子系统和信用兜底能力。这两点在过去制约了仓单的使用，除了少量期货标准仓单能够供中国金融机构作为“稀缺”的优质担保物（质押率远高于监管动产）外，全国的仓单业务规模远小于动产监管模式。

提单业务由于海商法和国际海运的全球商务规则遵从西方主流规则,导致它始终在国际融资和结算业务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在中国内贸业务中受制于中国联运业务的低水平和商法规则建设滞后、国内信用证业务的规则缺陷两个主要障碍，始终处于无单可用、有单不便用的境地。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中国物流行业的发展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第三方物流企业总体规模大为提高，而且货主们越来越多将仓储业务外包给第三方物流承接，大量的产地仓、中转仓和消费地配送仓实际由第三方物流公司运营，制约仓单服务规模的仓储资源问题不再突出，主流的金融机构也越来越不愿冒在货主场地抵押的风险，质押模式占比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中国电子银行的发展快于老牌发达国家，电子认证支持下的电子票据已经有多年成熟运作经验，运用了电子票据技术的国标电子仓单综合服务已经在2015年在中国落地，配备了国标电子仓单终端的合格仓储企业在社会化认证和保险支持下,可以用标准仓单接口一个格式流转于所有开设了国标仓单帐户的银行或货主,整体服务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有望达到较好的性价比:即高安全度+高流通度+中低服务费用。

国标电子仓单的发展前景可以清晰预期，但是提单在内贸的发展还不明确。预计信用度高的仓单服务在一段时间内的中国市场仍旧是“稀缺品”，个性化强的各类动产监管或监控仍旧“绕树三匝”甚至监管方还敢于包揽价格服务和变现服务（这两个业务实际同物流方的能力和角色是冲突的），但是，在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网络银行的发展大势下，具备安全优势、技术优势和规模优势的模式将会越来越移入主场成为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