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银行业展望报告
摘要:梳理了2016年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发展状况,根据最新的数据,作者认为目前国际银行业经营状况呈现分化态势:美国银行业总体稳健;欧元区、英国银行业稳中有升;日本银行业有所下滑。同时,2016年四季度,我国上市银行仍将面临一
摘要:梳理了2016年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发展状况,根据最新的数据,作者认为目前国际银行业经营状况呈现分化态势:美国银行业总体稳健;欧元区、英国银行业稳中有升;日本银行业有所下滑。同时,2016年四季度,我国上市银行仍将面临一定的经营压力,估计净利润同比增长2.6%,不良贷款率继续升至1.70%左右。控制资产质量、发展非息业务是保持经营稳定的关键因素。最后,作者就中国大型银行国际化发展、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热点问题进行分析。
作者:陈卫东
来源:《全球银行业展望报告(2016年第4季度)》
经营出现企稳迹象,持续性仍有待观察
2016年二季度,30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Banks,以下称G-SIBs)资产负债规模上升,存贷款占比继续回升,净利润持续下降,净息差小幅下降,资产回报率和净资产收益率轻微下滑,资本充足率有所上升,资产质量总体平稳。与国外G-SIBs相比,我国G-SIBs在规模增速、净息差、资产质量、盈利能力方面的表现较好,但资产质量承压等现象值得关注。从国别银行业来看,美国银行业整体经营情况稳健;受经济增速回升、大宗商品价格反弹影响,欧元区和英国银行业经营情况出现反弹;受到“负利率”政策影响,日本银行业经营情况有所下滑。中国银行业盈利能力保持稳定,非利息收入占比上台阶,不良贷款“双升”势头放缓,总体风险可控。展望2016年四季度,我国经济增长保持稳中有进,但也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银行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保持稳健增长和防范风险是摆在银行面前的重要任务。
一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经营特点分析
(一)经营形势
1.资产负债规模上升,存贷款占比继续回升
截至2016年6月末,30家G-SIBs的资产和负债规模分别为50.7万亿美元和47.1万亿美元,同比均上升2.1%,平均增速同比分别下降1.2个和1个百分点。与国际同业相比,中国G-SIBs的资产和负债增速较高,资产增速平均为7.1%,负债增速平均为6.6%。
截至2016年6月末,30家G-SIBs的存款/负债和贷款/资产的平均占比分别为55.3%和38.4%,存款/负债同比上升2.2个百分点,贷款/资产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从资产端贷款在资产中占比看,30家银行中有13家银行的贷款在资产中占比提高,升幅最高的银行达23.1个百分点。从负债端存款在负债中占比看,30家G-SIBs中有16家银行的存款在负债中占比上升,升幅最高达10.8%。中国G-SIBs的存款在负债中占比、贷款在资产中占比略高于其它国家G-SIBs平均水平,存款占负债比重同比上升1.1个百分点,贷款占资产比重同比上升1.0个百分点。
2.净利润持续下降
2016年上半年,30家G-SIBs净利润规模为1591.2亿美元,同比下降3.2%。中国G-SIBs的净利润规模为749.3亿美元,占G-SIBs整体的47.1%。
3.净息差小幅下降
2016年上半年,30家G-SIBs平均净息差为1.6%,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中国G-SIBs的净息差为2.2%,同比下降0.3个百分点。
4.经营效率略有下降
2016年上半年,30家G-SIBs平均成本收入比为64%,同比上升1.4个百分点。中国G-SIBs的成本收入比为24.5%,远低于国际同业平均水平。
5.资本充足率有所上升
截至2016年6月末,30家G-SIBs资本充足率平均为17.0%,同比上升0.8个百分点,稳健性进一步增强。中国G-SIBs资本充足率为14.5%,同比上升0.9个百分点。
6.资产质量总体平稳
截至2016年6月末,30家G-SIBs平均不良贷款率为2.7%,同比下降0.7个百分点。中国G-SIBs不良贷款率为1.8%,同比上升0.3个百分点,但仍显著低于同业平均水平。
7.回报率轻微下滑
2016年上半年,30家G-SIBs的总资产回报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分别为0.5%和6.2%,同比分别下降0.1个、1.9个百分点。同期,中国G-SIBs的ROA和ROE分别为1.3%和16.5%,仍保持较高水平。
8.估值水平持续下降
截至2016年6月末,30家G-SIBs的平均市净率(P/B)为0.7倍,同比下降0.3倍,估值下降幅度为30%。中国G-SIBs的平均市净率为0.7倍,与国际同业水平持平。
(二)未来展望
2016年四季度,全球G-SIBs总体将呈现如下趋势:资产负债规模将“有缩有扩”。目前,全球G-SIBs整体“缩表”趋势明显,欧元区G-SIBs整体资产负债规模仍将出现进一步收缩,日本、中国G-SIBs资产负债表规模还将持续扩张。
盈利前景“有好有坏”。2016年四季度,随着国际市场原油、天然气等大宗商品价格反弹,欧元区和美国G-SIBs营利将明显改善;随着银行账面不良生成趋缓,中国G-SIBs盈利仍将小幅增长;随着“负利率”政策的深化,日本G-SIBs盈利前景不容乐观。
资本充足率将稳步上升。随着监管要求的日趋严格,全球G-SIBs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在2016年四季度将进一步上升。
资产质量总体持续分化。当前,美国经济复苏态势明显,预计G-SIBs的不良贷款率仍将处于较低水平;受经济增长放缓影响和不良资产处置困难影响,日本、欧洲G-SIBs的不良贷款率上升压力凸显;由于不良仍未到真正拐点,中国G-SIBs仍将面临较大的不良资产处置压力。
二主要经济体银行业运行情况及展望
(一)美国银行业
1.运行概况
资产、负债规模继续增长。截至2016年二季度末,美国银行业③资产规模为16.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0%,环比提高1.5%;负债规模为14.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4.9%,环比提高1.5%;总资本规模为1.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3%,环比提高1.7%(表3)。
盈利水平回升,经营效率有所改善。2016年二季度,美国银行业净利润为436亿美元,同比上升1.4%,环比上升11.5%;资产收益率为1.0%,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环比上升0.1个百分点;股本收益率为9.1%,同比下降0.4个百分点,环比上升0.4个百分点;成本收入比为58.8%,同比下降1.13个百分点,环比下降1.1个百分点;非利息收入占比为36.7%,同比下降2.37个百分点,环比上升5.0个百分点(表4)。
资本充足率总体稳定,资产质量持续改善。截至2016年二季度末,美国银行业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2.7%,同比上升0.1个百分点,环比上升0.1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为2.1%,同比下降0.2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1个百分点(表4)。
2.监管环境
2016年三季度,美国银行业监管环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美联储公布2016年银行业压力测试结果。结果显示,33家银行控股公司中,有30家银行控股公司的资本计划获得“通过”,摩根士丹利获得“有条件通过”,德意志银行和桑坦德银行再次获得“未通过”。美联储在评估一家银行控股公司的资本计划时会涉及到定量和定性因素维度:定量因素包括极端情景下该公司的预计资本充足率;定性因素包括风险管理、内控及公司治理结构。德意志银行和桑坦德银行未通过此次压力测试,主要是因为它们未能满足美联储的定性因素。
二是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计划对《金融选择法案》(TheFinancialChoiceAct)进行投票。该法案最初在2016年6月公开发布,旨在取代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法案容许银行采用简单的杠杆率计量规则,该指标不得低于10%,从而可以避开巴塞尔Ⅲ和《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部分规则要求。从目前情形看,该提案通过金融服务委员会的概率较大,但仍需等到2017年才能在参众两院上会。
3.未来展望
展望第四季度,考虑到美联储在9月货币政策利率决议中所声明的“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的理由已经增强”,我们预测美联储在四季度极可能加息一次。鉴于这一预期,我们认为,短期收益率曲线变陡,将使对资产敏感性较高的银行从中受益。由于信贷需求全面走强的惯性作用和净息差变宽有利于整体银行业,我们预计未来美国银行业的经营状况利好趋势仍将延续。
(二)欧元区银行业
1.经营情况
存贷款保持小幅增长,存款增速略低于贷款增速。截至2016年二季度末,欧元区存款余额合计17.23万亿欧元,同比上升1.41%,增速较上季度有所放缓。从国别表现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以及塞浦路斯存款增速相对较快,分别达8.1%、7.7%和7.5%;希腊、芬兰和荷兰增速缓慢,分别为0.9%、1.2%和2.3%。同期,欧元区贷款余额合计17.55万亿欧元,同比提高2.63%,增速较上季度上升1.63个百分点。从国别表现看,卢森堡、斯洛伐克和爱沙尼亚的贷款增速相对较快,分别达12.2%、6.6%和6.5%;爱尔兰、斯洛文尼亚和塞浦路斯贷款降幅明显,分别为-8.2%、-7.2%和-6.9%。
盈利水平略微上升,成本收入比有所下降。2016年二季度,欧元区主要银行的ROA为0.5%,较上季度上升0.1个百分点;ROE为7.4%,较上季度上升0.2个百分点;净息差水平为1.5%,与上季度持平;成本收入比为58.4%,较上季度下降了10.5个百分点。
资本充足率上升,不良贷款率下降。截至2016年二季度末,欧元区主要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2.7%,较上季度上升0.3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为3.0%,较上季度下降0.3个百分点。
2.监管环境
欧央行近期发布的信息显示,欧元区银行的整体风险并未明显下降,许多银行依然面临较大的风险与阻力。欧央行表示,近期将在监管确定性方面做出努力,计划今年底前完成巴塞尔协议的监管改革,重点是不显著提高整体的资本要求。
近日,欧央行发布不良贷款的指导意见草案,以指导欧洲银行解决不良贷款问题。欧央行将监督整个欧元区银行的不良贷款水平,并通过监督审查与评估程序(SREP),检查各家银行对不良贷款的管理,评估战略是否适当,治理结构和流程是否到位。
此外,由于工作人员不断增加、评估个体银行风险以及协作完成欧洲银行压力测试等工作成本的提高,欧央行的监管费用在今年已经提高了四分之一,预计未来还将继续上升,给处在困境中的欧洲银行业带来持续的成本压力。
3.未来展望
总体来看,困扰银行业的问题,如负利率、不良贷款、监管趋严和“黑天鹅”事件等,将继续发酵,欧元区银行业未来仍面临挑战。一方面,负利率背景下,银行业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商业模式,增加收入来源,探索降低成本,提高盈利能力,数字化可能是一个新的改革方向。另一方面,意大利、葡萄牙等国银行业仍然存在较高的不良率。此外,监管趋严,更高的资本要求和监管改革将给银行业带来更多的挑战。除上述问题外,意外事件的影响不容小视。例如,近日德意志银行披露,美国司法部要求其支付140亿美元,以了结其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RMBS)的调查,规模远超过德银和投资人的预期。
(三)英国银行业
1.经营概况
零售存款持续增加,批发存款企稳回升。截至2016年二季度末,英国M4规模达21839.1亿英镑,同比上升3.8%,增速较上季度末扩大2.5个百分点。其中,零售存款和现金为15839.8亿英镑,同比上升3%,增速与上季度持平;批发存款为6024.5亿英镑,同比上升5.8%,增速较上季度扩大3个百分点。
零售贷款平稳增长,机构贷款低速增长。截至2016年二季度末,英国个人信贷余额达12922.7亿英镑,同比增长4.7%,较上季度上升0.4个百分点,其中,不动产抵押贷款达11371亿英镑,同比增长4.7%,消费信贷达1245亿英镑,同比增长6.6%。非金融机构信贷余额达5621.5亿英镑,同比上升3.4%,其中,建筑业净贷款余额达302.6亿英镑,同比下降6.4%。
2.监管环境
脱欧可能对英国银行业盈利产生负面影响,主要包括:英格兰银行降息对英国净息差环境的破坏;英国房地产市场价格下跌的概率加大,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增加;外汇贬值造成的银行资产“缩水”;评级下调对银行的融资可获得性和成本产生负面影响;股价下挫对银行增资扩股以及风险吸收能力的负面冲击等。
此外,脱欧对英国银行业和外资银行在英欧洲总部的运营也将有所影响。英国脱离欧盟之后,除非英欧达成新的协议,否则以伦敦为欧洲区域中心的银行将不再享有“通行权”(Passporting),无法按照目前的组织构架在欧洲运营,其在欧洲的战略安排和布局得重新考虑。将总部和业务中心从伦敦转移至欧盟其它成员国或成为选项之一,这也必然提高这些银行在欧盟的运营成本。由此,部分国际银行可能降低对英国市场的关注程度,调整其全球业务发展战略。
3.未来展望
脱欧对英国银行业的负面影响很大,能否在脱欧之后保留或者部分保留“通行证”,将对英国作为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产生明显的影响。欧盟要求英国确保人员自由流动作为统一市场的条件(包括“通行证”),而重新控制移民是英国要求脱离欧盟的最主要目的之一。从目前的情况看,完全保留“欧盟通行证”的难度较大,部分保留或比较现实。总而言之,脱欧后英国与欧盟的关系还需进一步观察。
同时,英国或许能够对欧盟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更加开放,填补部分失去的欧洲市场份额。这意味着英国的金融监管制度将更多地与欧盟以外国家和地区相适应,成为吸引这些地区金融机构的重要条件之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脱欧对英国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不利冲击,提高英国的竞争力。
(四)日本银行业
1.运行概况
货币总量稳步增长,贷款利率持续下行。受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影响,日本国内货币总量增速仍继续攀升。截至2016年8月末,日本广义货币M3规模达1263.4万亿日元,同比增长2.3%。在货币信贷环境宽松的背景下,日本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继续呈现下行趋势,根据日本央行最新统计数据(7月),日本国内银行长期和短期新增贷款年化收益率分别为0.78%和0.68%,较去年同比分别下降0.2个和0.1个百分点。
存贷款规模中速增长,存款规模增长总体高于贷款规模增长。截至2016年8月末,日本国内银行存款余额合计654.2万亿日元,较去年同比提高3.3%;主要银行④(五家)存款余额合计329.9万亿日元,较去年同比提高4.4%;第一类区域性银行存款余额合计258万亿日元,较去年同比提高2.2%;第二类区域性银行存款余额合计66.2万亿日元,较去年同比提高1.9%。从贷款表现来看,日本国内银行贷款余额合计499.9万亿日元,较去年同比提高2%;主要银行(五家)贷款余额合计204.9万亿日元,较去年同比提高0.5%;第一类区域性银行贷款余额合计181.7万亿日元,较去年同比提高3.5%;第二类区域性银行贷款余额合计47.9万亿日元,较去年同比提高2.8%。
盈利水平明显下降。2016年上半年,日本3家G-SIBs净利润合计7768亿日元,同比下降20%;平均总资产回报率为0.3%,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6.9%,同比下降1.5个百分点。
2.监管环境
(1)日本金融厅提出创设“累积NISA”制度等税制改革意见
8月31日,日本金融厅提出创设“累积NISA”⑤制度等在内的税制改革意见,旨在促进金融市场的进一步繁荣。日本现行NISA制度对年投资额120万日元以内的投资设定5年的免税期。而此次日本金融厅建议创设年投资额60万日元以内、20年免税期的“累积NISA”制度,并可在两种制度间自由选择。此外,在免税期满且产生一定的投资收益时,对超出收益部分也实施部分免税制度;在投资出现亏损时,将原投资额视为投资初值。上述建议如能顺利施行,将有效提升金融机构和个人的预计投资收益,带动银行佣金及手续费收入的增长,将对日本银行业非息差收入的提升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2)日本导入新一轮经济刺激措施,或对日本银行业构成潜在利好
8月2日,日本政府确定了总规模达28万亿日元的新一轮经济刺激措施,其中,国家和地方政府直接财政支出将达7.5万亿日元。8月24日,日本政府通过金额约4.5万亿日元的2016年度第二次修正预算案,计划主要用于港口和新干线等基础设施建设、灾后重建及灾害预防等。日本政府期望借此将2016-2017年度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推高1.3%。政府支出的增加势必增加经济活力,在一定程度上拉动民间投资,对银行业构成潜在利好。
3.未来展望
在日本政府新一轮刺激政策的影响下,预计日本银行业经营环境将略有改善,但仍不容乐观。如果日本央行配合财政政策进一步加码负利率政策,预计将对银行业经营带来新的挑战。由于投资信托等手续费收入增长乏力,日本地方银行业面临的经营环境日趋严峻。预计日本地方银行业将继续通过兼并重组、加强部分领域业务整合和跨行业合作等探索转型之路。
三中国银行业回顾与展望
(一)2016年二季度银行业运行状况
2016年上半年,上市银行运行呈现出以下特征:资产和负债规模增速放缓,分化态势有所收敛;盈利能力保持稳定,成本控制做出重要贡献;存贷款占比“一升一降”,非利息收入占比上台阶;不良贷款“双升”势头放缓,拨备覆盖率降中趋稳;资本充足率保持稳定,存贷比继续上升。
1.资产和负债规模增速放缓,分化态势有所收敛
截至2016年6月末,上市银行资产、负债总额分别为127.6万亿元和118.5万亿元,同比增长10.2%和9.9%,增速较2015年同期分别下降0.8和0.5个百分点。其中,五大行资产、负债总额分别为87.5万亿元和80.9万亿元,同比增长7.4%和6.9%,增速较2015年同期分别下降2.1和1.9个百分点;股份制银行资产、负债总额分别为36.3万亿元和34.0万亿元,同比增长15.9%和15.9%,增速较2015年同期分别上升1.6和2.2个百分点(图1、图2)。
2016年上半年,上市银行实现营业收入1.9万亿元、净利润7360.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4%和3.9%,增速较2015年同期分别下降4.5和上升1.3个百分点。其中,五大行分别实现营业收入1.3万亿元、净利润5348.4亿元,同比增长3.0%和3.1%,增速较2015年同期分别下降2.8和上升2.1个百分点;股份制银行分别实现营业收入5650.6亿元、净利润1820.0亿元,同比增长9.8%和5.4%,增速较2015年同期分别下降10.2和1.1个百分点(图3、图4)。
2016年上半年,上市银行总资产净利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分别为1.09%、16.29%,同比分别下降0.1个和2.1个百分点。其中,五大行ROA和ROE分别为1.23%、15.93%,同比下降0.1个和2.1个百分点;股份制银行ROA和ROE分别为1.03%、16.16%,同比下降0.1和2.1个百分点(图5、图6)。
2016年上半年,上市银行成本收入比为24.92%,同比下降0.8个百分点。其中,五大行成本收入比为24.70%,同比下降0.4个百分点;股份制银行成本收入比为25.19%,同比下降1.6个百分点(图7)。
2.存贷款占比“一降一升”,非利息收入占比上台阶
截至2016年6月末,上市银行存款余额占总负债和贷款余额占总资产的比重分别为73.5%、51.0%,同比分别下降1.4和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五大行两项指标分别为78.9%、53.6%,同比分别上升0.4和0.7个百分点;股份制银行两项指标分别为61.7%、45.9%,同比分别下降4.7和0.1个百分点(图8、图9)。
3.不良贷款“双升”势头放缓,拨备覆盖率降中趋稳
截至2016年6月末,上市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1万亿元,同比增长28.5%,增速较2015年同期下降23.7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为1.68%,同比上升0.2个百分点。其中,五大行不良贷款余额为8079.5亿元,同比增长25.7%,增速较2015年同期下降26.0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为1.72%,同比上升0.2个百分点。股份制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2688.8亿元,同比增长37.2%,增速较2015年同期下降17.0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为1.61%,同比上升0.3个百分点(图11、图12)。
2016年上半年,上市银行拨备覆盖率为164.7%,较2015年同期下降25.1个百分点。其中,五大行拨备覆盖率为157.3%,较2015年同期下降29.1个百分点;股份制银行拨备覆盖率为178.2%,较2015年同期下降16.0个百分点(图13)。部分上市银行拨备覆盖率已经跌至150%的监管红线以下。
4.资本充足率保持稳定,存贷比继续上升
2016年上半年,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2.8%、10.2%、9.8%,较2015年同期分别上升0.3、0.2、0.1个百分点。其中,五大行三项指标分别为14.3%、11.4%、11.5%,较2015年同期分别上升0.2、下降0.1、上升0.5个百分点;股份制银行三项指标分别为11.9%、9.7%、9.1%,较2015年同期分别上升0.2、0.4、0.1个百分点(图14)。
截至2016年6月末,上市银行存贷比为74.7%,同比上升2.0个百分点。其中,五大行存贷比为73.5%,同比上升0.9个百分点;股份制银行存贷比为79.5%,同比上升5.4个百分点(图15)。
(二)2016年银行业经营展望
1.三季度经营环境分析
2016年三季度,以下三大因素对银行业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第一,经济因素。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长稳中有进。1-8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8.1%,增速与前7个月持平,房地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5.4%,增速较前7个月提高0.1个百分点,全社会投资开始出现企稳迹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长10.3%,增速与前7个月持平;进出口总额累计同比增长-7.9%,较前7个月回升0.9个百分点。预计,三季度GDP同比增速将延续二季度趋势,维持在6.7%左右。经济增长稳中有进,将从根本上有利于银行保持经营业绩稳定。
第二,政策因素。三季度,货币政策始终保持稳健的主基调。截至8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151.1万亿元,同比增长11.4%,较上月提高1.2个百分点,继续保持10%以上的增速。预计,三季度M2同比增长12%左右,货币政策松紧适度,有助于银行保持合理的规模增长。
第三,改革因素。三季度,银行监管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7月6日,银监会起草《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征求意见稿)》,对引导银行树立全面风险管理意识、建立稳健的风险文化等具有重要意义;7月15日,银监会发布《中国银行业信息科技“十三五”发展规划监管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为银行依托科技创新、抓住金融科技发展机遇等指明了方向;8月24日,银监会等四部委联合发布《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为网贷行业的规范发展提供了制度依据。8月31日,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为银行发展绿色金融业务提供了制度保障。9月9日,银监会印发《关于做好银行业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有关工作的通知》,既为银行共同解决债务企业债务危机提供了集体协商机制,也为银行开展银团贷款、建立联合授信机制等提供业务空间。
2.四季度上市银行经营展望
2016年四季度,影响我国上市银行经营情况的主要因素包括:第一,经济增长保持稳中有进。四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速将维持在6.7%左右,经济增长将继续保持平稳态势。首先,“一带一路”战略持续推进。随着《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发布,“八纵八横”铁路网建设将加快推进,带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资金需求巨大机遇;《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印发,对有效缓解实体经济企业困难、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等具有重要意义。其次,经济转型升级亟需金融支持。《“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科技创新发展的蓝图和总体目标,为银行科技金融业务带来新机遇。再次,自贸区战略升级扩容。目前,自贸区已经增加至11个,新设的7个自贸区有望推动金融相关领域改革,为银行业务拓展提供新的空间。最后,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人民币将从国际支付结算货币向投资和储备货币发展,不仅有利于夯实中资银行人民币业务全球领先地位,也为金融市场等业务提供巨大发展空间。
第二,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主基调。四季度,广义货币(M2)将保持12.0%左右的平稳增长,为银行的资产规模扩张留有一定空间。受利率市场化和低利率市场环境的影响,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将稳中有所下行,净息差和净利差持续收窄,对银行的定价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有效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监管机构通过合理引导银行加大对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投放、增强对小微企业和涉农等扶贫领域的投入力度以及保持个人住房贷款及汽车贷款等消费信贷的平稳增长,保持全年信贷投放的平稳增长。另外,2016年以来,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小幅贬值,双向浮动特征明显,汇率弹性增强,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平稳,有利于银行捕捉外汇市场业务的机遇。
第三,相关改革措施有望落地。首先,在前期征求相关意见的基础上,《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将推进实施,有利于银行提高全面风险管理意识,不断改善资产质量。其次,银行业信息科技发展规划监管指导意见和网络借贷管理办法相继出台,为银行加快进军互联网金融以及实现规范发展提供了发展机遇和制度保障。再次,随着投贷联动试点率先在中关村落地,其他试点地区(武汉东湖、上海张江、天津滨海以及西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望陆续展开,为银行提前布局相关业务带来机遇。最后,支持绿色金融体系建设以及落实杭州G20峰会关于绿色金融议题的相关措施将陆续出台,为银行担当社会责任、创新发展绿色金融业务等提供巨大空间。
综上,我们预计,2016年上市银行资产、负债同比增长分别在10.0%和9.5%左右,净利润同比增长2.6%左右,不良贷款率将小幅上升至1.70%左右。
四热点问题分析
(一)我国银行业国际化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
1.银行国际化存在阶段性特征
一般而言,银行业发展国际业务将带来明显的收益,也面临较高的成本。但是,收益和成本与国际化程度的关系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存在一种“J曲线”效应,即扩张初期成本较高、大于收益,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收益逐渐增加、超过成本。因此,银行国际化发展往往呈现阶段性特征:
第一阶段,国际化的起步阶段。由于边际成本远高于边际收益,银行对国际化发展前景存在疑虑,主要采取尝试性的战略,海外业务的资产和收入贡献度一般低于20%,所需时间是20年甚至更长。
第二阶段,国际化的崛起阶段。国际化的时机和条件逐渐成熟,银行逐渐坚定了国际化的发展战略,推动国际化业务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投入以至于实现盈利。此时海外业务贡献度甚至可以达到70%,一般需要10-20年的时间。
第三阶段,国际化的重整阶段。国际化发展的波动不可避免,国际化银行不得不重新调整海外发展战略,有选择地退出部分市场,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此时银行海外业务贡献度有所下降,但往往可以保持在50%左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业的国际化业务稳步推进,但总体仍处于“起步”阶段。当前,我国银行业的国际化时机和条件已逐渐成熟,有望进入“崛起”阶段,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随着中国双向开放战略的推进,对外经贸投资将更加活跃,相关融资及服务需求巨大;第二,中国国际地位上升,在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中扮演重要角色,为银行国际化提供了较坚实的基础和保障;第三,随着今年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进一步提速,有利于中资银行拓展更广泛的国际市场;第四,我国推动“一带一路”的“五通”建设,有助于银行获得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此外,当前大型跨国银行国际化业务有所收缩,中国银行业面临重大机遇。
2.我国大型银行国际化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大型银行国际化取得较快发展:一方面,区域布局更加广泛。截至2015年底,共有22家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海外5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1298家分支机构;另一方面,境外业务增长较快,贡献度持续提升。境外资产、营业收入和税前利润增速分别达到7.9%、42.7%和52.3%,显著高于集团7.4%、3.0%和0.5%的水平,境外业务贡献度分别提升至11.9%、11.5%和11.6%。
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国际化程度依然不高。当前,中国已与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在全球近18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直接投资。截至2016年上半年,大型银行境外机构覆盖的国家和地区不到60个。海外员工比例较低,大型银行海外员工占比仅为2.4%,远远低于业务贡献度。第二,国际化业务收益不高。近几年来,境外与集团资产平均收益率之间的差距持续收窄,但依然明显,2016年上半年,五大行境外资产收益率为0.78%,较集团水平低0.02个百分点。
第三,业务多元化程度不高。一方面,2016年上半年,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比同比下降4.1个百分点到10.0%,远低于集团20.5%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息差业务过于依赖“外存内贷”和境内外资金成本差异,受环境影响波动较大。2014年,境外机构全部净利息收入中“外存内贷”部分占比超过30%,2015年则大幅下降到20%以下,2016年上半年进一步下降到11.5%。
第四,境外风险值得关注。2016年上半年,四大行境外减值(不良)贷款规模达到201亿元人民币,较年初大幅上升了35.8%;减值贷款率为0.44%,较年初上升了0.8个百分点。
3.对我国大型银行国际化的启示和建议
第一,重视长期战略和短期目标的关系。从长期来看,我国经济规模庞大,且国际经济金融联系日益紧密,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一定会存在数家实力较强的大型国际化银行。在长期前景与当前困境交织的情况下,应立足长远,以形成与实体经济需求相匹配的金融体系为目标,力争在“十三五”期间将国际化推上一个台阶。同时,综合考虑当前的经营压力,重视战略的弹性和灵活性,集中资源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着力提升境外分支机构的盈利能力。
第二,重视发展和风险的关系。从发达国家银行业国际化发展的历程来看,波动和周期难免,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本土业务受到严重冲击,被迫收缩海外业务;二是,国际化扩张过猛而管理滞后,导致风险积累和成本高企;三是,东道国经济金融形势变化,海外业务经营困难。发展国际化业务,应充分评估国际经济环境变化、自身实力等因素,理性安排推进节奏,避免过激扩张行为。
第三,重视竞争和合作的关系。如同境内业务一样,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发展也应该坚持差异化发展,避免形成过度竞争、陷入新的“重围”、付出新的转型成本。大型银行之间的国际化程度应保持一定的差异,本土业务空间仍相对较大,特别是零售业务,开展这些业务往往需要更多地了解本土文化和客户习惯,专业化、注重效率和成本是根本。中小股份制银行应专注于自身的比较优势,走有特色的国际化之路。
第四,重视全面布局与重点区域发展。当前,我国出台“一带一路”战略,深刻塑造未来较长时期内国家“走出去”的规模和形态,正是银行业国际化的重要契机。以“一带一路”地区为突破口,加紧落实未来5年的国际化布局,集中资源实现跨越式发展,“一带一路”地区的资产增速应高于其他境外地区,特别在部分重点区域。
(二)澄清认识误区,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近年来金融改革政策频出,货币供应总体充裕,社会融资规模余额平稳增长,融资来源日益多元化,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有所下降,但社会上仍在反映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我们需要辩证分析,澄清三大认识误区,探寻标本兼治的解决之道。
第一,片面认为融资难源于信贷等资金供给不足有观点认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垄断了信贷资金供给,对中小企业惜贷,导致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事实上,银行等外部融资并不是企业资金的主要来源,自筹资金才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根基。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6月末的数据,自筹资金约占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的66.6%,其余为33.4%为外部资金,包括:国内贷款(占11.7%)、国家预算内资金(占5.6%)、利用外资(占0.4%)以及其他资金(占15.6%)等。
从市场经济规律看,能否保持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是企业能否适应市场竞争、实现可持续盈利、进而保持现金流稳定的内因和主要矛盾。贷款等外部融资来源,是自筹资金的补充,是企业发展的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调查表明,市场竞争力较高、发展较为稳健的中小企业通常融资并不难,难的是那些处于传统行业价值链低端、市场竞争力弱、财务杠杆率过高的中小企业。从历史上看,因外部不当干预、内部管理缺位发放的贷款可以算得上是“融资易”,但这样的贷款严重脱离企业实际,导致了坏账高企和大额剥离,影响了金融造血功能,损害了实体经济,最终还得靠国家救助、由纳税人买单,教训十分深刻。
第二,片面认为融资贵源于中小企业的融资风险偏高的确,“收益覆盖成本和风险”是一条基本的商业原则。根据万得数据库披露,2014年底,中、小、微三类企业境内人民币贷款的不良率分别为1.79%、2.18%和2.36%,均高于大企业0.65%的不良率水平。银行为发放中小企业贷款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一般要高于大企业贷款。从这点看,中小企业的贷款定价偏高有其合理因素。但是,我们也要看到,2014年底,中、小、微三类企业保证贷款与抵押贷款占全部企业境内人民币贷款的比重分别高达82.7%、89.8%和89.2%,远高于大型企业56.5%的比重。企业办理抵押担保时还需要支付抵押物评估费、登记费、审计费、保险费等各种费用。有调查显示,这些衍生的费用相当于拉高了贷款利率3-5个百分点甚至更高。
供给端推高融资成本,也与正规金融直接或间接造成的中小企业融资供不应求相关。一是“结构性挤出”,表现在存量贷款被产能过剩行业、大企业以及政府融资平台等大量占用,增量贷款阶段性地去了房地产等热门行业。二是“通道性挤出”,大企业积累了大量活期存款,借道金融机构委托贷款或理财产品等,谋求更高的利率回报。三是“技术性挤出”,由于战略定位、业务模式、风险偏好、监管考核和不良贷款责任追究等“技术”方面的原因,大型银行小微企业贷款占其全部贷款的比重多数不到15%,多家股份制银行的这一比重不到20%(有的甚至低至5%-10%),而小型银行资本规模较小,信贷总量有限。2016年6月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达17.29%,是正规金融融资利率的3倍以上。
第三,片面认为融资难融资贵源于市场行为不规范的确,目前中小企业相关的市场融资行为还存在诸多问题,例如,从需求端看,借款人的经营行为短期化、财务管理不规范等现象较为常见,骗贷、逃废债行为屡有发生;从供给端看,非法集资、高息揽存、以贷转存、以贷收费、监管套利、融资平台“跑路”等时有发生,等等,这些都是导致市场供求失衡的相关因素,国家有关部门已在持续治理整顿。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上述现象与体制机制的障碍、与融资环境也密切相关,需要“有形的手”更好地发力。
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并不需要“重新发明轮子”。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到《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等,一系列中央文件中均提出了解决中小企业发展和融资问题的指引和部署,关键在于创新落实,强化执行。
一是着力补足企业竞争力短板,提高融资需求的有效性。中小企业要主动对接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引进和培养优秀企业家和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吸收境内外资金和先进技术,提高创新能力,提升产品质量,积极开展与国内外企业的协作,逐步由传统产业链的低端向中高端迈进。同时,中小企业要加强财务管理,做好财务规划,提高应收账款周转率,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合理安排融资的期限,保持稳健的杠杆率,并用足用好国家和地方相关财政金融扶植政策,保持可持续发展。
二是着力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扩大中小企业融资的规模。目前实体经济的融资并不是总量问题,而是中小企业融资不足等结构性的问题。对此,应考虑在融资结构上进一步发力,包括:提高直接融资的比例,特别是要规范发展中小企业公开债券和私募债市场;既要提高合作性金融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更要提高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的贡献度;既要发挥信贷等传统融资模式的作用,更要支持供应链融资、大数据融资等创新融资模式发挥作用;既要通过引进民营银行等方式促进金融机构间有序竞争,又要通过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等方式引导金融机构内部将更多资金配置给息差相对较高的中小企业信贷。
三是着力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和体制机制,提高中小企业融资的效率。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并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长远之策在于不断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和体制机制,包括:完成《中小企业促进法》修订,强化中小企业获得普惠金融的平等权利,明确中小企业维权的法律程序及安排;协调推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和各项支持政策的落地,完善中小企业融资的统计、监测、分析和发布制度;加快落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明确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的时间表和关键里程碑;探索建立统一的抵押评估登记体系以及押品拍卖处置市场,降低企业抵押担保成本;重检银行监管指标及业绩考评体系,细化尽职免责政策,提高中小企业不良贷款率的容忍度;通过专项财政补贴及定向货币调控等政策措施,支持各类金融机构开展中小企业融资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