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第一财经研究院

自卡梅伦今年2月宣布举行公投以来，经过4个月的激烈缠斗，6月23日的英国脱欧公投终于有了结果。公投统计结果显示，脱欧一方在投票中以微弱优势胜出。虽然公投前的民意调查显示退欧比例已经领先，但结果还是令人感到十分震惊。

原本以为只是夫妻间的“闹一闹”，没想到成为一场代价昂贵的世纪离婚。此前无论英国大报还是国际投行，多数倾向预测英国留在欧盟，而欧盟、美国多次呼吁英国留在欧盟。当我们又一次以为英国以“脱欧”公投为要挟，和欧盟讨价还价，以求获得尽可能少的约束和更多的实利的时候，英国真的“脱”了。不过，这场世纪豪赌无论是对英国还是对欧盟来说都代价颇高。

“退欧”的公投结果首当其冲引发了欧盟政治上的大地震。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事后演讲中说，英国的退出将是“欧洲的分水岭”。消息一经传出，法国、丹麦、荷兰和意大利的“疑欧”政党几乎同时爆发要求公投表决的呼声，以波兰、捷克、瑞典等国为代表的欧盟成员国政府则不约而同地做出表态，称欧盟必须重新考虑其政策。

对英国来说，结果也是喜忧参半的。虽然赢回了所谓的“自主权”，但国际金融市场并不看好英国的这一举动。“退欧”结果公布之后英镑立即大跌11%，甚至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时候的雷曼时刻。同时黄金上涨，美元和日元大幅升值，股票下跌。标普、惠誉已先后下调英国评级，部分国际银行也已经开始采取行动，把业务搬出英国。

从目前来看，这股“退欧公投”的热潮还将持续，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样，一旦打开就无法合上。将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英国、欧洲甚至全球市场都将持续受到此次脱欧公投的影响。

英国的“意外”脱欧震惊了世界，但回溯其深层原因，却能明显地发现这其背后是全球化共识下降和贫富分化加剧等全球性普遍性问题所带来的影响。当今的世界以与往日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同，我们却还禁锢在旧有的思维框架之中。

据谷歌公司对搜索结果发布的统计显示，在退欧结果正式公布6小时后，英国人搜索的最热门问题是“离开欧盟意味着什么？”，第二大热门问题是“欧盟是什么？”，第三大和第五大热门问题也是有关欧盟的基本知识：欧盟有哪些国家？欧盟有多少个国家？在投票通过退出欧盟（退欧）后，不少英国民众似乎才意识到要搞清楚他们要退出的“欧盟”是什么。有趣的是，公投结果刚出炉，已经有很多英国公民后悔投了退欧的赞成票，随后有超过数百万英国公民向卡梅伦政府请愿要求举行二次公投。

由此来看，很多民众并不清楚脱欧意味着什么，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正如瑞典前首相雷恩菲尔德曾警告说，“这是一场情感上的投票。人们认为，我们不能跟精英投相同的票。如果这是他们（精英）认为我们应该干的事，我们就做相反的事情。” 雷恩菲尔德坦言，2003年瑞典全民公投结果反对加入欧元区，其实是一种反精英的公投，英国现在正重复这些经历。英国此次脱欧公投，也可以认为是草根对当前精英政治的一种变相的反抗，尽管这个结果需要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买单。

英国《卫报》曾对支持脱欧与留欧的人群进行统计。从收入上来看，支持英国脱欧的居民年平均收入相对较低，大部分支持者的年收入都没有超过25000英镑。在支持英国留在欧盟的居民收入相对较高，这些支持者年人均收入超过25000英镑的大有人在。

图1 脱欧与留欧支持者的收入分布

来源：《卫报》

从学历上看，支持英国脱离欧盟的居民往往学历较低，而支持英国留在欧盟的居民学历更高。

图2 脱欧与留欧支持者的学历分布

来源：《卫报》

在平均年龄方面，脱欧阵营的平均年龄大部分超过40岁，留欧阵营的平均年龄相对较低。

图3 脱欧与留欧支持者的年龄分布

来源：《卫报》

在出生地方面，脱欧阵营中出生在英国的比例很高。在留欧阵营中，大量支持者出生在海外。

图4 脱欧与留欧支持者的出生地分布

来源：《卫报》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看出，在英国此次脱欧公投中，支持英国留在欧盟的居民相对而言学历更高、收入更高、年龄更低、海外出生者更多。支持英国脱离欧盟的居民相比而言受教育水平、平均收入都要低一些，但他们的平均年龄更大，更多是英国本土出生的居民。

从地域上看，英格兰北部工业区最终大多投票脱欧，这些地区长期经济不振，成为英国工业的空心地带，当地的萧条与伦敦等大城市的繁华形成强烈反差。

究其原因，加入欧盟区域一体化的收益成本错配，使得英国的社会分裂逐步加大。以贸易为例，在与欧盟的贸易中，英国长期保持服务贸易顺差（主要是金融服务）和商品贸易逆差。因此，留欧带来的经济收益，主要流向了服务行业，特别是高收入的金融行业。但留欧带来的成本，主要由中下阶层的产业工人和农民来承担。这种错配，不仅会导致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和社会分化，也会催生中下层人民的“被剥夺感”。当前民意调查显示，金融机构普遍支持留欧，而中下层民众则是退欧阵营的主要力量。

很明显，社会的精英阶层普遍支持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这样他们才有更大的市场获取利润；而社会的中低阶层则普遍希望关上国门，过好自己的日子，因为他们没有在大市场竞争的能力，害怕其他地方的外来者抢了他们的饭碗。

脱欧固然有很多原因，比如英国光荣孤立的传统，但经济方面的变化也不容小觑。根据2015年的数据，英国人的收入水平在欧盟中分配最为不平等。如果说2011年秋持续了2个月的“占领华尔街”充分显示了美国普通民众对收入差距拉大的不满，那么2016年6月的英国脱欧公投也表达了底层民众对于贫富分化加剧的愤怒。欧债危机之后欧盟整体经济持续低迷，失业长期高企引发诸多社会矛盾，加之成员国政府受欧盟财政纪律约束不得不削减民众福利，欧盟的法令约束成为成员国政府引导国内不满情绪最方顺手靶子，一体化也成为民众宣泄不满的主要对象，反欧盟、反欧元的极右势力与左翼的民粹主义盛极一时。

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速度放缓，贫富分化在发达国家内部越来越严重，对于已经实施“去工业化”，集中发展金融、数字创意等高端服务业的英国则首当其冲。位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改善基金会”2015年对英国人的工资收入水平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英国的基尼系数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直在上升，2015年为0.404。这一数字也远远超过了欧盟的平均水平0.346，成为欧盟内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早于2013年，乐施会欧盟办公室主任Natalia Alonso曾警告称，英国和西班牙的国内贫富差距可能很快就会同南苏丹和巴拉圭一样大。

全球化和金融化使得金融资本回报逐渐向少量精英集中，他们的风险则转嫁给逐渐暴露于外部并不受保护的中产阶级。而英国财富聚集的程度在发达工业化民主国家中名列第三（见图5）。在财富集中的过程，美国的状况是穷人或许没有变得更穷，富人却逐步把他们甩得更远。但英国却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最富有1%人群与其余99%人群的资产差距逐渐扩大。

图5 1973-2000年，各国1%拥有财富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包括资本利得）

说明：各国左边的柱条表示1973-75年最顶端1%收入（不包含资本收益）占国民收入的平均比重（不包括爱尔兰，因爱尔兰仅有1976年后的数据可得。故本图中爱尔兰左边柱条对应的年份为1976-79年）。各国右边的柱条表示1998-2000年最顶端1%收入的平均比重（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问题，本图中法国和德国柱条对应的年份为1996-98年，荷兰柱条对应的年份为1997-99年，瑞士对应的年份为1994-96年）。

数据来源：安德鲁·利：“收入比重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了其他不平等的现象？”（How closely do top income shares track other measures of inequality?），载《经济学期刊》（2007年11月），F589-F603。数据可在http://people.anu.edu.au/andrew.leigh/pdf/TopIncomesPanel.xls得到。（本图使用了利关于最顶端1%不包含资本收益的收入数据，这些数据为保持不同国家间的一致性已作出调整。）

来源：第一财经研究院《美国贫富分化现状评估及原因分析报告》

2014年卢森堡收入研究数据库(LIS)显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英国最富有的0.1%人口的财富增长速度比该国90%的民众快4倍。而有些底层英国民众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温饱问题。在伦敦的情况更加被放大，最富有的10%人口平均财富是93.36万英镑，是最贫穷的10%人口的273倍，这一差别甚至超过了纽约和东京。

同年，乐施会发布的报告《两个英国的故事》(A Tale of Two Britains)显示，英国最富裕的5个家族所拥有的财富总额高达282亿英镑，比英国底层20%的民众收入多出1亿英镑。人口最顶层的0.1%英国人，收入增长速度是底层90%人口的近四倍，而英国1/5的人口(约1300万)正处于贫困状态。乐施会指出，政府的措施使得富人收益，而让穷人处于不利地位。报告称，在排除居住成本之后，95%的英国人的真实可支配收入有12%的下降，而最富裕的5%，可支配收入实际上翻倍。

收入的严重失衡已经不仅仅是英国一个国家的问题，这对全球多数国家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在美国，400个最富的美国人占有的财富超过1.5亿底层美国人占有的财富总和。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011年《收入分配趋势》报告显示，从1979年到2007年，1%最富有的美国人的税后家庭收入增长了275%；接下来20%最富有的美国人，税后家庭收入增长了65%。与此相对照，最穷的20%的美国人，税后家庭收入增长了仅18%。

英国之外的欧洲大陆，贫富差距也成为内生极端主义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例如，巴黎恐袭和布鲁塞尔的恐怖袭击的嫌疑犯均来自布鲁塞尔和东南部郊外的莫伦贝克区。莫伦贝克是布鲁塞尔最为“贫困”的郊区城市，官方数据显示，该地失业率高达30%，而比利时全国平均失业率仅为8.4%。随着穆斯林移民的聚集，教育资源的不均，年轻的穆斯林移民后裔在西欧国家面临着比其他同龄人更大的就业困难，由此引发穆斯林移民与当地人的长期的隔阂以及不满，因此此地极端主义思想盛行，并已“持续一二十年之久”。据报道，比利时公民加入IS的比例占欧洲国家榜首。

英国脱欧公投的胜利引起全球范围内对过去几十年全球化带来后果的全面反思。有评论指出，英国最终脱欧，是后危机时代英国疑欧情绪极度发酵的结果，是全球经济不景气情况下，全球化退潮的写照。在此背景下，英国民众对全球化信心的丧失已经转化为不可小觑的实际行动。

有调查显示，过去20余年中，经济全球化使全球南北差距渐趋缩小，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但这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的，因为全球贸易带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而发达国家虽然也在全球贸易中获利丰厚，但这些利益多进了精英阶层的腰包，普通老百姓获利很少，甚至生活变得更糟。

最近一期的《哈佛商业评论》刊登了世界银行一位经济学家的文章，其中指出，虽然过去几十年以来全球层面上的不平等水平的确是下降了，但受益最大的两个群体分别是收入在top 1% 的精英阶层和亚洲的新中产阶级，而发达国家内部的中下层阶级是最大的相对受害者。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英国中低层民众倾向于脱离欧盟。而在美国，特朗普的崛起与美国制造业外移造成国内失业率增加，外来移民抢走中低收入者的饭碗也有很大关系。为了回应美国中低阶层的利益诉求，特朗普喊出要把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跨国美企都拉到美国市场，增加美国的就业机会；他甚至要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修筑一道“长城”来阻挡墨西哥移民，以保护美国不再受外来移民的“侵害”，以刻意迎合底层民众的诉求。

图6 全球化的受益者

来源：《哈佛商业评论》

失业与贫富分化息息相关，全球化导致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与就业逆向发展，其结果是收入和就业的鸿沟增大。经济全球化一方面造成发达国家一些传统产业逐渐丧失了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地位，许多企业开工不足，所占的世界份额下降，不少人失去了工作机会。另一方面，为了最求更高的利润，企业扩大他们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生产规模，因为那里的蓝领或者白领劳动成本都低于本国，这样减少了对本国劳动力的需求。有些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增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得不将企业搬到海外，于是降低了本土的就业机会。

对于穷人而言，全球化减少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对于富人而言，全球化则是增加了他们赚钱的机会。全球贸易、全球投资放大了大公司的成长，如今跨国公司、全球性公司日益成长。英美企业的海外资产，对应其他国家的就业和工资支出，但其产生的收益、利润与利润分配，则更多针对本国的富人群体。

全球化减少了穷人的就业和收入机会；放大了富人、资产拥有者群体的收入机会，加剧了欧洲、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国内两极贫富分化。而 产业“金融化”的趋势则加剧了贫富分化的极化。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与美国一样，英国开始推行“去工业化”战略，不断缩减钢铁、化工等传统制造业的发展空间，将汽车等许多传统产业转移到劳动力及生产成本相对低廉的发展中国家，集中精力发展金融、数字创意等高端服务业。产业的“金融化”， 放大了富人赚取利润、赚取财富的机制和渠道，系统性放大了高资产、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因此，在全球化和金融化的背景下，最上层一群人获得巨额收入的同时，经济的增长没有惠及中产工人阶级。

此外，政府的政策也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差距。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各国纷纷紧急出台应对措施。由于财政政策会受到政府既有债务水平及赤字率的约束，以美联储“定量宽松”为代表的货币政策成为各国解决燃眉之急的首选。货币的超发对稳定金融市场有一定效果，但是但在后危机时代，由于世界经济需求的不确定性，很多国家出现了过度依赖货币政策的倾向。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从降息、货币贬值到负利率政策演进。目前全球已有瑞典、丹麦、瑞士、欧元区和日本等五家央行实施了负利率政策。过低的利率和超发的货币推高了通胀，也引起了房产和资产价格的显著上升。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持有房产股票、共同基金的富人从中获益，在一定程度延缓和转移了金融危机对他们的影响，而对于对于广大中低收入者而言，由于缺乏其他的投资，一般都把储蓄放在银行里，低利率和高物价对他们生活水平的侵蚀最快也直接，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的程度。

政治学者哈克和皮尔森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图景：现代经济不再是一片所有船只都能自由航行的开阔海洋，而更像是一道道的船闸，那些没能通过的船只能落在后面，那会怎么样呢？结果是，游艇还在向前航行，可大部分的小船却只能原地不动，无法进入更高的水位。在这幅图景中，小船之所以原地不动，部分是由于游艇在向前航行——富人们关闭了他们身后的船闸，并且夺得了本应造福其他人的资源。

英国退欧在侧面凸显了全球化的困境的同时，也昭示着民族主义在全球事务中的再次回归。曾经通过打开国门不断发展起来的英国，这一次将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放在首位。

民族主义的回归不仅发生在英国，也同时发生在欧洲很多国家。6月20日，意大利地方选举中反建制派政党“五星运动”力挫意大利现任总理伦齐领导的民主党，在首都罗马和第三大城市都灵分别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市长选举。“五星运动”已公开表示要求就意大利是否留在欧元区以及意大利的欧盟成员国地位分别举行公投。同样跃跃欲试的还有法国著名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主席勒庞和荷兰反移民阵营领袖韦德尔斯（Geert Wilders），二人目前分别是各自国内民调支持率第一的政客，极有可能成为新一届领导人。这些极右政党在主张限制移民、欧盟内部实行边境控制、拒绝移民群体分享福利政策等方面有着共同特征。而这些民族主义色彩鲜明的极右政党之所以在近年发展迅速，其背后与欧洲民间民族主义的支持有着紧密的关系。正是这些民意的存在为极右政党的崛起提供了广泛的政治市场。而此前，在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光环下，有分裂倾向的民族主义曾被认为会作为政治与经济的最终单元而终结。

早在2013年，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保罗·R·皮勒尔曾在《国家利益》月刊撰文“民族主义时代”指出“我们今天生活在民族主义时代”。不过这一现实近年来常常被掩盖。

保罗指出，民族国家的出现成为我们时代的决定性的现实，其重要性超过了最近历史上人们对文明冲突、全球化、历史的终结和大国的两极分化问题的所有关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英国在战后虽然更加接近欧洲大陆，但是民众议论得更多的是英国退出欧洲，而不是更加深入地参与其中。

无论欧盟在永久消灭欧洲内部战争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取得多么大的成功，在取代基于语言文化和民族特征的欧洲国家，并建立起地区范围的身份认同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纵观世界也是如此，虽然非洲各国的边界是随意划定的，且很多国家的中央政府对本国领土的控制力相对较弱，但很多地区仍然出现了族群、领土的纷争。在中东，虽然宗教冲突居于核心地位，但是该地区许多持续存在的冲突的参与者都是特定部族、统治家族或者教派统治下，或者外国影响下解放的民族国家。

保罗最后建议，在评估当前世界面临的问题及解决之道方面，首先要看该问题如何反映出精英阶层以及普通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和抱负。这样一来，就比较容易产生合理的、与政策相关的见解。因此，最适合于民族主义时代的选择就是一种务实的现实主义。同时必须认识到，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情绪能够产生巨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