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张搏（华中科技大学）

一.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义和形成机制

1、国际金融中心的界定

“全球化”本身意味着一种“去中心化”的趋势，但是某些城市却始终是金融资源流向的场所，并且在国际合作之中占有支配地位，逐步形成金融中心（Sassen，1999）。金融中心可以平衡私人储蓄和投资，将金融资本从存款人转向投资者，并且影响支付结算和地区之间的资金转移（Kindleberger，1974）。而国际金融中心高度集聚众多金融机构，充当了跨国界的空间价值转移和交易的媒介和桥梁，能够有效地为区域、国际或全球经济提供全面金融服务，通过资本融通和管理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有巨大的资本集聚和辐射功能。它往往是金融决策中心、金融信息中心、金融交易结算中心、融资中心、风险管理中心、金融市场定价中心和财富管理中心的集合体（单豪杰，2010）。

2、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机制与金融集聚效应

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过程分为自然形成和政府主导两种模式（徐新华，陈铭仁，2007）。自然形成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市场，在国际贸易、跨国投资的不断扩展下，新的金融需求导致金融机构的空间集聚，形成各种技术、信息等“外溢效应”，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金融制度、法规也不断完善，逐渐形成金融中心。政府主导在于通过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提供高效和优质的服务，刺激金融市场的发展，在短时间内吸引金融资源和金融机构。但无论哪种模式，金融中心都表现出了区位优势、高度的金融集聚、完善的金融制度等特点，这些特点也解释了国际金融中心形成模式的具体原因。

目前研究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原因的理论框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地理区位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影响因素之一。Laulajainen（1998）地理区位可以看做是金融中心形成的先天条件，正是因为这种地理上的“禀赋”，使得处于金融中心的金融机构更加容易的集聚在一起。第二，金融集聚理论视角。“金融集聚”理论从动态上分析了金融中心形成的原因。金融集聚理论认为，金融中心是金融资源在跨越一定空间进行配置而体现出的一种集聚状态，这种集聚状态和制造业的集聚一样也会产生边际效益递增的规模效应。第三，金融地理理论从产业组织的角度通过对“信息外在性”、“信息腹地”、“不对称信息”、“路径依附”等概念的演绎解释了金融中心形成原因，也被称为“信息流金融中心理论”（薛波，2009）。第四，金融制度理论则强调了制度和制度变迁在金融中心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3、资本流动与金融集聚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国际金融中心本身体现的是一种金融集聚。研究表明，在集聚形成的过程中，必定伴随着资本的流动，即金融集聚促进资本流动。一方面，金融机构会“跟随客户”而集聚，为制造业等客户的业务需求提供跨国金融服务，现有文献中部分学者证实了美国银行“跟随客户”的海外扩张战略。此外，对欧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化经营的研究都证实了“跟随客户”理论（Buch，2000；Fisher）Cazzavillan和Olszewski（2010）。另一方面，金融中心的“区位优势”也会吸引金融机构的跨国经营战略（Hryckiewicz and Kowalewski，2010）。一个地方FDI的存量会促进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Cazzavillan和Olszewski，2009），同样地，对外贸易也是影响外资银行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之一。

反过来，资本流动也会促进金融机构的集聚。韩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放松资本管制，1993年韩国全面推行和加快金融开放，出台一系列放松外汇管制、推进韩元自由兑换的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资本在韩国的流动。并且，从已有的国际经验来看，由于资本项目开放同时消除对资本交易的限制和资本流入流出的汇兑限制，资本项目的开放，尤其是证券市场开放，对于形成金融集聚有积极作用。可见，资本的流动程度会产生金融机构的集聚效应，进而影响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

二.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潜力以及距一流国际金融中心的差距

1、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潜力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第一，上海具有良好的地理区位优势。上海处于中国大陆海岸线中心，是理想经济腹地，在时区上可以与纽约、伦敦分割24小时，营业时间顺利衔接，在这一点上可以起到与香港相同的作用。第二，上海汇聚了大量金融机构，已表现为一种金融集聚。许多全国性金融机构的营运中心，比如资金交易中心、银行卡中心、票据中心、离岸业务中心、授信评审中心、数据处理中心、研发中心等等，都纷纷汇聚上海。第三，上海拥有包括股票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在内的基础要素市场，已经成为全国股票、债券、外汇、黄金等交易最重要的金融高地（郭树清，2012）。基础市场要素的齐备性已基本可以达到伦敦、纽约的水平（阎庆民，2009）。第四，拥有良好的信息交流平台。在上海陆家嘴金融中心，81.48%的金融机构会通过行业协会或政府部门组织的会议进行交流，上海已建立标准化信息流通的平台（曾刚和司月芳，2008）。

2、上海距一流国际金融中心的差距

根据GFCI指数，全球金融中心的前几位排名几乎是静态的，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东京、法兰克福、苏黎世、日内瓦等城市一直名列前茅，仅在排名上有细微变化。上海作为我国在GFCI中排名最靠前的大陆城市，在2009年9月至2012年3月排名都在第10位左右，但是自2012年9月开始降至第19位，在最新一期排名中位列第20位。

上海与传统金融中心的差距，一方面来自于中国金融体系的不足。首先，金融资产结构不均衡，银行业独大。其次，融资结构不合理，直接融资市场相对较弱，2013年占社会融资规模的11.7%，债券市值占GDP的比重为51.76%，而美国和欧元区这一比重分别为102.5%和176.3%。此外，我国的金融开放度相对较低，直接投资和跨境证券投资等资本项目仍存在管制。另一方面则是上海自身的竞争优势有待提升。上海在市值上仅为纽约证券市场的六分之一，在全球排名第七，不及纽约、伦敦、东京等传统金融中心的市值。此外，上市公司群体狭窄，截止2013年底仅957家上市公司，少于伦敦和纽约的3000家，也少于印度和韩国等新兴经济体的上市公司数量。同时，由于上海金融中心的国际化程度不可能超越我国整体的金融开放程度，上海的金融开放度仍不足。

受到我国对资本项目的管制，上海尚无法成为严格意义的“国际”金融中心。我国政府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通过不断扩大QFII和RQFII等额度、开通“沪港通”等机制来扩大资本项目开放的程度，不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

三.结语

本文根据集聚效应和国际金融中心形成机制，比较了上海与传统国际金融中心的差距，并从资本项目开放视角分析了QFII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得出了资本项目开放促进了外资金融机构在上海集聚、有利于加速一流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基于本文的结论，我们提出以下相关建议。

第一，继续加强资本项目开放的机制创新和渠道创新，扩大资本流动的方式和渠道，推进内地资本与外界的流通便利度。例如“沪港通”，进一步丰富了跨境投资方式，提高了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从市场运作机制、监管机制等多方面，推动中国内地资本市场深化改革。

第二，进一步放宽现有QFII和RQFII的限制，扩大审批额度。目前的QFII管理办法虽然在原有管理办法上降低了境外机构投资者的门槛，但总体而言对于申请者依旧较为严格。例如对于保险公司、商业银行等长期资金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管理的证券资产规模需达到50亿美元。同时，也要审视境外机构投资者对于我国持股比例较低的问题，管理办法中规定持股上限为总股额的10%，但是根据我们统计，投资者平均持股百分比仅为1.34%。在政策制定上，仍需以鼓励外资机构投资者参与到我国资本市场来为主导思想。

第三，把握上海自贸区契机，推进资本市场的开放。今年9月上海市出台的《关于本市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指出，要推动资本市场支持促进自贸试验区政策的落地实施，研究出台相关细则，促进跨境资本通过自由贸易账户实现双向流动，《意见》还提出要推动区内金融机构和企业按规定进入上海地区的证券和期货交易场所进行投资和交易，推进区内符合条件的个人按规定开展跨境双向投资，推动境外机构和自贸试验区注册企业的境外母公司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

第四，加快建设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中心，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人民币国际化是发展资本市场的倒逼外因，同时也可作为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突破口。通过巩固上海金融市场在服务我国金融对外开放和人民币跨境使用中的主导作用，实现上海成为全球性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完）

文章来源：《经济学家》2014年第4期（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篇编辑：王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