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张愎

近10年来，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全球经济的神经，而被外媒喻为“美元杀手”的余永定则是这一领域举足轻重的经济学家。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是中国政府在国际经济政策领域的重要智囊。他多年来一直呼吁央行减持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并因此多次导致国际市场上美元汇率走弱，其对国际资本市场影响力可见一斑。

“我与央行立场一致”

余永定出生于1948年，从一个普通的技术工人，凭借自学，先是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读完硕士学位，后又负笈英伦，经过多年寒窗，在46岁那年拿到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1994年，完成学业后余永定重回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继续在经济学这条崎岖山路上攀登。

对于大多数对余永定有粗浅了解的人而言，余永定一直以来都以央行人民币国际化路径的“纠错者”的角色出现在公众视野。

这种印象始于余永定早在1997年

就发表的一篇关于外汇储备的战略思考的文章。当中，余永定明确提出中国积累外汇储备的实质是穷国存钱，并将其以极低的成本借给富国使用，这种做法是与中国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背道而驰的。

要知道，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1000亿美元，能够理解余永定所想的人寥寥无几，而如今，中国的外汇储备太庞大已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就此回望，余永定对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思考竟是超前了大多数经济学家数十年。

没有人能否认，余永定对国际经济金融局势和国内宏观经济的洞察始终伴随的真知灼见。余永定认为经济学有大的概念体系，缺一个环节就可能造成理论的错误，另一方面要注重实际，必须要密切紧跟中国经济发展，只有理论和实际结合，才能出真知。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余永定旗帜鲜明地支持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以维持亚洲及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

但随着危机消散，宏观经济形势随之改变，余永定又在2003年写了一系列文章，阐述应该尽快回归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并提倡增加汇率弹性和消除升值恐惧的政策的主张。在他看来，只有让市场因素在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决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才可以帮助中国经济逐步消除结构失衡，从而实现可持续增长。

尽管这一想法刚开始时并未被采纳，但余永定2004年即被任命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随之央行在2005年7月21日重启“汇改”，人民币从而完成了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在回顾自己的疾呼对央行“汇改”的影响时，余永定接受《陆家嘴(600663,股吧)》记者专访时表示，其跟央行的态度不但一致，而且是高度一致，并互相配合。

“人民币于2005年与美元脱钩，这一时期我之所以成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是因为央行知道我主张人民币对美元脱钩、人民币升值。央行的立场非常清楚，就是希望人民币脱钩、升值，而我是学界对这一问题观点最鲜明的一个。”余永定进一步解释道。

汇改之后，余永定卸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之后他开始关注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并将研究聚焦到中国和美国面临的困难。他当时对美国经济失衡分析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美国的债务负担将难以为继。随后，他多次警告全球债务危机的风险已经大幅提高。

此外，余永定还认为美元难逃贬值大势。美元的问题又直接引导出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要求。2008年～2009年，余永定作为联合国货币与金融改革专家委员会成员，参与设计了全球储备体系改革方案。

美元颓势之于中国的直接挑战就是外汇储备资产如何保值。因此余永定一再呼吁央行减少新增外汇储备，并减少已有外汇储备资产中的美元资产。随着时间推移，余永定的这一思想也慢慢地变成了政策实践。

不过余永定对中国外汇储备问题却持有不太乐观的态度。2014年底，他指出，外汇储备急剧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但除非中国改变过去的政策取向，大幅下降的可能性不大。外汇储备过多的包袱，中国还会背相当一段时间，直至外汇储备的价值被各种各样的因素慢慢侵蚀掉。

有经济学家指出，中国不缺敢言的经济学家，但像余永定这般十几年来敢言始终如一的经济学家并不多。而这也道出了余永定作为一位学者，对于真理的追求。

余永定曾说，当经济学家形成了某种主张，就把这种主张大胆地说出去，哪怕有错也没关系。学术界有非常公开的负责任的辩论，为经济发展道路提供很好的参考，为决策者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路线提供帮助。

至于他和央行的观点有所分歧，余永定认为这是十分自然的现象。“央行是政府机构，我是一个学者，它的政策要反映各个方面的利益，学者则要从学理出发。其次，作为实际政策制定方，央行要反映多方面利益，因此在具体政策上会和学者发生分歧。但我们在一定意义上是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我

完全是站在支持央行工作、提出善意批评的角度。也可能我是不对的，央行是对的，这要由历史来评价。”他这样对记者说道。

“防止热钱外流”

余永定经济思想的发展，与中国国际经济政策问题的演变紧密相关。而在目前，他与央行相左的观点再次出现，那就是怎么对待资本项目自由化。

在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一问题上，央行早在2012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提出，将加速资本项目自由化，并规划了一个时间表，2015年基本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2022年是完全可兑换。而余永定则认为应当采取慎重的态度。

“资本账户打开要采取渐进的方式，这种方式在过去也是成功的，而且现在也没必要太过加速，毕竟要解决中国金融稳定、企业债务、劳动供给减少等问题并非资本自由化能够解决的。因此不适合设立开放资本账户时间表。”余永定这样说道。

在余永定看来，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步伐哪怕放缓一些，也要以安全为主。当前，中国经济还有下行压力，美联储已退出宽松，在这个背景下，资本的大规模外流是有可能的。一旦资本大规模外流，必然对中国的经济造成冲击。

余永定介绍称，国际上对中国资本流动有很多研究，认为中国的非法资本流动(illicit capital flows)情况较为严重，这主要存在于资本项下，还有一些则隐藏在经常项目下。

他例举了两项最为主要的问题。其一便是假外资(round-tripping capital flows)，即国内企业到如维珍群岛或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注册，再以外资面目回到中国，这就形成了假的外商直接投资(FDI)，造成了很多税收损失和扭曲。

其二便是出口虚报(misinvoicing)。“如果企业不想让美元进来就低报出口，这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是很频繁的现象。”

余永定认为，过早推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风险很大程度在于富人的资本外流。

“中国贫富差距较大，储蓄率又高，且民众情绪易变，因此一旦判断国内形势有变，就会迅速转资产，而富人可能转移的潜在巨额资产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余永定表示。

针对当前对境内个人年度购汇总额等值5万美元的限额，余永定认为这一限额可以放松一些，比如6万美元或7万美元，但不能取消。“对于灰色流出要控制，尽管央行很难控制，但必须要宣布非法，这对于遏制犯罪是有作用的。”

当然，余永定也注意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最近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稳步推进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而过去的提法似乎是“加速推进”。他认为这种改变是非常重要和正确的。它反映了政府对经济问题的非常现实主义的态度。

“总的方向就是不害怕人民币贬值，尽量让市场干预，同时我们也不放弃干预，不放弃对跨界资本流动的管理。”余永定最后这样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