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的能与不能2015年央行可能性分析
我们也许忽视了,基础货币的外汇占款投放,意味着外汇储备和存款准金几乎一致的上升关系。也就是说,事实上并不存在多达21万亿的闲钱。因此,期望普遍持续降准,对央行来说,是难能和难行之举。
1)央行的能与无能之一:关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我们也许忽视了,基础货币的外汇占款投放,意味着外汇储备和存款准金几乎一致的上升关系。也就是说,事实上并不存在多达21万亿的闲钱。因此,期望普遍持续降准,对央行来说,是难能和难行之举。
2)央行的能与无能之二:关于降低利率
中国银行业基本不再具备主动降低利差的能力,但仍具备以利润和拨备缩减,不良资产上升来被动吸收息差继续收窄的冲击。到此,如果你是有耐心阅读完上述文字,并停下来思考一下的极少数金融从业人员的话,你应该不难得出2015年央行如何降息的结论:
1、2014年底,央行最大一次降息已发生,2015年不会有更大力度,
2、要求央行再2015年降息3-4次是不现实的,如此银行业的净息差有可能消失,
3、撼动信用利差,必先改变产业资本的回报率,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4、就单纯降息举措而言,央行可能依据增长,物价和无风险利率的变动,至多再2015年上下半年,各有一次25个BP的降息,降息主要针对存款侧。
5、2015年底央行有可能完成利率市场化。
3)央行的能与无能之三:关于人民币汇率调整
继续维持人民币强势,很大程度上是有损于中国经济转型的虚张声势。
怎么办?央行可以有多种选择,一是继续维持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浮动,二是推动人民币在波动中温和贬值;三是毫无征兆的,够力度的一次性贬值,例如贬值15%-20%,使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回到95-100。
央行的能与无能之一:关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人们已经看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行,对未来10年中国经济增速能够维持在多高,还需要谨慎评估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仍能至少维持6%-6.5%的增长,对于未来10年的物价水平,大多数学者认为物价中枢将再下台阶,即处于1%-3%的区间,与此相应,中国货币政策应该走向宽松,越来越多的声音在呼吁普遍降准、降息和放松货币供应量。
关于普遍降准。一个貌似奇怪的问题是,中国央行是否具备调降4-5个百分点的能力?这个问题和突兀,但并非不需要思考。
需要理解的是,央行“蓄水池”有两种锁定,一种是通过存准率的深度锁定,一种是通过央行票据的浅度锁定。从2006年开始,存款准备金率的持续上升,是和中国国际收支顺差比较多,外汇占款增长迅速相一致。即央行在外汇市场买入外汇释放人民币,再在公开市场释放央票对冲人民币,简单来说,货币当局负债端的21万亿多的存款准备金,对应的是央行资产端的外汇储备。事实上并不存在20多万亿的沉睡在央行的闲钱。
在既有的基础货币投放和冲销框架下,中国央行具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能力,但并不完全具备持续降准的能力。负债端存款性机构在央行的法定和超储,要么通过减少资产端的外汇储备来进行,这几乎不可能,要么通过回笼央票来进行,而央票余额只有1.3万亿,尽数回笼也只相当于0.5个百分点的降准,除此之外,央行如何降准?
我们也许忽视了,基础货币的外汇占款投放,意味着外汇储备和存存准金几乎一致的上升关系。也就是说,事实上并不存在多达21万亿的闲钱。
因此,期望普遍持续降准,对央行来说,是难能和难行之举。
怎么办?央行可以有多种选择,一是创新运用再贷款工具,就象在SLF、PSL那样,二是尽管不具备四五万亿级的降准能力,但央行仍可尝试较小规模的降准操作,这在2014年9月之后已逐步有所体现;三是新老划断,即已有一般性存款维持既有存准率,未来一般性存款的增量部分,实施新准备率,这种新存准率可能有必要回复到2006年之前的水平,例如,增量存款的准备金率也许应低至10%。
央行总是有智慧的,2001年底,央行持有的国债卖无可卖,无法回笼流动性,随后央行票据问世了。当下持续普遍急降准如果难行,也可能迫使央行全面审视基础货币新的释放机制。
央行的能与无能之二:关于降低利率
在2014年底,央行采取了降息举措,贷款基准利率下行了40个基点,存款利率下行了25个基点并扩大上浮区间至120%,这种不对称降息使得银行的名义息差急剧收缩了40个基点以上。显示了国务院对2014年第4季度宏观经济的不乐观,以及对2015年争取良好开局的迫切心态。但这和市场广泛预期有差距,市场期待2015年央行能够至少再采取3-4次降息,以根本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结症。如果认真考虑央行的能与无能,我们可以判断,市场的大幅降息预期是缺乏可操作性的超现实主义设想。
信用定价=信用利差+无风险利率。对于这个等式应无异议。其中无风险利率主要取决于长期核心通胀;信用利差取决于实体经济的风险收益。因此,央行大致上并不具备降低信用利差的能力,但具备降低无风险利率的水平。这也是伯南克量宽操作的关键着力点。
首先要说明的是,观察信用利差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市场关注。次贷危机之前,美国企业债收益率的波动,以欧式期权去诠释波动率的话,清晰传达了信心趋向崩溃的轨迹。在中国也一样,在2014年10月底,信用利差陡然下降时,人们将之归结为央行的定向降准,和财政部对地方债务分类管理,很可能忽略了投资者突然的情绪乐观和资本市场随后的汹涌狂潮。在12月黑色星期二降临之前大约一周,债市已提前一周清晰表达出信用利差再度急剧放大的信号,也就是投资者在重新审视风险。但资本市场已经在找猪和找风中迷失了自我。有做债经验的基金经理,在这次A股的急剧上升中,表现得比没有做债经验者要优秀得多。
从本质上看,信用利差取决于实体经济的经过风险调控的收益率水平,也就是俗称的产业资本回报率。2013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的税后净利润率为5.5%-6%,利润增速为12%;而在2014年则估计分别为5.53%-5.5%和7%,产业资本的回报率仍在温和降低,不良资产仍在继续堆砌,实体经济还没有到风险和利润的拐点,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信用利差呈现的只能是短暂波动,而不是趋势性的拐点。如果乐观的话,也许2015-16年间,中国产业资本能探明风险回报的底部。央行无力调控这一探底进程。
从技术上说,政府如果想要强行拉低信用利差,大致的手段有三种,一是无限买入有毒资产,这是伯南克危机救助方案中所采取的,但却被忽略的;二是以政府担保方式,部分承担产业资本运营中面临的风险,这个策略中国政府也在采取,最为典型的是PPP设想和为科技企业,小微企业设立政府融资担保或基金引导机制,三是允许加杠杆措施,杠杆上升不能降低信用利差,但可以使之更具波动性,也就是让银行家或企业家的行为更像赌徒。中国式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就是典型的金融加杠杆进程,但目前这种加杠杆已空间受限。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和央行都没有特别明确的举措,来人为压低信用利差。
央行是否应该降息,如何降息的关键,聚焦到如何引导无风险利率的下行上来。从可行层面看,央行要解决融资贵的唯一现实途径,恐怕就只有降低无风险利率了。但是目前中国十年期国债利率3.6%-3.8%,储蓄基准利率为2.75%并可上浮20%, 为什么在中国无风险利率,持续偏离中国未来将经历的核心通胀水平?这其中有一系列因素需要考虑。
因素一,中国CPI是否可靠?因素二、央行不显著的数量宽松是否影响了无风险利率?第三,利率市场化是否影响无风险利率,第四,存准率是否影响无风险利率,第五,国库现金管理是否影响无风险利率等等。
第一,中国CPI数据相对可靠,原因比较简单,统计局的商品和服务篮子较为可信,并且物价采集员采集的物价数据比较可信。最重要的是,除了很罕见的特殊月份,中国官员通常不会因为物价指数而受到上级官员的行政压力。因此中国物价中枢是逐步下行的,在90年代中枢为5%-8%且波动率极大,在21世纪头10年中枢为3%-5%且波动率较小,而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物价中枢将走入1%-3%的区间,中国无风险利率显然有持续下行的压力。而目前中国的无风险利率高达2.5%,远远高于历史均值,也和全球无风险利率的空前低位背道而驰。
第二,央行不显著的量宽操作。这确实影响了无风险利率的下行,但这不是决定性因素。
第三,利率市场化。这是一个很大的扰动冲击。我们曾经在2012年写过12篇关于利率市场化的研究报告,其中一篇的结论是,利率市场化将有利于不承担风险的储蓄者,尤其是富裕的食利阶层,而不利于承担风险的投资者,尤其是财富杠杆较高的小微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利率市场化使得储蓄争夺战尤其激烈,理财和私人银行等高收益的类储蓄产品不断涌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无风险利率的下行变得不清晰。央行目前的做法并不可取,要么存款侧的利率市场暂时停止,要么加速完成最后的临门一脚。2015年央行应该完成存款侧的利率市场化。
第四,存准率是否影响无风险利率,这勿庸置疑。以余额宝为代表的零售货币基金,和银行储蓄之间的息差是典型反映,这至少使得无风险利率被抬高0.5-1个百分点。关于持续大幅调降存准率,我们也已经讨论过,央行是上了灯台的老鼠,不容易下来。
第五,国库现金管理框架。这是貌似奇怪,但却非常实际的问题。人们不难观察到地方自发自偿债,和国债之间曾一度出现息差,也不难发现国库现金协议存款的中标利率,和国债利率之间的息差。导致这种息差的根本因素,在于包括国债发行收入在内的国库现金,必须存入央行,而地方债的发行收入则存入商业银行。因此国债发行意味着银行体系流动性的持续丧失。从地方债和国债一度出现的息差来看,国库现金管理框架,至少使十年起国债利率被推高50个bp.也使得央行和财政的关系持续不佳。
从上述因素看,中国无风险利率高企不下,央行难以辞其咎,而地方政府和国企的所谓预算软约束,举债不计成本有可能是影响因素,但绝非决定因素。因地方政府也罢国企也罢,其融资行为都必须遵循市场规则,且其预算也并非完全软弱。如果说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必要的,其他因素,包括不充分的量宽、存准率、经理国库,都明显存在央行抱残守缺的烙印。央行以其相对开明的形象,博得了民众尤其是学界的称赞。但小川也是人,也有各种约束。从县支行的处置方式,到坚持经理国库,折射出央行不是没有部门利益盘算。
到此我们总结一下,为什么钱多钱贵?
1、央行无力影响信用利差,信用利差取决于产业资本的风险回报率。除非政府人为加杠杆或分担风险;2、无风险利率应该下行,但却下行得不够充分,原因在于量宽不足,存准率,利率市场化和经理国库等多种因素。3、从长期核心通胀看,目前的无风险利率显著偏高,严重阻碍了融资成本的下行,也使得深灰收入分配有恶化的可能。资本应该掌握在承担风险的投资者手中,而不是掌握在不承担风险的食利者手中。
那么,央行可以做什么?央行可以做的有许多:
1、从体制改革看,放弃县支行,放弃经理国库,让政府存款流入银行系统;2、如果央行缺乏持续降准的能力,那么央行可以考虑存款新老划断,对新增一般性存款,采取较低的存准率;3、采取加杠杆措施,放宽贷存比约束,更根本的举措应该是采取新巴塞尔协议的流动性管理框架,使贷款通则和贷存比逐渐淡出历史舞台;4、加速存款基准利率的降息,并扩大浮动区间,以完成利率市场化。
那么,中国的商业银行体系应该对融资难融资贵否但怎样的责任?几乎不需要负担什么责任。缺乏银行从业经验者喜欢夸夸其谈中国的商业银行如何缺乏竞争力。这种说法没有太大的道理。
1、竞争高于产权,不要忽视中国银行业残酷的竞争,甚至过度竞争,因此没有银行能控制存贷款利差;2、银行无力控制信用利差,除非银行改变其风险容忍度;3、如果用bankscope数据库计算银行业的净息差,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银行业的净息差,低于拉美,北美,和欧洲接近,你不能总是拿台湾,香港的息差作为基准;4、银行已采取了大部分投机取巧的方式来逃避监管和加杠杆,其典型是影子银行系统的膨胀;5、中国银行的作业成本已是全球最低,上市银行的收入成本比仅为30%,全球银行业则在60%;6、有人可能梦想互联网金融能显著持续降低融资成本,现实则是,互联网金融机构提供的融资价格,是异乎寻常的昂贵。
因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中国银行业基本不再具备主动降低利差的能力,但仍具备以利润和拨备缩减,不良资产上升来被动吸收息差继续收窄的冲击。到此,如有你是有耐心阅读完上述文字,并停下来思考一下的极少数金融从业人员的话,你应该不难得出2015年央行如何降息的结论:
1、2014年底,央行最大一次降息已发生,2015年不会有更大力度,
2、要求央行再2015年降息3-4次是不现实的,如此银行业的净息差有可能消失,
3、撼动信用利差,必先改变产业资本的回报率,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4、就单纯降息举措而言,央行可能依据增长,物价和无风险利率的变动,至多再2015年上下半年,各有一次25个BP的降息,降息主要针对存款侧。
5、2015年底央行有可能完成利率市场化。
央行的能与无能之三:关于人民币汇率调整
关于人民币汇率,一个十分重要但却被忽略的问题是,为什么次贷危机至今人民币不贬值?
次贷危机之后欧美日的货币操作,无非是联手操作利率使之处于空前低水平,另外就是欧元和日元汇率的显著贬值。不仅如此,全球贸易和投资也陷入困境,国际贸易增速甚至低于全球经济增速。
从购买力平价角度观察,人民币究竟是低估还是高估了?只要在全球主要国家走一走,答案就显而易见。
从中国外贸的国际竞争力来看,持续上升的汇率,人力、土地和资金价格,已使得中国外贸大致和日韩处于同一竞争线上。人们不得不承认的是,由于制造业产业升级进展并不快,因此中国产品和日韩产品在品质上的差距并没有显著缩小,但价格优势却基本丧失了。
从人民币国际化来看,越来越多的人可能对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第三极充满兴趣,但从清迈协议多边化,到香港离岸人民币的清算行模式,到人民币跨境购销的代理行模式,到新近双边挂牌和交易模式。人民币国际化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阻碍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因素仍然横亘:资本项目难兑换、人民币汇兑清算安排的复杂性,以及境内金融体系的开放程度。我们不否定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意义,但应对新常态调整汇率水平,是近渴;人民币国际化,是远水。
从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来看,2012和2013年,人民币分别升值2%和 8%,这使得外贸雪上加霜。我们必须看到,至少连续两年,海外顺差大于结售汇顺差,这可能暗示着资本已开始外流。
因此,继续维持人民币强势,很大程度上是有损于中国经济转型的虚张声势。
怎么办?央行可以有多种选择,一是继续维持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浮动,二是推动人民币在波动中温和贬值;三是毫无征兆的,够力度的一次性贬值,例如贬值15%-20%,使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回到95-100。
贬值之后有国际压力怎么办?很简单,在贬值暂时挨骂,和不贬值硬挨打两者之间,选什么
文章来源:交银施罗德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