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联保互保异化及风险分担与化解之道
在长三角互保联保风险中，有一些银行表现出良好的风险管理能力，未进入或及时退出了相关业务和行业，没有出现全军覆没的现象，这也是值得欣慰的，说明银行之间还是存在差异化竞争的，也说明党和政府大力推进深化金融改革的措施是有成效的，方向是正确的。
互保联保的异化
记者：互保联保近年来是如何快速发展并出现异化的呢？
温信祥：联保、互保最早用于农户间，据说是从格莱珉银行要求农户贷款要五户联保开始的，当时贷款额度比较小，风险可控。而从农村到城市，互保联保贷款的风险就不一样了。《公司法》对担保的规定是“上市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是担保金额超过公司资产总额30%的，由股东大会做出决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当然，这是指上市公司。但是“公司为公司股东或实际工作人提供担保的，也要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所以，如果是公司治理很完善，法治很健全，担保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大股东控制。《商业银行法》第七条、第三十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开展信贷业务，应当严格审查借款人的资信，实行担保”，“商业银行开展信贷业务，应当实行担保”。所以，很多人说，担保是法律要求的。
随着担保互保的发展，担保互保模式发生了一些异化，表现之一为授信额度过高、过滥，每个联保成员都获得授信额度。表现之二为互保联保多数在同行业或上下游、同圈子内进行，面临的风险相似，资产组合风险分散效用有限。此外，银行对资金去向监管缺失，一些企业将资金投向房地产、矿山、股市等。通过异化的担保互保方式，原本的链状担保演变成了跨行业、跨区域的网状式担保链。
风险的责任分担
记者：在您看来，目前联保互保风险的责任应如何分担？
温信祥：我们可以从周期性、区域性、地方政府、企业和银行这五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是周期性因素。一是目前正是“三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和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叠加时期；二是这些担保企业涉及的行业大部分是周期性行业，如地产、钢材、煤炭行业。温州的二手房房价、上海的钢材、山西的煤炭价格都发生大幅下跌。
其次，区域性问题包括总量过剩、杠杆过高、产业转型没有及时升级以及热钱涌入。例如，2012年农业银行全系统23%的贷款投向长三角地区，其他银行也是如此，都认为长三角地区回报高、效益好，每年都把总信贷规模中超过20%的份额分给长三角。经过10年、20年的投放，形成类似热钱进入东南亚的效果。如果投资回报跟不上，有可能会“泡沫破灭”。
第三，地方政府长期以来有GDP情结，并且对企业有“父爱主义”。与此同时，本来应该由政府出资或补助的担保公司供给不足，另一方面银行贷款又有担保需求，最后就把使用农户贷款的互保联保推广至城市，促使企业联保互保。
第四，企业的责任。企业经营失败或投资失败会产生不良资产。企业出具大规模的担保或者被担保企业将资金投向多元化经营、偏离主业时，可能没有履行公司治理的手续或违反相关要求。整体而言，出现问题说明企业的抗周期能力还比较弱。此前温州部分企业过分融资，将资金投向房地产、矿产及部分产能过剩行业（如造船、光伏），“投资热钱化”和“产业空心化”问题严重，这种投资冲动全国都存在。
最后重点分析一下银行的角色。银行的内部信贷审批环节存在把担保异化为一个责任推诿工具的现象。对此银行也在反思，工行首席风险官魏国雄在最新的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说：“风险防控主要靠担保，甚至把担保当成判断风险和融资决策的主要依据，不仅接受担保公司担保，还接受企业互保联保等无实际意义的担保。”和“存在实际风险管理被形式上合规操作替代的问题。”这两段话指出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同时，也存在羊群效应，如长三角地区或者浙江地区经济发达，大家都去开设机构，内部切分信贷额度时都向长三角倾斜，结果造成信贷过剩。用“热钱（热岛）效应”角度分析：全国银行连续20多年把20%-25%的信贷资源投向长三角区域，类似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的热钱流入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对个体银行来说，这是符合商业原则的理性行为，但是“羊群”效应的结果是使得长三角区域杠杆过高，遭遇“三期叠加”周期性后，问题比其他区域更加严重，导致了“集体非理性”。这样的成因国内其他区域不具备，因此这次危机不具备全国性。也有人抱怨银行基层的道德风险问题。这也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从整体上看，银行的行业和区域风险管理还比较薄弱。尽管每个银行都有所谓的行业限额、区域限额，但在羊群效应的作用下，个体理性的结果是集体的非理性。
风险的总体判断与化解之道
记者：对于当前的联保互保风险，您的总体判断是什么？
温信祥：联保互保风险是急性病还是慢性病？从总体上看，我认为是长期积累的问题以急性病形式发作，经过治疗目前有向慢性病转移的迹象。为什么是慢性病呢？因为去杠杆和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较长的市场出清和调整过程，产业升级、结构转型、债务重整的过程是比较漫长的，急不得。
联保互保风险是区域性还是全国性问题，是行业性还是系统性问题？我认为目前是区域性、行业性的问题，还不是全国性和系统性的，但要防止它向系统性和全国性转变。从目前掌握的各个银行披露的互保联保风险数据来看，我认为风险不足以成为重大的全国性或者系统性风险。长三角是全国最富裕地区，地方财政收入以浙江为例，仅地税年收入高达5000亿元，民间资本存量居于全国前列，消化区域风险能力有保障。全国性银行在长三角许多分行年利润超过200亿元，拨备充足，消化坏账能力也有保障。当然，相关数据有几种来源，一种是各银行上报的，一种是地方政府上报的，还有一种是第三方调查的，互相之间有一定差别。有的可能会偏小，有的数据可能偏大。我觉得实际数据应该介于这两者之间。虽然现在的风险已经不局限于长三角地区，在山东、山西等省份都存在，但总体上风险还是可控的。
记者：虽然互保联保风险总体可控，尚不构成全国性、系统性的问题，但已经出现严重问题的地区仍应采取有力措施化解风险。那么，在风险的化解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市场与政府、银行与企业的关系？
温信祥：关于摆正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已经论述很清楚了，市场能做的事还是让市场去做。对区域互保联保风险的化解还是要立足契约与法制，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在继续改革和发展中化解。但是，这并不排斥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出现危机时承担“守夜人”的责任，进行危机救助。长三角区域是全国最富裕的地区（类似欧债危机中的欧洲），要立足于地方自我消化、自我解决。这个地区民间资本存量在全国居于前列，是有足够能力应对互保联保风险的。目前看，出资或资助组建担保公司或信用保证保险公司，承接互保联保业务，稳定区域内系统性重要企业，是可行的方案之一。这样可及时切断传导链，防止蔓延。此外抓紧调整产业结构，用新的增长点改善区域景气预期。地方政府该出手时还得出手，该减免税负的时候，还得平衡一下。中央已经通过至少两个渠道对长三角地区进行了援助。一是全国性银行动用全国积累的风险拨备核销长三角地区的不良资产；二是中央和地方税收分成和转移支付也可能受到区域风险状况影响。
至于“银行和企业的关系”则是另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过去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关系很紧密。现在在浙江，在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上市银行和民营企业通过互保也使得关系变得非常紧密。这种银企关系涉及到公司治理、法治以及边界的问题。今后可探讨新形势下银企关系，区分“控制导向型”和“保持距离型”银企关系下治理模式和外部信息获取模式。
在长三角互保联保风险中，有一些银行表现出良好的风险管理能力，未进入或及时退出了相关业务和行业，没有出现全军覆没的现象，这也是值得欣慰的，说明银行之间还是存在差异化竞争的，也说明党和政府大力推进深化金融改革的措施是有成效的，方向是正确的。今后要继续推动有关改革措施落地和落实，事先防范风险，减少事后责任推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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