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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以来，洞庭东山（今苏州吴中区东山镇）在上海金融界声名赫赫，甚至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掌控着上海滩的金融命脉。其中的席家，祖孙三人世袭上海银行业的龙头老大汇丰银行大买办之位前后长达55年，堪称“上海第一买办世家”。同时，席家还与同样来自东山的严家，万梅峰、万振声父子，作为洞庭东山在上海金融界的象征，长期掌管着上海滩的私营银钱业。

撰文 | 徐海伦

 

上海人韩寒的处女座电影《后会无期》，让位于浙江舟山、俗称“东极岛”的东极诸岛名声大噪。在浙江与上海的近邻江苏，同样有一座名称相似的岛，与上海渊源深厚，只不过，它地处太湖，是一个半岛，且更具传奇色彩。

 

横跨江浙两省的太湖，三万六千顷烟波浩渺，洞庭东山（今苏州吴中区东山镇）和洞庭西山（今苏州吴中区西山镇）这两个风景秀美的江南古镇，如芙蓉翠莲般镶嵌于银涛雪浪。

 

不过此洞庭非湖南洞庭湖，因东山为伸入太湖之半岛，岛上有洞山与庭山，故称洞庭东山；西山是太湖里最大的岛屿，因位于东山的西面，故称西山。在今人眼里，这里山明水秀，是游乐憩息的好去处；在古代，这里恬静安详，是避世而居的绝佳场所。传说中一代“商圣”范蠡，便曾携西施于此泛舟。

 

在这世外桃源般的仙境中，从明代开始孕育了一个生命力极强的商人团体——洞庭商帮。这两个面积仅为80平方公里和90平方公里，连县都算不上的小地方，也让洞庭商帮成为地域范围最小的一个商帮。

 

而洞庭商帮的其中一支“东山帮”，在清末民初时期，更是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洞庭东山在上海金融界声名赫赫，甚至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掌控着上海滩的金融命脉。

 

从钻天洞庭到搏击上海

 

“洞庭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称号，叫做‘钻天洞庭’。”这是明代著名文学家、苏州人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对洞庭商人的描述。

 

钻，钻研，对于商人来说并非贬义词。“钻天洞庭遍地徽”，人们将洞庭商帮与称雄商界的徽商相提并论。与大开大阖、气势逼人的徽商不同，心思细密的洞庭商人巧妙避开无数人争抢的盐业，以本土盛产的丝绸、棉布起家，捎回所需的药材、粮食，一来一往，船只绝不空载，小生意稳稳当当。钻，又是对商机的审度和对形势的把握，并不在行商之“奸”上。或许有了鱼米之乡的后盾依傍，洞庭商人行贾，一开始就多了几分从容。

 

明代东山有个翁少山，人称“翁百万”，富可敌省。当时全国流行一句话，“非翁少山布勿衣勿被”，要不用他家的布匹，就不做衣服、被子了，质量硬气得让品牌忠诚度如此之高。“翁百万”去世时，位极人臣的首辅申时行亲笔为他作传。赫赫有名的席家，清代有个外甥叫金汝鼐。一般人做买卖，喜欢掺杂一些便宜货，以次充好，可金汝鼐却“独求其贵良者”，结果“人悉趋之”，反而成了赢家，“居物既易售，而其利又数倍”。

 

这就是钻天洞庭的巧妙之处，诚信，有头脑，不随波逐流，善于变通。

 

19世纪中期，一场太平天国运动使得扬州、苏州等昔日繁华之地，一夜之间在烽火中凋零。无论是沿运河一线还是沿长江一线，那些洞庭人家曾经行商的重要商道，都因战火蔓延而断绝。于是，祖辈们因躲避战乱而逃难于洞庭两山的洞庭后人，迁移到了可以避乱的上海。上海其时早已于1843年11月开埠，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通进长江门户，开设行栈、设立码头、划定租界、开办银行，千年一遇的机遇正展现在洞庭商帮面前。

 

于是，洞庭商帮脱下旧式长衫，搏击十里洋场，出入洋行、做买办、开钱庄、办实业……终于在中国第一商埠上海实现了近代转型，也书写了浓墨重彩的辉煌一笔。

 

买办世家称雄沪上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一位中年男子匆匆走进位于上海外滩的汇丰银行。

 

这名男子名叫席正甫，苏州东山人，时任汇丰银行的跑楼，协助大买办王槐山工作。其时洋务运动初兴，清政府急需大笔钱购买国外的坚船利炮，便向汇丰银行提出“福建台防借款”，数额高达200万两白银。汇丰银行的大买办、浙江余姚人王槐山知道清政府国力有限，怕借款如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不敢答应，但又惹不起官府，又惊又急病倒了。于是事情便落在了年仅34岁的东山人席正甫的身上。

 

席正甫周旋于政界、商界，经过反复交涉，终于促成了这笔借款，但是条件也十分苛刻，那就是清政府必须付出高出行市近一倍的利息（即年息8厘），以盐税作担保分10年还清。

 

这是清政府第一笔重大的商业性借款，也给汇丰银行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同时东山人席正甫被赐四品顶戴，取代王槐山成为汇丰银行的大买办。从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向汇丰借款17笔，绝大多数都是由席正甫一手经办。

 

银行买办的职责，除负责货币的出纳和保管，金银外汇的买进卖出，对钱庄和外商银行之间票据的结算外，还负责对中国工商业者的放款，其地位之高、权力之大、收入之巨，其他的行业都望尘莫及。席正甫的精明能干给汇丰银行带来了巨大利润，一时上海银行都视汇丰银行为龙头老大，席正甫本人也被称为“东方华尔街的摩根”，在大买办的位置上一当便是30年。

 

从1874年起，席氏祖孙三人——席正甫、席立功、席鹿笙——世袭汇丰银行大买办之位前后长达55年。席家是当之无愧的“上海第一买办世家”，一个个家族成员的背后，联系着的是一家家外国银行。

 

除了子孙繁茂之外，席家还与当时上海的一些望族结成“婚姻联盟”。如席家与另一个买办世家沈家的关系就盘根错节，不但男女婚姻频繁，甚至席正甫同父异母的弟弟席素恒还过继给沈家，改名沈吉成。

 

席正甫为人及其低调，马学强在《江南席家》一书中称，他查阅了当年东山同乡会的资料，仅在光绪九年（1883年）看到席正甫为静安寺捐款的记录。就是这个隐身在幕后的人，在数十年中编制了一张庞大的家族网络。有人统计，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为止，席氏家族共有23人担任过13家外商银行的买办，汇丰、麦加利（又称渣打）、有利、德丰、宝信、住友、花旗等上海著名外商银行的买办职务，均为席氏家族和亲戚囊括。

 

这虽是席氏家族的事，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不但代表了洞庭东山帮在上海金融界势力的崛起，同时也使得其势力日益壮大，令许多老牌商帮刮目相看，不敢小觑。上海滩的一句旧俚语“徽商帮再狠，见了山上帮（指东山帮），还得忍一忍”，足见东山帮的势力之盛。

 

钱庄业：苏州人的上海

 

除了银行，东山帮在近代上海激烈的钱庄竞争中也占有一定的优势。钱庄，是上海近代商业资本的产物，并非开埠后的“舶来品”，而外资银行却完全是近代的新事物，伴随着“欧风美雨”而来。在清末民初，钱庄的生意与洋行业务的关系进入了“蜜月期”，具有很强的关联性。

 

华人买办敏锐地发现，钱庄的信誉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都依靠外资银行的“拆票”（一种短期借款），只要能够得到外资银行有效的信任和足够的资金，那么开设钱庄简直是一本万利的生意。而同时，外资银行因不熟悉中国地面不敢贸然放款，于是直接拨付给各大钱庄，让钱庄用这些款项进行短期高息放款成为明智的选择。

 

在这样的一“推”一“拉”下，背靠外资银行的钱庄纷纷在上海设立，其中较为著名的是曾担任汇丰银行买办三十年的席正甫和东山同乡严兰卿在1887年开设的协昇钱庄。

 

严兰卿属于洞庭东山严氏三房世系第十六世。他早年跟随父亲来上海经商，后自己独立门户，成为上海敦裕洋行的买办。经商过程中他结识了东山同乡席正甫，两人一拍即合，于是联合成立钱庄，使用在洋行和外资银行当买办时的收入作为开钱庄资本。这是东山帮商人开拓上海金融界的开始。

 

除了席家、严家，洞庭东山的万梅峰、万振声父子也在上海的金融界颇有实力。万梅峰，世居东山前山漾桥村霭庆堂，家境清寒。据《上海钱庄史料》记载，他在某洋货号当伙计时，代号中收进很多白呢，“同事中均认为冷门货，无人需要”，因此险些被洋号辞退。谁曾料想，到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帝病死于热河。一下子全国居丧，山河戴孝，官员们需要用白呢做礼服，本来销量低迷的白呢瞬间脱销。时来运转，万梅峰“顿成巨富”。

 

另有书载，万梅峰“操行纯洁，旅沪五十年，未尝一入歌楼，甲午后，资蓄既富，诚信愈著，遂以起家”。万氏的资本积累是在上海经营纱布买卖开始的。此后，他自己创设铺号，并陆续与同乡合作开办起多家钱庄。其子万振声又在上海、苏州分设钱庄数家，以信用闻名。我们常认为“无奸不商”，实践中金融家们的道德未必达标，但他们终究保有着自我和社会对传统伦理的期许，这也是一直激励着他们向善的力量。

 

席、严两家和刚才提到的万氏父子一起，作为洞庭东山在上海金融界的象征，长期掌管着上海滩的私营银钱业。据统计，整个包括清末和民国的近代中国，洞庭东山的金融家一共在上海设立、投资了85家钱庄，这其中大部分都是出自席家、严家和万家的门墙。洞庭商帮在沪上金融界所占份额惊人，在钱庄业中地位更是一言九鼎。

 

东山帮足迹遍布天下

 

值得一提的是，席正甫与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同为晚清“四大买办”，不过唐、徐、郑三人自投于官督商办事业之后，经历竟是同样的坎坷。他们对国家的报效之心似是没有得到回报，三人逝世后，家财都十分有限。唯有东山席家，一直恪守买办身份，枝繁叶茂，富贵百年。财经作家吴晓波在《跌荡一百年》一书中感慨道，“人生运势随国运而动荡，是非得失如此诡异，让后来者真正一言难尽。”

 

有研究者考据，到1900年前后，席家资产已经超过1000万两之巨。这是什么概念？吴晓波曾将这个天文数字与慈禧太后修颐和园作了一个比照。

 

1885年，慈禧太后没有钱过生日，硬是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朝廷因此从1885年开始停购军舰，并在三年后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此事被认为是1894年甲午海战失利的重要原因。后世学者估算，慈禧挪用海军费用在1000万至1400万两之间。由此可见，1000万两对一手掌控帝国的慈禧太后来说也是一个颇大的数目，且影响到了国防，甚至导致国运的陡转。而一个买办家族，其资产就可达到这个数字，可谓骇人。

 

近代洞庭商人除了做买办、进洋行、办钱庄之外，更是在“商兴则民富、民富则国强”实业救国理念的影响下，致力于国货的开发和推销，比方说席德灿当过阜丰面粉厂经理；严敦俊与人合伙办过谦行电灯公司、康年保险公司；叶振民开办大同橡胶厂，专门生产和销售三元牌自行车轮胎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上海的各个商会中，任会长的洞庭商人竟有十多位。

 

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部分洞庭商人逐步由内地向外拓展，将“钻天洞庭”的足迹留在美国、香港、台湾等地，如今全世界五大洲几乎都留下洞庭商帮的身影。1949年后，席家子弟大多随外资银行退出了大陆，他们投资的地产和实业股份也全数消失。2000年之后，有一种“席家本帮菜”流行于沪上，这种典雅而偏甜，口味介于中西之间的菜肴赢得了不少时尚人士的喜爱，不过它的前世来历，已经鲜为人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