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表示：“金融危机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了利率、汇率等诸多不确定性。然而这些不确定性却给上海寻找金融发展新支点提供了思路和机遇，刺激上海金融繁荣。”

    机遇一  本币结算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欧洲的金融体系动荡不安，实体经济衰退，国家信誉降低，美元、欧元等国际结算货币地位动摇，汇率震荡。

    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奚君羊指出：“人民币声望鹊起的契机来了。”虽然从一国货币到区域经济核心货币、储备货币，最终成为国际货币，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奚君羊认为：“人民币逐步被周边国家广泛使用后，中国贸易就有望摆脱发达国家货币制约，不再受到外币结算货币汇率波动的不利影响。如果上海能够成为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中心的话，全国对外经济往来的国际性收付，都将由上海的结算机构完成，全国的资金流都流向上海，形成‘货币口岸’，国际汇兑将以上海为中心向全国辐射，这将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新途径。”

    金融风暴也打乱了全球贸易格局。在紊乱中重塑贸易体系的过程为人民币加强贸易结算功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陆红军指出：“中国强调内需，不代表放弃外需，不搞出口。金融当然也要为国际贸易服务，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要抓住外需机遇。”而开展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加强服务外需正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机遇。

    不过，陆红军指出：“人民币贸易结算中心建设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环节，也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需要在价格控制、数量控制和风险控制三者间取得艰难的平衡。”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就开放经济下的政策选择问题曾提出“三元悖论”，也称三难选择，即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

    陆红军分析，人民币的国际化将是中国、亚洲与全球良性互动进程的产物，人民币很好地实施了稳中有升的汇率政策和相应的汇率改革，此后，人民币国际化还要取决于全球及区域的和平发展、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及改革发展的整体平衡。

    上海金融办主任方星海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可以肯定，谁是现在人民币金融业务的中心，谁就是今后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将来世界的第三大全球金融中心。上海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已经迈开了第一步。

    机遇二  金融创新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在于拥有较完善的要素市场体系，上海金融的活力在于金融市场创新、金融产品创新。然而,美国金融危机给上海以深刻的警示，金融创新过度和缺乏监管需警惕。

    奚君羊指出：“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在于金融与产业脱钩，经过这场危机，金融回归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根本定位，金融发展需围绕产业发展，金融交易、金融产品要满足产业需求，为企业防范规避对冲产业风险产生良性互动，而不能为发展金融而金融。”

    陆红军也指出：“金融危机促动我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给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内需机遇。”中国外贸依存度1995年就达到了39.7%，2007年为64.4%，出口依存度为36.1%； 2008年外贸依存度为58.3%，出口依存度为32.5%。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在1990年达到50.4%的最高点，2005—2007年分别为24.1%、19.3%和19.7%。

    陆红军分析，以购买力评价来衡量，中国经济已经占世界经济10%，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欧洲、美国的外需拉动，具有很大不确定性，是不可持续的。此次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的这些主要贸易伙伴陷入困境，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与发达国家工业化转型所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相比，中国要在十几年内完成转型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金融危机的发展使得改革转型不得不加快步伐，在此背景下，上海应领导全国内需消费发展，如发展高端服务业。此外，上海的金融要素市场也可发挥出巨大潜能，为中国内需市场服务，进行符合经济发展的创新。

    机遇三  金融人才

    长期以来，金融人才总量不足，特别是高层次金融专业人才和金融管理人才相对匮乏，是制约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有统计显示，上海金融人才缺口已达80万人。而此次金融危机也给了上海以较低成本引入高端人才的机遇。

    此前，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等部门已组织有关金融机构赴伦敦、芝加哥和纽约三地举行招聘会，主动吸纳国际高端金融人才。27家驻沪金融机构提供的170多个金融专业技术岗位，大量国际金融高端人才反响积极，争相来沪。

    奚君羊指出：“高端人才的引入只是个开始，上海还应该考虑如何留下这些人才，维护好这些人才。”他指出，国际高端人才已经适应了产品丰富、交易前沿的国际金融市场，国内金融市场交易品种较少、方法简单，这些人才恐怕会陷入无用武之地的窘境，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所以，上海必须发展新的产品，创新机制，适时出台指数期货等新产品，对于外汇期货期权等品种也应该从研究逐步转向可行性试点。只有良好的金融创新环境才能发挥人才优势，让高端人才更好地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出力。

    陆红军指出，总的来说国际金融危机增强了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确定性因素：一是坚定了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家战略，二是完善了要素市场建设，三是由于欧美等老牌金融中心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其在全球资产配置方面、银行体系方面都有所动摇，更确定了上海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上海在1993年就提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设想，具有超前性。不过，陆红军也指出，在此艰难时局之下，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道路仍然曲折。金融危机下，全球经济衰退未止，国际资本市场、期货市场还未复苏，贸易保护主义、金融保护主义等壁垒有重建之势。更重要的是，上海金融中心建设与纽约等金融中心的崛起背景不同，纽约是在美国完成工业化后顺势崛起的金融中心，而中国还仅是一个新兴大国，仍然有许多严峻的发展问题有待解决。这就意味着不同于香港的功能性金融中心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必定不是城市战略，而是国家战略，只有中国完成经济、贸易结构调整，才能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