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曹远征：30年来从没见过这么长时间的经济下滑
2014-04-02 00:18746
中国的宏观经济的变化，牵动着整个市场。但对于增长前景，却有着冰火两重天的预判，乐观者认为还能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高速增长，悲观派却认为国内外环境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蕴含着极高风险甚至可能崩盘。
中国的宏观经济的变化，牵动着整个市场。但对于增长前景，却有着冰火两重天的预判，乐观者认为还能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高速增长，悲观派却认为国内外环境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蕴含着极高风险甚至可能崩盘。
对于经济前景和改革动向，中银国际执行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向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了他的判断。
30年来从没见过这么长时间的下滑
南方周末：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现在有乐观和悲观两派，乐观派估计中国还能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高速增长，悲观派认为国内外因素都有很大不确定性，土地财政、地方债、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内部哪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对经济形成大的冲击。你怎么看？
曹远征：从理论上讲，经济学处理经济问题有三个角度，即经济波动、经济增长及收入分配。如果从经济波动也就是周期角度观察经济，可以看到，从2010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开始下滑，至今已下滑了12个季度。我做了三十多年宏观经济研究，没见过下滑的时间如此之长，超出预期。2013年全年经济增长只有7.7%，为1999年以来最低。超出预期意味着经济下行不仅仅是周期性的波动变化，它在周期性变化的背后一定有更深刻的趋势性变化，即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变化。因此，从结构入手，在趋势性变化的基础上讨论短期经济波动变得十分重要。否则，乐观和悲观都无从谈起。因为那只能说明一时，并不能说明趋势。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回顾中国经济增长20年的运行轨迹。可以看到，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走上了一条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道路，出口引领着国民经济增长，突出表现在出口与投资的关系上，不是出口增长带动民间投资，就是出口下降逼迫政府扩大投资。于是投资增长推动了经济增长，投资的波动导致了经济的波动，形成了经济周期。但更为重要的是投资并非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独立自变量，而是依附于外需的因变量。
当出口的好坏变成了判断短期经济走势的最重要指标，这个过程中，长期增长反而不受重视，宏观经济政策被迫锁定于出口波动上，以刺激或者控制投资作为应对波动的手段，而使用的工具主要依赖于国有部门的投资。这是中国经济既定结构下的规律性短期宏观经济波动现象。
这个现象说明了两点：第一，中国经济结构中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事实上“十一五”规划的22项指标中，有三项与服务业相关的指标没有完成（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研发支出占GDP比重）；第二，中国的工业又是出口导向型的，进出口的规模曾一度达到GDP总额的70%。高度外向工业对世界经济波动非常敏感。
如果中国经济结构不发生深刻转变，上述规律会一直发挥支配作用，就没有长期增长的潜力。所以“十二五”规划提出来调结构，重点发展服务业，扩大内需、扩大消费等。
南方周末：但调结构这句话是老生常谈了，“九五”计划就提出调结构，提“两个转变”，即经济运行方式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变成集约式。十多年过去了，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这次会真的有变化吗？
曹远征：我认为会。原因不在于政府的号召，而在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在发生变化。
我认为有四大因素：第一，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意味着出口导向必须转向扩大内需。我们现在看到的温州中小企业倒闭现象，表面是融资难问题，核心问题是订单没有了，没订单借的钱就还不上，没良心的就跑路了，有良心的跳楼了。这反映的是世界经济可能长期低迷，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黄金时期可能已经过去了。这个因素和过去30年有重大的不同。
第二，劳动力成本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再充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从1993年起在中国大规模发生，形成了低端制造业的世界工厂地位。20年以后，45岁以下的农民工一半以上已经进入非农部门，过了这个临界点，就意味着农村劳动力不再充沛，工资水平就会大幅上涨。过去几年中国最低工资水平大幅上升，有意思的是西部上涨的比东部还要快。这意味着从劳动力成本来讲，产业不大可能从东部转移到西部。
中国经济增长的下一步挑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大规模投入劳动力。这个挑战是深刻的，冲击将是全面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所有民企的难题，这跟过去30年是不一样的。
第三，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人口变化我们始终估计不足，包括我自己，到现在我们还不能全然理解它的含义，但已经可见端倪。两年前，我们一般估计总和生育率在1.8左右，2011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很细，根据那次数据，我推算的结果是1.4-1.5之间，还有人算得更低。这个数据有哪些含义呢，至少有三个：
其一，如果这个数据是1.8，那么中国的人口高峰值将是16亿左右，发生在2030年；如果是1.4-1.5，人口高峰只有14亿，发生在2025-2027年左右；其二，如果是1.8，那么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即64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0%的时间，将在2020年；如果是1.4-1.5，那么中国现在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2020年中国的退休人口将达到20%；其三，如果是1.4，就业压力缓解。事实上这已经发生了，2012年新进入市场的劳动力第一次下降0.6%，345万人。这是个革命性的变化。
第四，资源耗费型、环境污染型经济增长已经玩不下去了。2012年中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已达58%，随着居民消费升级，工业化城镇化推进，石油消费还将快速增加，而全球能源供应日趋紧张。土地资源也紧张，2011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35亩，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环境问题形势严峻，大城市频现雾霾天气。这些现实在迫使转变经济结构，代价会非常大。
中国经济必然而且已经进入新阶段了，新阶段就是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告别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下到这个台阶之后能否站住脚，并持续平稳地增长相当长的时间，这是个挑战，有赖于结构的调整，结构调整必须依赖改革。
重新设计财税体制极端重要
南方周末：在经济改革方面，我们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将财税体制改革和金融改革作为了重点，你认为这个选择是否正确？
曹远征：重新设计财税体制是极端重要的。三中全会的重大举措，是重新确定中央、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1994年我也参与了分税制设计，当时我们知道事权划分的重要性，但没有办法划清楚，有几方面原因：一是当时讨论财政制度与国家组织形式相关，国家组织形式分为联邦制和集中制两种。联邦制有一个前提条件——各州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一致。前苏联和南斯拉夫之所以崩溃，最大的原因也是各民族、各加盟共和国之间贫富不均。中国也存在这问题，联邦是各扫门前雪，但我们的欠发达地区怎么办，只有中央政府才能抽肥补瘦。第二个原因是当时中央财政没有钱，要向地方借钱，连军队都养不起。所以当时不能讨论事权划分问题，只能集中财力。
如果从这个目标来看，那次改革是极其成功的。但19年以后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政府太有钱了，中央政府太有钱了。这时候财税改革怎么改，按照事权和财权一致有两种思路，要么把事权跟财权匹配，要么把财权跟事权匹配。我个人认为，前一种思路是对的。因为不改变地方事权而给予其相应财力，在中国做不到，一个核心的原因是我们的税制是间接税为主，增值税是全国统一征收的，改成直接税的话，主要是所得税，它的征收成本极其高，征税方法非常复杂。而中国人交易不开发票，没有银行记录，多是现金交易。我们现在也在征个人所得税，但基本是人头税，不是国外真正意义上的与赡养人口和家庭负担相关的家庭所得税。西方那套征税制度在亚洲社会很难复制，技术条件不成熟所以改不了直接税，而增值税是根本放不到地方去的。
除了技术上，逻辑上也应该是前一种方案。我们天天讲公共服务均等化，怎么均等化，只有中央才能均等起来。所以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事权的上收，而不是财权的下放。
南方周末：对地方政府来说，这次财税改革之后，财源和税种是什么？备受关注的地方债问题是否能得到化解？
曹远征：全世界通行的地方政府的财源，一是财产税，主要是房产税，二是消费税。这两个税的开征不仅是对财政收入有意义，而且对社会公平有意义，有利于防止贫富差距的代际遗传。消费税也有必要，现在地方政府的行为是投资导向，因为税种全部是生产性的，所以它压低地价把企业吸引过来，把住宅价格弄得很高，改为消费税后有个导向作用，地方政府的行为就转移到改善生活消费环境，吸引更多人来消费。
地方债问题很重要，也很不重要。很重要是因为这是个财政体制问题；不重要是说这个问题在严肃财政纪律的前提下是可以解决的。解决地方债问题的办法，一是严肃财政纪律，重新划分事权；二是把负债与财政剥离，地方融资平台企业化，变成企业负债；三是真正的财政债展期，资产证券化，用长期债券市场发展来替代现有地方债。允许发地方债的好处是至少要经过市场检验能否卖得出去。
上海是个池子，前海是个管道
南方周末：你对上海自贸区评价很高且寄予厚望，为什么？它对于深化改革和中国经济的升级有何重大意义？
曹远征：上海自贸区的全称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请注意中国二字，这意味着这个自贸区是独一无二的，上海是人民币的本币中心，是金融市场，其他自贸区不具有上海这样的开放性。上海自贸区要做的是两件事，一是负面清单，就是政府不禁止的即可从事；二是准入性国民待遇，即除国民待遇以外，不再设任何限制条件，没有任何歧视。负面清单现在看起来还是很长，但它是管理模式和思路的重大变化，过去是正面清单、审批许可制，而且负面清单动态管理，将来会越变越短。准入性国民待遇是说准入前不能有任何障碍，过去办事情有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各部门都有前置性许可权和自由裁量权，现在都没有了。
它的意义有三点，第一，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现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太多了，一是对价格的干预，不仅是价格管制，而且直接参与价格形成，比如利率和汇率；二是政府通过国有企业直接占有资源；三是通过审批制干预市场。自贸区的革命性变化就在于，除了禁止的以外，其他就不用审批了，这是政府职能很重要的一个转变。
第二，利于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的核心是金融业，金融开放、利率市场化，将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空间。1984年时，有人把深圳骂得一塌糊涂，说深圳除了一面五星红旗其他都不是中国的，当时我们说深圳开放做了三件事：引进资金、引进技术、引进管理经验。我想特别强调管理经验的重要性，我们通过开放来知道金融业应该怎么做、怎么发展，通过服务贸易开放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推动中国的服务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与国际接轨。我们正在进行TPP（跨太平洋伙伴协定）谈判，它与WTO有什么不同？WTO是个边境之间的事，涉及的是关税和各种非关税贸易壁垒，而TPP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是深入到境内，与很多国内政策相关。比如竞争中立，政府不能袒护市场的一方，国有企业为什么不分红，不分红就意味着对别的企业的歧视，这叫竞争不中立。又比如它有很高的劳工保护要求，核心是劳资谈判，那么要建立独立工会制度。抛开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这是新标准。当年加入WTO时，我们与国际规则接轨废除了2700个条例，如果中国“第二次入世”加入TPP和TTIP，那还得废除多少规定？
南方周末：上海将建立第一个全自动跨境人民币双向资金池，你认为上海自贸区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试验场，为什么？
曹远征：人民币从2009年实行跨境贸易结算之后，到现在大概占了对华贸易的14%左右，是全球第二大贸易货币和第九大支付货币，形成了香港、新加坡和伦敦三个离岸中心。
由于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我们突然发现一个变化，就是人民币全面可兑换的条件变了。按IMF的标准资本项下一共43个科目，中国只有三个资本行为主体科目还没有可兑换：外商投资审批FDI；中国居民（包括企业）不得对外负债；中国资本市场尤其二级市场不对外资开放。这是最重要的三个科目，但这三个科目在发生变化，FDI依然还要审批，但外商投资如果用人民币投资的话是鼓励的；中国居民可以对外以人民币负债，跨境人民币贷款；中国债券市场对三类外资机构用人民币投资是开放的，股票市场也有RQFII，这表明，资本项下最重要的三个管制科目人民币是通的。资本项下本币开放，只不过本币和外币目前还不可兑换。
过去本币可兑换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传统难题，因为本币可兑换，外资可以自由进出，一旦外资大幅流出，就会造成金融和经济困难。这就是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于是资本管制成为不得已的选择。目前，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使国际资本可以以本币流动，部分解决了经济全球化中资本流动问题，与此同时，由于本币和外币还不可兑换，又能克服外资以外币形式频繁流动带来的冲击。这为上海自贸区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
上海是一个人民币市场，一个在区内注册的企业的人民币额度可以流到内地，你突然发现过去是外汇管制并且是按用途管制的，现在尽管有外汇管制，但本币可以流动，并且不管制用途，只有额度管制。
本币流动带来的经济效果是汇率自由化，汇率自由化一定会传导到利率上，推动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和利率市场化的结果是形成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体系。因此上海是个本币中心，上海和前海不同在于上海是个池子，前海是个管道。上海具有定价能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涵义就是成为人民币定价中心。
随着上海人民币定价中心能力的逐渐提高，就逐渐奠定了本外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条件。事实上，资本项目可兑换就是将上述提到的关于资本行为主体的三个科目中外币的使用条件向现行人民币使用条件靠拢的并轨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银行关于支持自贸区的三十条恰恰是开启了这一过程。现在人民币只是双边贸易的结算货币，最重要的国际货币不仅是多边贸易结算工具，而且是多边的投融资工具和储备工具，将来其他国家之间不仅贸易结算用人民币，而且国际金融市场上以人民币进行投融资活动，并且人民币开始广泛地进入非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成为非居民的储备工具，人民币才算真正的国际化。
这样一来，上海会成为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我认为上海将是中国的纽约，是人民币定价中心；香港是中国的伦敦，多币种交易中心。上海和香港都是对世界经济有重要贡献的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
对于经济前景和改革动向，中银国际执行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向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了他的判断。
30年来从没见过这么长时间的下滑
南方周末：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现在有乐观和悲观两派，乐观派估计中国还能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高速增长，悲观派认为国内外因素都有很大不确定性，土地财政、地方债、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内部哪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对经济形成大的冲击。你怎么看？
曹远征：从理论上讲，经济学处理经济问题有三个角度，即经济波动、经济增长及收入分配。如果从经济波动也就是周期角度观察经济，可以看到，从2010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开始下滑，至今已下滑了12个季度。我做了三十多年宏观经济研究，没见过下滑的时间如此之长，超出预期。2013年全年经济增长只有7.7%，为1999年以来最低。超出预期意味着经济下行不仅仅是周期性的波动变化，它在周期性变化的背后一定有更深刻的趋势性变化，即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变化。因此，从结构入手，在趋势性变化的基础上讨论短期经济波动变得十分重要。否则，乐观和悲观都无从谈起。因为那只能说明一时，并不能说明趋势。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回顾中国经济增长20年的运行轨迹。可以看到，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走上了一条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道路，出口引领着国民经济增长，突出表现在出口与投资的关系上，不是出口增长带动民间投资，就是出口下降逼迫政府扩大投资。于是投资增长推动了经济增长，投资的波动导致了经济的波动，形成了经济周期。但更为重要的是投资并非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独立自变量，而是依附于外需的因变量。
当出口的好坏变成了判断短期经济走势的最重要指标，这个过程中，长期增长反而不受重视，宏观经济政策被迫锁定于出口波动上，以刺激或者控制投资作为应对波动的手段，而使用的工具主要依赖于国有部门的投资。这是中国经济既定结构下的规律性短期宏观经济波动现象。
这个现象说明了两点：第一，中国经济结构中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事实上“十一五”规划的22项指标中，有三项与服务业相关的指标没有完成（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研发支出占GDP比重）；第二，中国的工业又是出口导向型的，进出口的规模曾一度达到GDP总额的70%。高度外向工业对世界经济波动非常敏感。
如果中国经济结构不发生深刻转变，上述规律会一直发挥支配作用，就没有长期增长的潜力。所以“十二五”规划提出来调结构，重点发展服务业，扩大内需、扩大消费等。
南方周末：但调结构这句话是老生常谈了，“九五”计划就提出调结构，提“两个转变”，即经济运行方式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变成集约式。十多年过去了，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这次会真的有变化吗？
曹远征：我认为会。原因不在于政府的号召，而在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在发生变化。
我认为有四大因素：第一，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意味着出口导向必须转向扩大内需。我们现在看到的温州中小企业倒闭现象，表面是融资难问题，核心问题是订单没有了，没订单借的钱就还不上，没良心的就跑路了，有良心的跳楼了。这反映的是世界经济可能长期低迷，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黄金时期可能已经过去了。这个因素和过去30年有重大的不同。
第二，劳动力成本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再充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从1993年起在中国大规模发生，形成了低端制造业的世界工厂地位。20年以后，45岁以下的农民工一半以上已经进入非农部门，过了这个临界点，就意味着农村劳动力不再充沛，工资水平就会大幅上涨。过去几年中国最低工资水平大幅上升，有意思的是西部上涨的比东部还要快。这意味着从劳动力成本来讲，产业不大可能从东部转移到西部。
中国经济增长的下一步挑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大规模投入劳动力。这个挑战是深刻的，冲击将是全面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所有民企的难题，这跟过去30年是不一样的。
第三，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人口变化我们始终估计不足，包括我自己，到现在我们还不能全然理解它的含义，但已经可见端倪。两年前，我们一般估计总和生育率在1.8左右，2011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很细，根据那次数据，我推算的结果是1.4-1.5之间，还有人算得更低。这个数据有哪些含义呢，至少有三个：
其一，如果这个数据是1.8，那么中国的人口高峰值将是16亿左右，发生在2030年；如果是1.4-1.5，人口高峰只有14亿，发生在2025-2027年左右；其二，如果是1.8，那么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即64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0%的时间，将在2020年；如果是1.4-1.5，那么中国现在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2020年中国的退休人口将达到20%；其三，如果是1.4，就业压力缓解。事实上这已经发生了，2012年新进入市场的劳动力第一次下降0.6%，345万人。这是个革命性的变化。
第四，资源耗费型、环境污染型经济增长已经玩不下去了。2012年中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已达58%，随着居民消费升级，工业化城镇化推进，石油消费还将快速增加，而全球能源供应日趋紧张。土地资源也紧张，2011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35亩，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环境问题形势严峻，大城市频现雾霾天气。这些现实在迫使转变经济结构，代价会非常大。
中国经济必然而且已经进入新阶段了，新阶段就是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告别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下到这个台阶之后能否站住脚，并持续平稳地增长相当长的时间，这是个挑战，有赖于结构的调整，结构调整必须依赖改革。
重新设计财税体制极端重要
南方周末：在经济改革方面，我们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将财税体制改革和金融改革作为了重点，你认为这个选择是否正确？
曹远征：重新设计财税体制是极端重要的。三中全会的重大举措，是重新确定中央、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1994年我也参与了分税制设计，当时我们知道事权划分的重要性，但没有办法划清楚，有几方面原因：一是当时讨论财政制度与国家组织形式相关，国家组织形式分为联邦制和集中制两种。联邦制有一个前提条件——各州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一致。前苏联和南斯拉夫之所以崩溃，最大的原因也是各民族、各加盟共和国之间贫富不均。中国也存在这问题，联邦是各扫门前雪，但我们的欠发达地区怎么办，只有中央政府才能抽肥补瘦。第二个原因是当时中央财政没有钱，要向地方借钱，连军队都养不起。所以当时不能讨论事权划分问题，只能集中财力。
如果从这个目标来看，那次改革是极其成功的。但19年以后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政府太有钱了，中央政府太有钱了。这时候财税改革怎么改，按照事权和财权一致有两种思路，要么把事权跟财权匹配，要么把财权跟事权匹配。我个人认为，前一种思路是对的。因为不改变地方事权而给予其相应财力，在中国做不到，一个核心的原因是我们的税制是间接税为主，增值税是全国统一征收的，改成直接税的话，主要是所得税，它的征收成本极其高，征税方法非常复杂。而中国人交易不开发票，没有银行记录，多是现金交易。我们现在也在征个人所得税，但基本是人头税，不是国外真正意义上的与赡养人口和家庭负担相关的家庭所得税。西方那套征税制度在亚洲社会很难复制，技术条件不成熟所以改不了直接税，而增值税是根本放不到地方去的。
除了技术上，逻辑上也应该是前一种方案。我们天天讲公共服务均等化，怎么均等化，只有中央才能均等起来。所以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事权的上收，而不是财权的下放。
南方周末：对地方政府来说，这次财税改革之后，财源和税种是什么？备受关注的地方债问题是否能得到化解？
曹远征：全世界通行的地方政府的财源，一是财产税，主要是房产税，二是消费税。这两个税的开征不仅是对财政收入有意义，而且对社会公平有意义，有利于防止贫富差距的代际遗传。消费税也有必要，现在地方政府的行为是投资导向，因为税种全部是生产性的，所以它压低地价把企业吸引过来，把住宅价格弄得很高，改为消费税后有个导向作用，地方政府的行为就转移到改善生活消费环境，吸引更多人来消费。
地方债问题很重要，也很不重要。很重要是因为这是个财政体制问题；不重要是说这个问题在严肃财政纪律的前提下是可以解决的。解决地方债问题的办法，一是严肃财政纪律，重新划分事权；二是把负债与财政剥离，地方融资平台企业化，变成企业负债；三是真正的财政债展期，资产证券化，用长期债券市场发展来替代现有地方债。允许发地方债的好处是至少要经过市场检验能否卖得出去。
上海是个池子，前海是个管道
南方周末：你对上海自贸区评价很高且寄予厚望，为什么？它对于深化改革和中国经济的升级有何重大意义？
曹远征：上海自贸区的全称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请注意中国二字，这意味着这个自贸区是独一无二的，上海是人民币的本币中心，是金融市场，其他自贸区不具有上海这样的开放性。上海自贸区要做的是两件事，一是负面清单，就是政府不禁止的即可从事；二是准入性国民待遇，即除国民待遇以外，不再设任何限制条件，没有任何歧视。负面清单现在看起来还是很长，但它是管理模式和思路的重大变化，过去是正面清单、审批许可制，而且负面清单动态管理，将来会越变越短。准入性国民待遇是说准入前不能有任何障碍，过去办事情有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各部门都有前置性许可权和自由裁量权，现在都没有了。
它的意义有三点，第一，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现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太多了，一是对价格的干预，不仅是价格管制，而且直接参与价格形成，比如利率和汇率；二是政府通过国有企业直接占有资源；三是通过审批制干预市场。自贸区的革命性变化就在于，除了禁止的以外，其他就不用审批了，这是政府职能很重要的一个转变。
第二，利于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的核心是金融业，金融开放、利率市场化，将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空间。1984年时，有人把深圳骂得一塌糊涂，说深圳除了一面五星红旗其他都不是中国的，当时我们说深圳开放做了三件事：引进资金、引进技术、引进管理经验。我想特别强调管理经验的重要性，我们通过开放来知道金融业应该怎么做、怎么发展，通过服务贸易开放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推动中国的服务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与国际接轨。我们正在进行TPP（跨太平洋伙伴协定）谈判，它与WTO有什么不同？WTO是个边境之间的事，涉及的是关税和各种非关税贸易壁垒，而TPP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是深入到境内，与很多国内政策相关。比如竞争中立，政府不能袒护市场的一方，国有企业为什么不分红，不分红就意味着对别的企业的歧视，这叫竞争不中立。又比如它有很高的劳工保护要求，核心是劳资谈判，那么要建立独立工会制度。抛开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这是新标准。当年加入WTO时，我们与国际规则接轨废除了2700个条例，如果中国“第二次入世”加入TPP和TTIP，那还得废除多少规定？
南方周末：上海将建立第一个全自动跨境人民币双向资金池，你认为上海自贸区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试验场，为什么？
曹远征：人民币从2009年实行跨境贸易结算之后，到现在大概占了对华贸易的14%左右，是全球第二大贸易货币和第九大支付货币，形成了香港、新加坡和伦敦三个离岸中心。
由于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我们突然发现一个变化，就是人民币全面可兑换的条件变了。按IMF的标准资本项下一共43个科目，中国只有三个资本行为主体科目还没有可兑换：外商投资审批FDI；中国居民（包括企业）不得对外负债；中国资本市场尤其二级市场不对外资开放。这是最重要的三个科目，但这三个科目在发生变化，FDI依然还要审批，但外商投资如果用人民币投资的话是鼓励的；中国居民可以对外以人民币负债，跨境人民币贷款；中国债券市场对三类外资机构用人民币投资是开放的，股票市场也有RQFII，这表明，资本项下最重要的三个管制科目人民币是通的。资本项下本币开放，只不过本币和外币目前还不可兑换。
过去本币可兑换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传统难题，因为本币可兑换，外资可以自由进出，一旦外资大幅流出，就会造成金融和经济困难。这就是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于是资本管制成为不得已的选择。目前，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使国际资本可以以本币流动，部分解决了经济全球化中资本流动问题，与此同时，由于本币和外币还不可兑换，又能克服外资以外币形式频繁流动带来的冲击。这为上海自贸区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
上海是一个人民币市场，一个在区内注册的企业的人民币额度可以流到内地，你突然发现过去是外汇管制并且是按用途管制的，现在尽管有外汇管制，但本币可以流动，并且不管制用途，只有额度管制。
本币流动带来的经济效果是汇率自由化，汇率自由化一定会传导到利率上，推动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和利率市场化的结果是形成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体系。因此上海是个本币中心，上海和前海不同在于上海是个池子，前海是个管道。上海具有定价能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涵义就是成为人民币定价中心。
随着上海人民币定价中心能力的逐渐提高，就逐渐奠定了本外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条件。事实上，资本项目可兑换就是将上述提到的关于资本行为主体的三个科目中外币的使用条件向现行人民币使用条件靠拢的并轨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银行关于支持自贸区的三十条恰恰是开启了这一过程。现在人民币只是双边贸易的结算货币，最重要的国际货币不仅是多边贸易结算工具，而且是多边的投融资工具和储备工具，将来其他国家之间不仅贸易结算用人民币，而且国际金融市场上以人民币进行投融资活动，并且人民币开始广泛地进入非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成为非居民的储备工具，人民币才算真正的国际化。
这样一来，上海会成为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我认为上海将是中国的纽约，是人民币定价中心；香港是中国的伦敦，多币种交易中心。上海和香港都是对世界经济有重要贡献的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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