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过教育的消费者是我们的理想客户”，纽约男子服饰经销商Sy Syms曾经在电视广告中这样标榜道。这一点对于贸易协议来说并不成立。因为20年前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通过，投票人对于贸易协议的了解程度日渐加深，好感度却越来越低。盖洛普(Gallup)近期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54%的美国人认为贸易是一种“促进增长的机遇”，但有38%的人则认为贸易是一种“对经济的威胁”，而且他们对此深信不疑。据估计，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通过以来，美国共有6万家工厂关闭，50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消失，很多人将此归咎为全球化的影响。目前，白宫一方面在与欧盟就《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则在和12个国家商谈《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但在这两个方面，白宫取得的进展均不尽人意。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所能带来的益处在20年前被吹嘘过头了。它确实催生了不少经济活动，但未能兑现很多具体承诺。该协定未能稳定美国的贸易平衡，正相反，它导致了大规模的贸易逆差。该协定不仅未使墨西哥出现覆盖范围足够广的经济繁荣，以抑制墨西哥向美国的移民潮，正相反，它使墨西哥的农村经济更加虚弱，并使移民规模进一步扩大。其它贸易协议也导致了令人不快的意外后果。自从美国与韩国的贸易协定自2012年生效以来，美国对韩出口持续下降，双边贸易赤字升幅超过50%。巴拉克 奥巴马(Barack Obama)的贸易谈判代表宣称，他们所推动的“二十一世纪”新型贸易协定能够避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某些经济陷阱。问题在于这些协定所面对的同样是二十一世纪的新型批评。

　　如今的贸易协议更多是设定标准和基本原则，而非取消关税和配额——除了食品和服装之外，美国其它商品的关税水平已经很低了。新的贸易协定和过往协议一样，让那些不信任全球资本主义的人感到不快。但它们在市场自由主义者中间也激起了罕见的不安情绪。因此，洛瑞 沃勒克(Lori Wallach)作为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公民组织”(Public Citizen)成员，在1999年西雅图街头针对世贸组织(WTO)的抗议活动中成为了英雄。但她世故老练、反对向如今的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授予“快速道”(fast-track)权限的左倾言论或许同样使宪法自由主义者们认定，各种各样的茶党(Tea Party)组织究竟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的。

　　沃勒克最近在电视上露面时表示，新一代贸易协定中只有部分内容跟贸易有关。这些协定的主要作用在于，提升企业面对有权在国内市场上对其实施监管的政府时的地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一项创新，所谓的“投资人与东道国间的争端解决机制”，将某些监管环境从预期之内提升到了应有水平。企业可以就国家议会通过的法律产生的负面影响，向一个特设委员会起诉该国政府。（而劳工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则无权这么做。）按照一套类似的仲裁规则，瑞典能源巨头大瀑布电力公司(Vattenfall)正在就德国逐渐停用核能的计划向德国政府索要37亿欧元赔偿金。另一个问题是：美国国会以及德国联邦议院(Bundestag)的议员已经开始抱怨，他们所掌握的贸易立法详细信息还没有游说组织多。在美国，对于立法语言的建议来自结构复杂的“顾问委员会”，而委员会中的很多人都在维护行业的市场地位。

　　今年1月，法国政治哲学家皮埃尔 马南在接受《费加罗报》(Le Figaro)采访时指出，支持自由贸易的传统社会学理由（本地制造企业在封闭市场中日趋懒惰）已经不再适用。如今，反对自由贸易的社会学理论（有能力享受廉价劳动力资源的海外制造商将日趋懒惰）更有说服力。在这个世界中，对于重商主义以及自由市场保守主义者的天然支持可能并不存在，虽然人们总以为这种支持将在TTIP或者TPP谈判中自动出现。任何贸易法案的投票统计过程看起来都充满不确定性，就跟去年九月总统要求国会授权对叙利亚使用武力的投票一样。奥巴马需要争取到数百张选票才能成功，但在实际情况表明他只能得到数十张选票后，他撤回了提案。

　　《经济学家》(Economist)杂志不久前嘲笑奥巴马称，贸易立法的失败将成为“一个信号，标志美国正在放弃自身作为全球开放经济捍卫者的角色，这和奥巴马在外交政策领域的败退如出一辙”。有人或许会补充称，这两方面的避退都是基于同样的、完全合理的立场做出的。国内的现状正变得越来越不得人心，并且越来越难以维持。支持自由贸易的经济理由仍然存在，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具有较强说服力。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可能要付出很高的经济代价。但开放市场的协议在政治上同样代价不菲。我们可能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看到一项新的贸易协议。

　　本文作者是《旗帜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资深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