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尽管当下我国抓住2020年之前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可能性很大，但要争取2049年前的战略机遇期，尚需克服多重挑战。强大的资本市场、世界级的银行与保险体系，国际货币本位币，能与纽约、伦敦抗衡的国际金融中心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群，应是构筑“经济高边疆”的战略目标。基于此，在稳步推进既有经济与金融发展战略的同时，理应通过资本国际化和全球市场联动将行为触角伸到发达经济体，创新跨国并购形式，提升对全球资本的控制力。

　　或将成为21世纪上半叶全球货币变迁最大红利来源的人民币，既是中国由制造业和贸易大国升格为产业与资本强国的转换器，又有可能是国际金融资本及其代言人战略打压的高价值目标。

　　近日，英国财政部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联手力推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预示着作为全球第一大和第三大外汇交易中心的伦敦和新加坡，在合作推动拓展人民币在全球范围的兑换，促进人民币产品和服务创新的同时，也将优先分享人民币国际化的海外红利。

　　其实，人民币国际化，只是我国深度嵌入全球金融体系的战略性安排之一。要在国际分工领域中拥有与本国经济实力相对称的地位，进而维护国家核心权益，我们迫切需要基于实体经济规模性扩张和内生性技术进步的产业竞争力提升，这更离不开基于金融发展和全方位参与国际竞争的金融力量工具的培育。

　　从时间序列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较好地把握了和平发展战略机遇期，一心一意谋发展，迅速缩小了与发达经济体的实力差距。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更是每隔几年就上一个新台阶。最近三年，我国经济规模差不多每年增加1万亿美元，2013年，我国的经济规模已相当于美国的60%。有学者乐观估计，2016年有可能是中美经济规模竞争逆转的时间拐点。

　　不过，尽管我国一直以实际行动向美国和世界表明，崛起的中国与主要国家应当也可以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但真实世界一般不兑现静态的假定。随着从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转向产业与资本强国目标的一步步迈进，我国已成为美国的高价值战略竞争目标。因为在华盛顿看来，中国今天在经济规模、贸易地位、金融力量、全球影响力等方面已经具备了成为美国竞争对手的基本要素。尤其经过2008年迄今这场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尽管勉强保住了头号金融强国的帽子，但内伤严重，在国际金融领域的昔日呼风唤雨地位也在无可奈何地下降。不仅如此，在美国看来，日益自信的中国还持续对美贸易顺差，并坐拥美国第一债权大国地位，而且与当年日本崛起对美国带来的挑战相比，把人民币培育成主要国际货币之势，对美国的威胁似乎更大。

　　另一方面，过去一向优越感十足但戒心严重的日本，面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心理严重失衡，正一心配合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多维度挑战中国。

　　目前，美国在伙伴国的支持下，正在加速边缘化WTO，并按照锻造国家竞争力的战略目标构筑多边贸易体系：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和多边服务业协议（PSA），力图打造由美国主导、欧洲和日本共享红利的新一代全球贸易与服务业规则。一旦上述三大协议达成，极有可能成为美式贸易与投资新规则的重要载体，甚至重新敲定国际经济与金融规则，从战略上围堵我庞大的制造业体系，并以先通过边缘化“金砖国家”的路径，逼迫新兴经济体二次“入世”。这从TPP的相关设计架构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可谓直接针对中国的软肋。

　　日渐残酷的国际竞争生态表明：尽管当下我国抓住2020年之前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可能性仍然很大，但要争取2049年前的战略机遇期，尚需克服多重挑战。简言之，我们必须做好“国际市场红利期”被迫压缩的准备。

　　“国际市场红利期”的可能压缩，正倒逼我国大手笔培育够全方位参与经济与金融竞争的种子选手，总结以往参与国际竞争的经验，充分利用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的机遇，通过金融国际化和全球市场联动将行为触角伸到美欧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创新跨国并购形式，通过对国际跨国公司的并购、重组、入股等方式，增强对这些企业股本的影响力和主导力，提升中国对全球资本的控制力。而从差异化发展，提升中国对全球资本的控制力的国际环境来看，美国机制化霸权的衰退，客观上又为我国资本扩充行为边界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时机。

　　作为美国机制化霸权的重要符号的美元，在统治国际货币体系长达70年之后，基于内生性衰退因素和全球经济竞争的外部挤压，正不可避免地步入衰退轨道。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担心美元的储备货币会否有一天被其他货币取代。连布热津斯基都在担心美国的霸权时代会否即将终结。

　　从货币主义角度来看，国际储备货币长期而言是中性的，无休止地释放流动性，除了引发滞胀以外，还会使美国之外的美元持有者对美国的信誉和美国经济失去信心。早已力量使用过度的美国现在既无实力也无意愿为美元的发行承担相应的责任。凭借暂时的竞争优势，美国也许还能维持一段时期的美元本位，但基于国际货币均衡的角度，全球货币金融领域的公共产品由目前的单极霸权向均势结构变革是大势所趋。美国可以推迟这一天的到来，但无法改变趋势。

　　从全球金融竞争与产业变迁的趋势来看，中国迟早会成为全球格局变迁的主导力量。中国如能在全球顶尖层面的分工竞争中拥有一席之地并切实维护好核心利益，进而早日实现民族复兴大业，就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尽快筑起“经济高边疆”。由此出发，强大的资本市场、世界级的银行与保险体系，比肩美元的国际货币本位币，能与纽约、伦敦抗衡的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群，应是我构筑“经济高边疆”的战略目标。

　　基于此，中国在稳步推进既有经济与金融发展战略的同时，经由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的框架，通过资本国际化和全球市场联动将行为触角伸到发达经济体，一方面是要成为维护中国经济与金融主权的力量工具，另一方面是经由市场化操作或者隐形操作形成组合影响力，即中国版的“金融资本力”。

　　为全力提升中国对全球资本的控制力，当可借助全球华人的“大资本”之力，扩大中国的境外资产，使中国资本以“滚雪球”方式快速增长。未来几年，以民间资本和海外华人华侨资本相结合的华资资本，能以并购、重组、入股国际跨国公司等方式，增强对这些企业股本的影响力和主导力，扩大在指标性跨国公司中的占股比例，直接配合落实人民币国际化战略。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作者：章玉贵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