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积累国际原始资本和发展中国制造为目标，过去受益于尚未完全开放的资本项目交易、有管理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以及积累起来的巨额外汇储备，中国受到的国际金融市场冲击相对可控，这也为中国制造和国内经济的平稳发展创造了环境。

　　在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外贸部门规模的跃升是中国本轮长周期的重要特征，制度变革加快了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进程，并缓解了资本边际产出下降的趋势。人民币在实际钉住美元的时期和2005年年中进入缓慢升值通道后，币值整体仍然保持了低估直至2012年。随着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制造在亚洲工厂的地位得以确认，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国内庞大的人口红利被外部需求和内部投资激发出来，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快速提升，在全球商品出口中的占比更由2001年的4.3%迅速上升到2012年的11.4%，位居全球首位，而期间美元计的进出口总额的年化增长率高达18.8%。但是，随着国际货币体系竞争烈度日益提高，发达经济体去杠杆等因素导致外需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加上国内经济以内需为导向的转型与进一步市场化的改革，这套老模式的有效性会显著降低，而且其维护成本已逐渐大于收益。

　　首先，外需驱动这一利益交换模式未来增速不大。其一，中国出口在全球商品贸易中的份额已经非常高，过去的出口大国日本、德国甚至美国，在10%~12%这个区间都很难突破；中国的外贸会从追赶型增长阶段转入跟随型增长阶段。其二，以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断点，作为中国出口主要需求方的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明显下了一个台阶，并预计在未来5年中也难以恢复到危机之前，中国目前推行的区域贸易一体化、贸易伙伴结构调整、贸易便利化、贸易产业升级等策略都不是单纯的增量策略。其三，人民币汇率的失衡程度已经明显减轻，随着资本边际产出率的下行和人口红利拐点的到来，中国要素在国际分工中的低成本优势也越来越不明显。

　　其次，老模式下政府管理且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安排，扭曲了人民币汇率这个中国开放经济下最重要的价格变量，这种扭曲降低了资源在贸易品与非贸易品部门之间的效率，不利于国内居民福利的提升。虽然人民币汇率经过几次并轨和改革，已经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靠近，但长期来看人民币波动幅度有限，政府干预和单边波动明显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汇率尚不能充分发挥其调节资源在对内与对外部门之间配置的杠杆作用。另外，结售汇与固定汇率的制度安排，导致政府被动干预汇市，在对外长期顺差的环境下，使得国内金融机构外汇占款和官方储备资产快速上升，这进一步绑架了央行的货币政策，影响了其宏观调控的能力。

　　最后，新一届政府上台后，经济领域的“二次改革”将徐图渐进地展开，其核心有两个，其一是内需导向，其中更注重消费；其二是厘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经济制度将朝着更市场化的方向进行。改革是内外环境共同倒逼的结果，中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初期的同时结束了其超高速增长的阶段；为了成功迈出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在未来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过程中引入技术和制度红利，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市场化的改革离不开价格体系改革，而汇率就是最重要的金融价格之一。强调内需与技术进步的新增长模式下，中国未来必然需要一套全新的对外利益交换模式，人民币国际化就是这个背景下最核心的战略布局。

　　结合前面的分析，中国需要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手段提高自身在货币竞争烈度日益提升的国际金融中的主动性。随着次贷危机以后全球流动性金字塔的崩溃，数量型货币宽松在利率政策已难调整和公共部门去杠杆的背景下，成为各发达经济体拉动经济复苏的主要着力点。无论是美联储的QEn、欧洲央行的LTRO，还是日本央行的超额量化宽松，这些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国家的央行虽然向通胀妥协的时期各有不同，但国际货币超发成为常态并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中心货币超发的外溢性使得中国和其它新兴受到长期的不利冲击，包括原材料成本上涨、国际资本冲击等。

　　根据2013年3月2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舆情，新一届政府已经明确把价格、金融和财税三个领域作为“二次改革”的初始战场。金融改革中，汇率、利率和资本管制显然是最困难的部分。2013年5月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明确提出2013年要提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操作方案，建立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制度。从博弈的角度，国内的改革派正在利用人民币国际化形成的倒逼机制来推动国内经济转型。如同在2001年中国通过加入WTO与国际分工体系接轨，极大地推动了当年的改革，特别是触动保守的国内官僚机构。这次也应该有类似的考虑，不同仅仅在于，现在的目标更为宏大，除了推动几乎停滞不前的经济体制等领域的深层次改革以外，中国力图从一个规则适应者或者说与国际接轨者，变为一个规则动摇者。

　　孙子曰，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目前内外因素的倒逼下，危、利、得三者权衡后，中国未来必然会在人民币国际化上有所作为。一方面，中国必须正视外需驱动不可持续的现实和老模式的弊病；另一方面，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必须改善金融抑制并提高金融的市场化程度。为了与时俱进地构建中国对外利益交换的新模式，必须设计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政策组合：即提高汇率弹性和利率市场化程度、建立现代化金融体系、放松资本管制并最终实现人民币完全兑换，而这些都内容要么作为前提，要么作为内涵，都可以归纳到人民币国际化的主线中来。

　　对外利益交换的角度是理解人民币国际化逻辑的最佳切入点。经济上对外关系的本质是利益交换，是在全球化的生产分工、贸易交换和资本交错中各经济体发挥比较优势，获取最大利益的基础。以全球金融危机为分水岭，危机前，中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通过技术引进和追赶，并加入美元驱动的全球化分工，中国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危机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进程，外需不能再成为国内经济增长的主驱动，老模式弊病越发明显，中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海外出现的技术并购、基础设施投资和资源获取的机会。

　　通过加入WTO等一系列开放措施，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自由贸易发展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但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就不是如此了。中国在全球商品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与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较小的影响力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危机其根源是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贸易失衡、流动性失控等诸多原因。中国希望看到一个稳定而有效的国际金融市场，也希望自身在国际货币体系修复与重构的过程中施加自己的力量，以求在与世界建立互利共赢的关系的基础上尽可能大地实现自己的利益，在国际经济治理民主化和后危机新规则制订过程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以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

　　可持续的内外利益交换模式必然是共赢的。全球化体系造成的相互依存背景下，中国面向世界的战略应会遵循几项原则，包括市场开放、公平公正、互利合作、全球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如果说中国加入WTO是其实体经济部门与全球分工体系深度融合的话，那么人民币国际化就是中国金融体系与全球接轨的过程，其实质是中国在全球货币辐射范围的扩张和中国在全球化大图景中话语权的提升，这也标志着中国的对外政策风格从韬光养晦转化到积极布局。■（财新专栏作家 邵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