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十大群像·银行

　　·中资银行：由“技术性破产”到利润过万亿元

　　·外资银行：资产从零增长至逾万亿元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刘永刚

　　“我的终点，就是我的开始。” 英国诗人艾略特曾用这句发人深省的格言描绘人生。过去10年间，这句话也成了中国银行业的真实写照。

　　10年有两位主角：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2003至2013年10年间，中国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更像是经历了一场“涅槃重生”。

　　10年前，中国银行业曾被外界认为已经到了“技术性破产”的边缘，很多银行由于背负历史遗留的巨额坏账损失，盈利能力也不被看好，再加上违法案件频发，很多人对中国银行业的未来发展产生质疑。

　　10年后，中国银行业的变化足以让那些曾经的质疑者为之惊叹：中国工商银行（601398.SH）、中国农业银行（601288.SH）、中国建设银行（601939.SH）、中国银行（601988.SH）、交通银行（601328.SH）、招商银行(600036,股吧)（600036.SH）6家银行在2012年集体跻身世界500强企业排名。

　　10年前，外资银行在中国更像是一个“另类”，他们的员工大多是外国人，衣着靓丽；他们在中国的金融业务刚刚开始，还稍有些摸不着头脑。

　　10年后，“外资银行们”已经如鱼得水；他们在中国的资产从零增长至超过万亿元；他们的中国区负责人由老外变成了熟悉中国金融规则的中国人。

　　10年，中国的银行业发生了太多故事。

　　监管嬗变：银监会“出炉”

　　2002年，关于央行双重角色的争论愈演愈烈———既是货币政策决策者，又是银行业管理者———彼此冲突。业界呼吁，一个独立的银行业监管机构，有助于银行业向外资全面开放之前，整治与清理国内商业银行。

　　对于这种呼吁，魏加宁是强有力的支持者。当时还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的魏加宁曾接受《中国经济周刊》的采访。2001年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根据国务院领导指示准备认真研究一下金融改革与金融安全问题。在国内调研和出国考察的基础上，课题组提交了一系列研究报告，其中的一份内部报告提出了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适度分离的建议。

　　魏加宁说，“至于当时中央最后是如何论证和决策的，我既没有参加过论证，更没有参加过决策。”

　　2003年4月28日，中国银监会成立，首任主席刘明康一直称自己为“工作在一线的救火队员”。如今，中国银监会已经走过了第一个10年，这10年所带来的最大成就便是今天规模庞大的中国银行业。

　　作为履行金融监管职责的特殊职能部门，衡量银监会过去10年工作得失的标准并不在于银监会本身，而是其监管下的整个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态势。从银行业自身的数据看，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网点数量、资本净额、资产规模成倍上升，盈利能力、经营状况大幅改善，抗风险能力逐渐增加。

　　据《中国银监会2012年年报》显示，2012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有法人机构3747家，资产总额133.6万亿元，拨备覆盖率上升至295.5%，不良贷款率下降至1.56%。

　　这样的数据令10年前较为流行的“中国银行业已技术上破产”和“贱卖论”等言论不攻自破。与时俱进的银行业在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缴纳了巨额税收的同时，更为宏观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2012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已卸任银监会主席一职的刘明康向《中国经济周刊》回顾了银监会的发展，并坦言：“近10年来，银监会推动银行业牢牢把握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转型这个中心任务，积极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银行业体系，鼓励创新体制机制和服务产品，助推破解经济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质效大幅提高。”

　　时任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曾坦言，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银行业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快速扩张时期，能否建立一个完善、有效的监管体系，对银行业的发展而言意义重大。在此背景下，中国银监会于2003年正式成立，并在随后推进中国银行业深化改革、破解难题方面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银监会成立至今，曾先后发布实施了600多件监管规则、规范性文件，初步形成了涵盖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等主要风险的审慎监管规则体系，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制度基础。”蔡鄂生表示。

　　正是在这种风险意识的约束下，中国银行业的实力逐步开始让世人惊叹。

　　背水一战的国有银行改革

　　2002年12月25日，一档聚集着众多金融界精英的财经节目正在录制，经济学家李扬面对着众多观众说，中国银行业没有像外界说的那样一塌糊涂。

　　彼时，中国刚刚加入WTO，包括高盛在内的众多外资投行纷纷发布报告认为，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已经濒临“红线”，西方一些媒体甚至在头版用“中国的银行业已经技术性破产”的标题来吸引眼球。

　　当时，中国银行业的公司制治理相对薄弱，经营管理相对粗放，而违法违规案件频发，积聚了大额的不良资产。中国银行业能否抵御强势的西方金融机构的冲击？多数海内外投资者并不看好中国银行业，西方所谓的“技术性破产”之说也是在此背景下产生。

　　“当时的改革迫在眉睫。”中国银行行长李礼辉曾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加入世贸之后，根据协议，中国银行业将在5年的过渡期内逐步开放，过渡期后全面开放，国有银行将直接与“狼”共舞。

　　2002年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可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条件成熟的可以上市”。

　　随后的2003年，在华融、信达、长城、东方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购买了账面价值约1.3万亿元的不良贷款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累积的不良贷款仍然高达近两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仍有21.38%。

　　在当年的全国两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被问及最多的问题，就是国有银行的改革何时开始，温家宝对此的回答是：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2003年12月16日，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汇金公司”）悄然挂牌。很多外媒记者都在打探：汇金在中国金融系统中的角色是什么？

　　2004年1月6日，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公布了股改方案。主要内容是，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严明的内部权责制度，形成良好的财务约束和内在风险防范机制，同时要进行相应的财务重组，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建立良好的财务基础和严格的财务标准。

　　其中，汇金公司注资中国银行225亿美元；注资中国建设银行200亿美元，代表国家对国有大型金融企业行使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维护金融稳定。

　　此后汇金公司先后完成对交通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的注资。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完成股份制改造。

　　财务重组为国有商业银行建立真正的现代金融公司治理结构奠定了基础。当时，《中国经济周刊》曾以《银行改革不宜“想法太多”》为题评论称，“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本来就是一场倒逼下的改革”。

　　2005年底，《中国经济周刊》刊发报道《银行改革很行？》，对这一年波澜壮阔的改革进行了回顾。报道称，2005年的银行业更像是一部“电影”，不断地为我们上演着一场场“剧目”。这其中，既有“悲”，又有“喜”。

　　“悲”的是老百姓还不满意银行目前的服务，而银行似乎只是埋头于大刀阔斧地削减自身不良资产率、明晰产权，早已忽略了其称为“上帝”的储户是何感想？ “喜”的是在国家政策帮助与自身努力的共同作用下，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规模大幅下降，不良资产总额和不良资产率实现持续“双降”。全国113家城商行、股份制银行改革和纳入整个金融系统改革中。

　　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带动下，政策性银行、中小商业银行的改革也逐渐提速。国家开发银行商业化运作启动。中小商业银行也借助上市之路改善公司治理，增强风险防范。

　　2012年，中国银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税后总利润达到了1.2万亿元的历史新高，2003年至2011年，年平均利润增速为50%。另外，不良贷款率从2002年末的23.6%下降到2011年的1.77%；资本充足率从2003年末仅有8家银行达标增加至390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全部超过8%，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2.71%。

　　2012年7月，银行业权威杂志英国《银行家》杂志发布年度排行榜显示，2011年中国银行业的利润占全球银行业利润的三成。该杂志称，以中国工商银行为首的3家中国银行占据了银行利润排行榜的前三位。2012年，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中首次出现前10位中有4家中国的银行。其中，中国工商银行排在第3位，中国建设银行居第6位，中国银行排第9位，中国农业银行排第10位。

　　“入世后银行业发展模式也开始发生可喜的变化，近年来在科学监管的引领下，银行业主要依靠利差的盈利模式已悄然转变，发展成为能够开办理财、投行等各种金融业务，尤其是较早实现多元化转型的几家大银行，其业务范围已扩展到了基金、保险（放心保）等领域，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增强。”时任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认为。

　　外资银行发展史：“狼”来了？

　　1979年，第一家外资银行机构——日本输出入银行经批准进入北京设立代表处，拉开了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序幕。

　　2001年12月11日，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同时，中国政府取消了外资金融机构外汇业务服务对象的限制，允许设在上海、深圳、天津、大连4城市的外资金融机构正式经营人民币业务。

　　2005年，《中国经济周刊》以《中国银行改革很行？》为题分析关于人们怕“狼”心态。文章称：“外资进入就好比‘狼’要来了，国内的银行无论从核心竞争力还是服务理念上都像是一只绵羊，把狼放进来，羊就该遭殃了。”因为从2006年12月开始，外资银行将被允许在中国的任何城市向中国的任何老百姓经营人民币业务，为他们存款、贷款，为他们理财，成为中国居民享受银行服务的又一新选择。对于新兴的中国银行业来说，这个挑战充满了强烈的刺激。

　　2005年年底，已经有111家外资银行机构获准在上海等18个城市经营人民币业务，其中61家获准经营中资企业人民币业务；13家外资银行获准在华开办网上银行业务；24家外国银行机构获准开办衍生产品业务。外资银行规定范围内经营的业务品种已超过100种。

　　然而到了2010年5月，普华永道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称，42家外资银行高管调查报告显示，外资银行在华扩张初显烦恼。银行业对外开放3年后，在日渐增大的竞争压力和监管力度下，外资银行的情绪日益敏感。外资银行在华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中国经济周刊》报道称， 2006年12月，当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时候，在外资银行面前，中资银行就像是“小学生”。3年时间过去了，中资银行首次被外资银行视为可畏的竞争对手。

　　2011年，正值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6周年之际，《中国经济周刊》通过对渣打银行、法兴银行、德意志银行、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等外资银行中国区负责人的专访推出了系列报道《外资银行在中国》。

　　报道称，截至2011年,外资银行在中国资产已从零增长至超过万亿元。如今，面临着监管、风险控制等一系列战略问题，外资银行不仅要思索“全能银行”是否还能在全球延续，更要直面在中国未来的发展命运。

　　渣打银行中国区总裁林清德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坦言，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尤其是2006年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之后，意味着更多的参与者进入中国市场。新的外资银行来到中国，你会发现行业的发展速度已经超出了各机构人才的供应储备。因此，对渣打来说，当时最大的挑战就是人才。

　　德意志银行(中国)首席运营官卢睿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坦言：“尽管中国在入世后，监管部门对外资金融机构的限制正逐渐取消，但相对于其他行业而言，金融业仍然是最为谨慎的。”卢睿坦言，德银的全球业务线都有一种迫切来到中国开展工作的愿望，“而目前我们只能通过在相关业务寻找合作伙伴的方式来开拓市场，作为一家全球性的金融机构，我们乐见于本土机构和国际性金融机构能够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而这些将有利于市场的成熟发展。”

　　法兴银行中国区首席执行官张永光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法兴银行在进入中国的30年中，始终以“简单的、全面的、对客户有效的产品服务于中国市场。对于中国客户的需求，我们可以利用全能银行的优势和全球资源去提供高附加值的服务”。

　　如今，离上一轮启动划时代的国有银行改革已经10年，离中国第一家大型国有银行——中国银行上市已近8年，同时，中国金融业“三驾马车”分业监管体系建立亦已10年。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在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时强调，当前改革进入了“攻坚区”和“深水区”，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背负130万亿资产总额的中国银行业和日渐让人熟悉的外资银行，对他们而言，2014年，将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既是过去10年的终结，又将是下一个10年的起点。

　　可以预见，进入2014年，站在新一轮政经周期的起点，“改革”依然将成为关键词。在中国发生的银行业的故事依然会持续精彩。

　　记者手记

　　旁观者的乐趣

　　刘永刚

　　做财经记者最有趣的就是能见到很多有趣的人，听到一些有趣的事儿。

　　一个场景。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的小组讨论会上，各位委员纷纷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归结为银行嫌贫爱富，并最终导致多数企业只能选择地下钱庄和民间借贷。更有委员直言，地下钱庄这种灰色地带现在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这不仅给中小企业的发展埋下了隐患，更给社会造成了众多不稳定因素。

　　“嫌贫爱富”，说的是银行；“无人管理”指的是监管机构，一时间，场内气氛颇为紧张。

　　此时，端坐在场内一直沉默的新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银监会原主席刘明康终于忍不住了。他拿起话筒向在场的委员说，实际上，银监会从来没有任何提示，让银行在放贷的时候戴上有色眼镜对待中小企业。但从银行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中小企业贷款的不良率是正常贷款的3倍，在这种情况下，银行自然积极性不高。

　　会后，有银行行长说，刘主席已经尽力了，大家不要再逼他了。在我看来，一句尽力，让刘明康释然。

　　10年间，银行业走出了它本应走出的脉络，它们的领导者也渐渐融入到了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环境，而我也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银行业的巨变。对于我来说，10年最大的收获便是用新闻人的眼光看到了他们的痛楚，以及他们应对痛楚的方法。或许，这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最大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