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9日，原来立在上海市杨高北路上的“外高桥保税区2号门”的牌子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新牌子。这意味着中国第一个国际意义上“境内关外”的经济自由区正式开始运转。
在上海自贸区申报方案中，金融领域的开放成为试点中最受关注的焦点。因为它担负着两个重要方面的期待，一是为解决当前外贸出口急速下滑寻找良方；二是为全国意义上的金融进一步开放探路。方案明确表示，在区域内实现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资产方价格实行市场化定价；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在区域内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行先行先试；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外资银行；离岸金融业务亦被列为金融领域开放的重要部分。
然而，好事多磨，金融领域的改革缺席了首批细则。在上海自贸区挂牌“满月”之余，面对对于金融开放缺席和负面清单过长的质疑，最新的消息说因为金融开放有很多丰富的内容，国务院批复的方案提出的是“分步实施”，金融细则仍在酝酿，出台尚无时间表。金融具有辐射性和集聚性强的特点，自贸区的任何“试验”，都会产生溢出效应，决定了其“试验”态度的谨慎和“试验”步伐的小心。

　　国际自由贸易区之金融“试验”

　　目前，类似于上海的国内自由贸易区，世界上已经约有1200个，其中美国是世界上设立自由贸易区最多的国家，约260个。金融开放与自贸区建设是相辅相成的。为了充分发挥自贸区的功能，使商品进出自由、资金进出自由、货币兑换自由和人员进出自由，自贸区在一定程度上也往往是“金融自由”。正因为如此，自贸区往往也就发展成为了地区乃至世界的金融中心。
1841年6月7日，英国政府代表查理·义律宣布香港成为自由贸易港。172年来，香港自由贸易港的内涵和功能逐步扩展，成为了全世界最自由、最开放也最多功能的自由港。在金融方面，香港的管制一直较为宽松。1973年，港元与英镑脱钩，原来有管制的官价外汇市场和自由外汇市场合并为统一的完全开放的自由外汇市场，1983年实行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至今；在1974年取消黄金管制之后，1984年又撤销了黄金进出口禁令；1978年，香港完全向外资银行开放，金融机构开办和经营自由，本地银行和外资银行享受完全平等的待遇，外汇、黄金及钻石等可以自由地进出香港，各种货币可在香港自由买卖与汇兑，本地资金和外国资金均可以自由进出和流动。
汉堡在德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510年，汉堡成为“帝国自由市”。1881年，汉堡在加入德意志帝国关税体系的进程中，与帝国签署合约，确定了在德意志帝国关税区外建立一个四周有围栏的自由港。自此，汉堡开始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之一。2010年年初汉堡市政府向联邦政府提出取消自由区的申请，2013年1月1日汉堡自由港130多年的围栏正式拆除了。
汉堡自由港不仅成为德国迈向世界的门户，也获得了“欧洲门户”和“世界市场”的美誉。汉堡自由港的发展历程中，以“贸易自由、金融自由、投资自由、运输自由”著称，“金融自由”支撑的金融服务效率，使汉堡成为了德国的保险业中心和第二大金融中心，证券市场迅速崛起还曾一度威胁到法兰克福老大的地位。汉堡在德国金融改革方面，充分发挥了先行先试的角色，其成功经验和监管措施逐步在全德国推广，1967年2月，德国结束了利率管制时代；1985年，实现业务自由化，银行业和证券业混业经营的全能银行模式完全向外资银行开放，公平竞争；1986年，废除了全部外汇管制措施；同样在1986年，实现市场自由化，外资银行在德国可以自由地运用各种金融工具。特别是汉堡金融探索的全能银行体系，不仅便利了向经济发展廉价地提供银行服务，也保证了货币流通在金融部门快速地流通，还使得它能较容易地灵活和顺利地应付这几年由于自由化、放松管制和金融市场深刻变化所面临的新挑战。
1985年成立的阿联酋迪拜自由贸易区，目前有900多家企业在该区域内运作，其中有近400家是金融机构，已成为汇聚阿联酋70%非石油贸易的集散中心、中东北非地区中东最大、最成功的自由贸易中心，更是世界著名的经济、金融中心。迪拜政府于2004年9月设立DIFC，使其成为迪拜10多个自由区中的一个，并将金融服务业作为仅次于旅游业的重点开放产业，其优惠政策包括允许入驻公司100％独资和拥有房地产权，实行零税收，资金和利润自由出入等，在此基础上，证券交易所和商品期货交易所等市场也迅速建立起来。迪拜金融监管的制度设计，是依据2004年《监管法》，定位为“成为立足于风险的监管者并且避免不必要的监管负担”，成立的一个独立的风险性监管机构——迪拜金融服务局，承担政策和法律制定、授权、识别、监管、执行以及国际合作六个方面的职责。
位于中美洲南端巴拿马共和国的科隆自由贸易区，目前已是西半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与美国迈阿密共列为对中南美洲转口中心，同时也是全球第二大转口站，是仅次于中国香港的世界第二大自由贸易区，也被视为中美洲区域的金融中心，拥有超过100多家的国际与本土银行。由于巴拿马的本国货币巴波亚仅为辅币，其合法货币为美元，因此，科隆自贸区贸易结算都使用美元，无外汇管制，利润汇出汇入自由，投资者不用为货币的贬值和升值而担忧，使其具有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同时，自贸区的银行存款无须纳税，吸引了世界各大有实力的银行纷纷设立分行或代表机构。金融方面的优势，加上独特的地理位置，大幅增加了巴拿马作为国际物流中心的竞争力。

　　经验借鉴之方向

　　由于我国汇率、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我国金融业也还未发展到成熟综合经营阶段，无论是对本国资本和金融机构进入外国市场，还是对各类金融机构进入我国金融市场，都还存在一定的限制，资本流动也不可能完全自由化，再加上我国目前由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独立分业的金融监管体系，综合因素导致我国自贸区金融改革细则出台的延后。其实，“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离岸中心建设”等公众期待，本身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改革的节奏和路径选择问题，究竟要快还是慢，尺度是大还是小，要局部试点还是全盘推开？
国际经验表明，不同定位的自贸区，可以有不同的金融自由方案。但是，世界范围内自贸区之间的竞争在加剧，尤其是美国主导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正式启动，试图在新一轮自由贸易的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以有利于其重新制定全球贸易新规则，全球自贸区更是“暗战汹涌”。上海自贸区的金融“试验”，其实不妨从世界主要自贸区的实践中借鉴经验：第一，学习借鉴迪拜的模式，先实行分离型模式，将自贸区金融市场、境外金融市场与国内金融市场严格区分开来，并建立自贸区独立的金融服务管理局作为混业监管机构；第二，学习借鉴德国的做法，在符合国家整体金融开放策略的基础上，谨慎和循序渐进地进行，先以服务自贸区内企业为主，适度创新突破现有政策约束，待证明之后再逐步推向全国。
当代自贸区，已经从最原始的货物进出自由发展成少监管、低关税和贸易自由的新型自贸城。国际上自贸区的经验表明，自贸区的设立及相应的配套制度的设计一般能够为该区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创造有利条件。作为正在建设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加上正在推进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创新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