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昨日正式开幕，将分析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总结2013年经济工作，提出2014年总体要求和任务。当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三个矛盾现象值得管理层高度重视：美国等发达国家复苏与中国外需增长出现明显背离，社会融资(信贷)增速与经济增速出现明显背离，全球主要基准利率与国内融资利率明显背离。

　　如何在“短期经济增长与长期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与保持合理增长速度”之间找到“黄金平衡点”是摆在新一届政府面前新的重大挑战。笔者认为，在总量政策难以有多作为的情况下，必须更多使用结构性政策。

　　2012年以来，我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国内复杂形势，经济处于周期回落和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集聚期，同时体现在“增长减速”和“结构调整”两方面。尽管今年三季度GDP回升至7.8%，但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三个矛盾现象(悖论)却进一步凸显，需引起管理层的高度重视。

　　其一，美国等发达国家复苏与中国外需增长出现明显背离。

　　近两年，国际经济形势和国际金融贸易格局变得更加复杂，中国须高度关注来自于外部的新挑战。以美国为例，尽管美国经济复苏依然比较缓慢，美国经济开始显露出由“弱势低速增长”实现向增长趋势上行转变的新迹象，特别是制造业恢复了强劲扩张。数据显示，2011-2012年制造业GDP平均增速达到4.3%，已经超过2002-2007年平均水平4.1%，其中耐用品制造业GDP平均增速达到8%，远远超过了2002-2007年平均水平5.7%，也高于1992-2000年平均增速7.2%。但反之，随着中国国内要素成本上涨，以及人民币持续大幅升值，中国商品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开始下降。今年1-7月，美国从中国进口同比仅增长2.5%。

　　中美之间贸易脱钩进程的加快也同样发生在中国与其他发达经济体之间。上半年，我国产品出口到传统发达市场占比从去年的40%左右下降至37.6%，预示发达国家此轮经济复苏和需求回升对中国出口拉动力较以往可能明显减弱，中国依靠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利用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应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产业升级模式难以持续。此外，金融危机以来，国际产业竞争与合作的态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美欧主导的TPP、TTIP和PSA重构全球贸易规则。新型贸易壁垒对中国造成严重挑战。2008年至2013年5月，全球共实施了3334项贸易保护措施。除传统形式之外，贸易保护主义以国家援助、政府采购和所谓的“产业政策”等形式隐蔽出现，对中国出口形成了新挑战。

　　其二，社会融资(信贷)增速与经济增速出现明显背离。

　　2013年以来，不断攀升的社会融资总量以及表外融资、债券融资的大幅增长，与持续下行的经济增速和宏观经济产出形成了极大反差，表现出明显的“避实就虚”倾向：一方面，实体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率下降，周转率降低；而另一方面，由于实体经济下滑，债务比率上升，银行隐性不良资产风险也开始抬头。

　　金融对实体部门产生“挤出效应”。金融部门与制造业利润鸿沟不断扩大，2012年中国五大商业银行(工农中建交)营业收入占中国500强企业营业收入比重超过60%，利润占到35%；而268家制造业企业营业收入占500强企业营业收入比重为41%，利润仅占20%左右。此外，2013年以来，房地产价格的进一步上涨以及金融属性的凸显，使其与制造业等实体经济收益进一步拉大。

　　货币金融产出效率下降。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货币-经济产出效率由2008年的0.63下降至2012年的0.51，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近20%。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反映了一定量的货币供给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下降，即货币扩张对经济产出效果和效率的下降。

　　M 2与M 1“剪刀差”进一步扩大。10月末，M 2同比增长14.3%，M 1同比增长8.9%，M 1-M 2剪刀差为-5.4%，环比扩大0.1个百分点，信贷支持实体经济力度进一步减弱。

　　其三，全球主要基准利率与国内融资利率明显背离。

　　当下，全球普遍保持低利率或零利率环境，但国内利率却出现大幅上升，国内的钱变得更贵了。近两个月，虽然银行间市场并未出现类似6月短期Shibor利率急速飙升的状况，但银行间市场资金面明显收紧。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甚至在11月底超过4.7%，不仅超过了2007-2008年水平，更一度逼近2004年的历史最高点。同时企业债收益率也顺势上浮，进一步影响到包括政策性银行等在内的金融市场融资计划，推升了市场平均融资成本。

　　而相对于美元、日元、欧元、日元等低息货币，人民币利率较高，特别是在美欧日超大规模量化宽松，以及新兴经济体国家央行纷纷降息的背景下，境内外正利差进一步刺激套利资本流入国内导致人民币加速升值，并陷入了“货币升值-跨境资本流入——— 升值……”的循环。中国央行最新公布的10月央行口径外汇占款大增4495亿元人民币，较上月增量扩大近7成，且创下2008年1月以来的单月新高，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在平衡国际与国内、实体与金融之间遇到两难。

　　可见，如何在“短期经济增长与长期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与保持合理增长速度”之间找到“黄金平衡点”是摆在新一届政府面前新的重大挑战。在总量政策难以有多作为的情况下，必须更多使用结构性政策。

　　结构性政策可以一定程度“对冲”改革对经济下行压力，主要包括：一是根据外汇占款的波动变化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保持流动性合理适度，提高再贴现、再贷款、SLF、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工具的使用频率；二是应以减轻宏观税负、激发企业经营活力、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目标，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三是加大完善产业技术供给体系，重点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小微企业等制定系统的支持政策，真正做到“把实体经济做强，把虚拟经济做实”。

　　张茉楠（微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