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斯蒂格利茨

　　在纪念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5周年之际，我们必须要问的是：我们从中汲取了什么教训？我们的表现如何？美国和欧洲的持续疲弱在多大程度上是由金融部门在危机前的失误、危机本身以及我们对危机的应对方式造成的？

　　我们充其量只能说避免了最坏的结果，那就是：“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卷土重来。而这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无从得知这是否应归功于各国政府和央行官员举措得力——我们永远无法确切地知道，如果没有进行大规模纾困，情况会怎样。

　　我们确切地知道的是，在危机后的5年里，许多欧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低于危机前的水平，这比大萧条时期的情况还要糟；西班牙和希腊等国家已陷入衰退；美国劳动力参与率处于35年来的最低水平；目前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和财富仍显著低于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之前的水平；银行业更为集中，金融部门竞争力下降，几乎每天都会曝出新的金融违规行为，没有任何一名高级银行业官员被追究责任，而且金融部门成功抵制了许多改革——这些改革本来会让银行业变得更具竞争力、更加透明、风险更低、不再敢轻易占普通民众的便宜。我们还知道，经济低迷导致的债务和赤字增加如今限制了欧洲和美国拿出可能促进增长和就业的举措的能力。

　　为大规模纾困银行辩护的人士认为，如今既然大多数资金已经得到偿还，那就没什么可抱怨的。我并不赞同这种观点。政府以接近为零的利率为银行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贷款，然后银行再以较高的利率贷出去，从而有钱偿还政府。这种骗局一眼就可以看穿。如果政府要求银行支付更高的利息，我们的财政状况就会更好；如果我们要求银行增加放贷（而不是忙着支付奖金），以此作为提供纾困的条件，或许经济会出现更强劲的复苏。甚至连美国前财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也对银行的行为感到意外和恼火。

　　尽管金融部门对经济造成的破坏总计高达数万亿美元，但如今欧洲和美国的所有遭遇不应全都归咎于金融部门。在某种程度上，去监管化和低利率催生的泡沫掩盖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但遗憾的是，危机让解决这些问题变得困难重重。

　　欧美都需要调整经济结构，从制造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随着制造业产能的增速超过需求增速，全球就业人数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下降；比较优势的转移意味着欧洲和美国将在全球日益减少的就业人数中占据更小的份额。这种转型无法如农业经济向制造型经济的转型那样，轻易通过市场实现，我们需要政府，而如今政府支出正遭到削减。

　　欧洲和美国全都面临不平等日益加剧的问题，而“大衰退”令这一问题进一步恶化。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和伊曼纽尔·塞斯(Emmanuel Saez)刚刚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最为富裕的那1%的人，享受了美国从2009年到2012年经济增长的95%。欧洲和美国全都面临总需求不足的问题，这种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是导致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

　　但是金融危机限制了欧美政府解决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问题的能力和意愿。这种不平等让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增长方面的经济代价，以及社会日益分裂的更大代价。

　　但我们应该清楚的是，欧元危机的根源并不在于金融危机。欧元区结构上的缺陷最终会暴露出来。金融危机只是让欧元危机提前爆发了。

　　在危机爆发前的那些年里，错误观点主导了经济议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限政府的观点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政府干预。但正是这些盛行于危机前的意识形态和观念在危机爆发后的这些年里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经济实力的巨大不平等导致了政治实力的巨大不平等。结果是，我们的世界从某些方面来看变得更加安全，从另一些方面来看则变得更加危险，但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迄今仍没有对摆在眼前的根本问题采取任何措施。

　　　　（文章来源：观察者网；邹策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