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结束的八国集团峰会上，最引人注目的经贸话题莫过于美国与欧盟即将就“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正式展开谈判。至此，美国一边在太平洋积极推进“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也译作“跨太平洋伙伴协定”）谈判，一边又在大西洋启动了“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其联合欧盟打造“太平洋—大西洋（两洋）经贸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以美国—欧洲为核心的全球经贸新格局的战略构想已经完全显现。

　　美欧经济的困境催生了“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

　　美欧通过制定一个规模巨大、具有全面性和高标准的贸易与投资协定,以促进其经济增长。

　　从历史角度看，“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实际上并非新生事物。美欧双方都深知自由贸易对其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因此，建立北美—欧洲自由贸易区的雏形构想早在10年前甚至更早就已经成为美欧业界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但当时美欧自贸区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和理论设想中，无论美国还是欧盟都不急于抢先出牌而减少自身的谈判筹码。然而，当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经济陷入停滞，而新兴经济体随着G20的出现迅速地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的核心区域，甚至开始改写全球的贸易规则、态势和力量对比。此时，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重新掌握并且巩固全球经贸格局的主导权成为美欧当局的首要目标。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经济陷入了困境，而新兴经济体却仍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速和外贸顺差,美国和欧盟都不愿意退出危机前全球经贸核心的地位,打造“出口倍增”计划，提高出口竞争力，降低贸易成本成为美欧绞尽脑汁想要实现的目标，于是北美—欧洲自由贸易区的构想重新被提上议程。

　　2011年11月，美欧首脑峰会首次就建立“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进行探讨，同时美欧联合组建“就业与增长”高级别工作组研究制定提高美欧贸易及投资水平的政策方法，目标是增加就业、推动增长并提升国际竞争力。2012年6月19日，该工作组发布中期报告指出，美欧的GDP总量占全球三分之一，贸易量占30%，双方的相互直接投资超过3.7万亿美元，跨大西洋的贸易和投资活动是世界经济的核心所在。2013年1月11日，该工作组向美欧首脑提交了最终报告，建议双方在跨大西洋的贸易与投资领域达成一项全面协定。2013年2月1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接受了该工作组的建议，声称将与欧盟就“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进行谈判，欧盟对此积极响应。同年6月，美欧首脑借八国集团峰会宣布，两方将于7月在华盛顿启动正式谈判进程，用两年左右时间签署最终协定。

　　根据美欧就“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发表的声明内容来看，它主要是要制定一个规模巨大、具有全面性和高标准的贸易与投资协定,以促进美欧的经济增长。其直接目标包括：一是进一步开放美欧彼此的市场；二是加强以规则为基础的投资，增进美欧投资关系；三是消除所有贸易关税；四是处理非关税壁垒问题，包括阻碍农产品流动的贸易壁垒；五是增进服务贸易市场准入；六是通过加强兼容性、透明度与合作，大量减少监管与标准方面的差异，同时维持卫生、安全与环保方面的高标准；七是制定全球关注的规则、原则与新型合作方式，包括知识产权和市场机制等议题；八是促进中小企业全球竞争力。

　　推动“两洋经贸框架”是美欧重塑全球经贸格局的核心举措

　　美欧建立以北美—欧洲地区为核心的全球经贸新格局，是借机实现遏制新兴经济体，维护并制度化其超级垄断地位和利益的意图。

　　2008年，伴随着“重返亚太”战略构想的不断成熟，美国宣布将通过谈判加入由智利、新加坡、新西兰、文莱4国于2005年建立，并于2006年生效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而越南、澳大利亚、秘鲁迅速响应，予以跟进。2010年，该协定成员开始正式进行谈判。由于美国的介入和主导，此时该协定俨然已经成为美国主导亚太经贸格局的主要平台。截至2013年6月，该协定已经完成3轮扩容，增加吸收了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3国，举行了17轮谈判。预计，“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将有可能早于或者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同时达成结果，如是，则美欧通过这两个协定同时完成了对太平洋、大西洋的经贸框架布局，其深层意义不容忽视。

　　第一，美欧依靠“太平

　　洋—大西洋（两洋）经贸框架”直接提升对外贸易和投资，扭转复苏乏力的被动局面。“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包括28个经济体，8亿人口，GDP总值31.634万亿美元，全球占比45.4%，它将有效消除非关税壁垒，刺激投资潜力。“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包括11个经济体，GDP总值20.368万亿美元，全球占比29.2%，将为美国创造数十万个工作岗位并有效拉动增长。

　　第二，美欧凭借“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和“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两洋对称型的跨洋经贸框架，塑造全球经贸新格局。这两个协定基本以北美自贸协定为蓝本，令美国有较强的谈判主导能力。38个经济体聚合于“两洋经贸框架”之内，相当于建立了1个以美国为核心，联系东西的规模达36.917万亿美元的超级经贸联合体。

　　第三，美欧是利用“太平洋—大西洋（两洋）经贸框架”发展“新一代”自贸规划，弱化世贸组织作用。美欧甩开世贸组织，将两洋地区主要发达经济体纳入这一框架，发展“新一代”自贸规划，实际上是想弱化世贸组织的作用，弱化新兴经济体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争取合理利益的可能性。

　　第四，美欧是通过“太平洋—大西洋（两洋）经贸框架”谈判设置新的市场准入障碍，遏制新兴经济体。美国通过“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巩固与欧盟的经贸关系，通过“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拓展与亚太部分新兴经济体的经贸往来，在提升发达经济体间经贸合作水平的基础上,以新贸易规则等非关税壁垒将亚太主要新兴经济体排除在外，遏制亚太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势头和全球影响力，进而削弱亚太主要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潜力和创新能力。

　　第五，美国以全球经贸新格局和准入规则强化美元的国际结算货币及储备货币地位。美国通过货币超发向全球转移通胀并收取巨额铸币税，同时利用美元的国际结算功能左右全球大宗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及货币市场以攫取超额利润。“太平洋—大西洋（两洋）经贸框架”将以新的全球经贸布局、交易规模和市场准入制度强化美元的国际结算货币地位，并有利于美国向欧盟渗透,实现美元和欧元利益互锁，防止欧元在全球对美元构成挑战。

　　综上所述，推动“两洋经贸框架”是美国和欧盟在后危机时代重塑全球经贸格局的核心举措，在提升其对外贸易及投资水平的同时，建立以北美—欧洲地区为核心的全球经贸新格局，并借机巩固美元和欧元的国际地位，实现遏制新兴经济体，维护并制度化其超级垄断地位和利益的意图。

　　“两洋经贸框架”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

　　“两洋经贸框架”所制定的新贸易规则和市场准入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想将新兴经济体排斥在外,通过增加贸易和投资壁垒削弱其竞争力，压缩其在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发展空间。

　　一是对大部分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壁垒将进一步增加，使其外部经贸环境更为严峻。“两洋经贸框架”所制定的新贸易规则和市场准入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想将新兴经济体排斥在外,通过增加贸易和投资壁垒削弱其竞争力，压缩其在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发展空间。

　　二是削弱新兴经济体的国际金融竞争力，这对其拓展海外市场极为不利。“两洋经贸框架”将美元与欧元的核心利益互锁，在提升成员国内部经贸水平的同时，将极大地削弱新兴经济体本币参与国际结算的能力和潜在空间。

　　三是“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和“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有可能相互强化，有助于美国实现“重返亚太”、“巩固跨大西洋关系”的战略目标。“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反映了欧盟加强与北美经贸关系的决心，也蕴含着欧盟通过北美增强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战略远景,同时也可能使更多渴望与欧盟强化经贸关系的亚太地区经济体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即将启动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谈判，还是已经谈了4个年头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谈判的难点不在于关税，而在于彼此的核心利益如何划分，市场监管等法律政策如何协调；“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则因为包括的经济体发展阶段差异性过大，经济制度迥异而不断修改标准，很可能谈出一个经过缝缝补补的折中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