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政府经济方面的执政能力是否成熟，不是看其在经济欣欣向荣时的表现，而是看其在外部危机冲击和内部隐患爆发时的态度。近期银行间市场“钱荒”，股市暴跌，而政府并未像以前那样急速“放水”，而侧重于倒逼市场主体自我约束，自我调整。从决策思维上，显然是不走“非理性繁荣”的旧路，也不想再扮演“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的父爱主义角色。

　　笔者认为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因为合乎规律。经济总是有周期的，市场总是有起有落，可以采取一些方法熨平波动，但波动本身是无法消除的；也只有通过波动，才能发现哪些地方存在问题，所谓“海水退潮后才知道谁在裸泳”。教训永远是最好的教育，由此才能对要素进行重组，优化配置，提升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

　　我们长期以来习惯于一种单边思路，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客观条件如何，经济都要快速增长，仿佛不快速增长就证明不了优越性。应该说，作为后发的、追赶型的、初始基数比较低的经济体，抓住机遇，能快就快，这完全正确。但当经济体量越来越大、资源透支越来越厉害、经济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多时，在客观上，调整的必要性也就越大。早调，早引爆，相比问题矛盾都积累到最后的“大爆炸”，是明智的选择。本届政府能容忍下降，不以短期数字论英雄，也说明政府有信心积五年、十年之功，让经济进入真正成熟的制度轨道。

　　再换个角度，也有类似情况。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为维护香港稳定，中央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亚洲一片叫好，而中国内地所受代价是出口下滑、内需不振、失业增多，达数年之久；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我们推出4万亿计划，全球一片叫好，但后遗症至今还在作用；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全球又看着中国，但这次政府比较谨慎，宁愿欧洲有些抱怨，说中国没有采取行动。环球凉热，没必要非挺身而出不可，关键是要按规律办事，不必刻意追求“外面皆差我独好”的效果。

　　没有人喜欢下降、后退，但如果下降、后退是为了更好地上升、前进，我们不应恐惧，而应直面现实，承认现实，并积极调整，化危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