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一届政府上任后，在带领民众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等待他们的无疑将有诸多经济挑战。《环球时报》多名记者深入采访了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智库学者，他们对中国多有接触了解，听一听他们都从哪些视角关注中国经济、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点和改革难点，以及对拉动中国内需有何建议？经济学者关注啥？

　　江原规由（日本国际贸易投资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上海世博会日本馆馆长）：中国从建国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处于“重视政治”阶段，之后通过实施改革开放，处于“优先经济”的时代。继这两者之后，中国开始转向“改善民生”，我认为中国新一届政府将积极推进“改善民生”。

　　民生改善的舞台是城镇，决定其方向的便是“城镇化”。城镇化走向成为关注今后中国经济的视点。我非常关注两点：其一，政府对人民的承诺，如缩小贫富差距、杜绝腐败、加强社会保障、提高食品安全、充实教育及医疗、创造并提供就业等如何在城镇化过程中集中实现；其二，通过对作为城镇化重点的户籍和土地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如何实现城镇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市民与农民等二元关系的调整和革新，以及如何构建中国经济、社会新的发展框架。

　　城镇化也关系到控制黄沙以及PM2.5等问题。中国要建设“智慧城市”，日本非常期待环境节能、物联网等领域产生新的商业机会。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可以构筑日中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尤其期待在具有互补关系的农业领域构建合作关系。

　　霍斯特 洛切尔（法兰克福金融管理学院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客座教授）：对于中国经济，我最关注金融业和创新经济领域。中国的金融业和财政部门自由化程度不高，金融和资本的市场化、自由化不够，这对整个中国经济都有重要影响。具体到中小企业贷款难，汇率、利率以及资本市场发展，都与此相关。此外，创新能力是提高经济质量关键。中国要在IT技术、环保科技、生物化学、精尖科技等领域实现增长。

　　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点还来自于生产率提高，收入提高也需要依靠更高生产率。中国应该更加注重发展使用现代科技经济，发展服务业，通过人才培训、城镇化等方式来提高生产率。

　　庄巨忠（亚洲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新一届政府上任后，经济方面我主要关注：一是经济改革的步骤和前景，包括劳动力、资本金融业等要素市场的改革，以及国有企业改革和治理；二是经济增长模式和结构调整；三是中国企业如何进行产业升级和创新，中国制造业规模很大，但生产率较低，仅相当于美国的10%左右；四是收入分配问题，从两会的情况来看，中国新一届政府对此很重视。中国需要创造更多就业，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通过财政政策，将财政支出向公共服务部门倾斜，如教育、医疗、社保、城市住房等，并通过税收改革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五是环境方面，绿色经济如何发展。总体来说，这都涉及中国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谈到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点，投资仍将起很大作用，其次是逐步增加私人消费的作用，三是产业升级。城镇化也是一大热点，中国新领导层认为城镇化是经济未来二十年发展的一大动力。同时，经济改革的红利可以进一步提高效率。新能源、绿色经济也是热点。

　　柯尼西（伦敦智库、欧洲外交政策协会的中国事务专家）：中国新一届政府上任后，未来经济前景应该在现代化农业、服务业以及高科技制造业领域。这与中国的自然资源、人口因素有关。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应该在于高科技产品研发，还有服务业市场的开发。英国投资者应该及时把握住机遇。经济改革难在哪？

　　江原规由：关于中国经济的机遇和课题，我想从中央和地方、国企和民企、城市和农村三方面关系来阐述。改善民生、扩大经济交流的现场将开始转向地方、民营企业和市民。在处理扩大地方政府的执政范围，孵化和发展民营企业，对城镇化过程中新增市民进行工业化和信息化等方面教育问题上，政府需要面向国内外实施会计责任制度。

　　霍斯特 洛切尔：中国经济发展显然要比过去30年更加困难。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涉及质量的提高，如经济质量、人才质量、生活质量，涉及创新资本的大量运用和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以中国这么大的人口规模，人才培养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人才培养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例如德国的工程学专业，也是经历十代人、100多年的时间才慢慢成熟的，这个过程没有捷径。中国改革的另一个难处在于目前形成的利益集团。

　　我的建议是加强人才培养，这不只是接受大学里的教育。管理人才、技术人才，都需要将理论跟具体运用结合起来。经济质量的提高在于掌握管理和经营上的Know-How（知道如何做），这是目前中国缺乏的，中国现在不缺资金，但Know-How的掌握需要通过人才培养实现。至于改革中遇到的利益集团问题，我的建议是推进自由化和市场化。西方国家大企业也会形成利益垄断，阻挠改革推进。西方采取的就是加强自由化，引入市场竞争。

　　柯尼西：中国经济仍存在不少风险性因素。如高楼价在全国的蔓延，这对于难以负担的中国消费者来说，是直接遏制内部市场消费的因素。中国政府推出了多项法规来冷却房市过热，但这不完全是市场调控，因此不排除反弹可能。老龄化问题也仍然没有缓解迹象，这将对中国的公共福利开支，以及劳动力市场造成打压。

　　黄育川（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专家、前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除了创新挑战和环境挑战，改善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也不是能够很快实现的事情。在城市，医疗保险已经做得很好，但农村还不太完善。中国社保体系的一个问题是：居民迁移，社保无法跟着流转。在现代中国，人们迁移更加频繁，他们需要社保能跟着流动。

　　中国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福利体系，而不是城市和农村的分裂、地区的分裂。社保体系设计的初衷就是要把风险集合起来，这种体系财务上的可持续性依赖于把富人和穷人集中在一起。农村和城镇的体系分裂会造成一个问题：把富有的人放在一起，穷的人放在另一个体系。因此，城市社保强劲，农村社保则很弱。中国的社会福利体系，传统上以地域来考虑，以农村和城市来划分。我认为中国在将来需要考虑如何建设全国性的体系。以美国为例，美国的退休金、失业保险、医保体系，不管你住在农村还是城市。当把健康的人、生病的人，富人、穷人，联合在一起，就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风险，这样全国性的体系会强健得多，财务上也更有可持续性。

　　庄巨忠：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首先要推动经济改革，二是政府应该增加在创新和研发、基础设施、教育方面的投资。三是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要提倡机会均等，加强反腐力度，官员财产应该公开。四是要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环境问题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斯蒂芬 罗奇（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中国要以战略性思维，推进以消费为主导、以服务业更快发展为方向的经济再平衡。这种再平衡和改革不应再被拖延，否则，下一次外部冲击来临时，中国就没有政策选项了。最新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已实现了软着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不到4年，中国实现两次软着陆，这确实了不起，但如果不调整经济发展模式，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软着陆。国内需求如何拉？

　　江原规由：消费是内需的支柱。在中国，虽然“衣食”都已经充足，但是“衣”将会追求时尚和设计，“食”只要安全，便可以促进新的消费。“住”是人民当前最大的消费，城镇化的发展和实施“新国五条”等将成为刺激消费的关键。“用”就是指消费，如果能够完善作为“安心和舒畅”的生活必不可缺的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人民的消费欲望将会大大增加。关于“行”，尤其是旅游业的发展非常重要，而通过进一步推动环保车和节能车的开发，完善相关设施等行为将成为扩大“行”消费的决定因素。但消费并不是只要增加就好，扩大不浪费的消费才是重要的，最近中国提倡的“光盘行动”意识能否被全体人民认可也尤为重要。

　　霍斯特 洛切尔：加强内需关键在于提高收入。通过税收、投资等国家政策支持，以及城镇化等发展，可以使这一情况得到改善，目标是形成稳固的中产阶级。此外，中国应建立稳固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失业、医疗、养老保险和教育资源的保障等。只有人们没有后顾之忧，不用存钱自己为自己买“保险”，才会增加消费，才能拉动内需。

　　庄巨忠：目前中国要提高私人消费，一方面要消除市场扭曲，比如利率没有市场化，利率太低相当于把存款转移支付给了企业，不利于刺激消费；另一方面，要健全社保体系，家庭储蓄率和家庭成员是否享受社保直接相关。（本报驻日本、德国、泰国、美国、英国特派特约记者刘军国 黄发红 王慧 吴成良 纪双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