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李文龙

　　近日，国家审计署公布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一些地方存在着较为突出的变相融资现象，包括信托、融资租赁、发行理财产品以及违规集资等。审计抽查发现，2011年至2012年，一些地方此类变相融资总额高达2180.87亿元，占这些地区两年新举借债务总额的15.82%。

　　业界人士分析，部分地区之所以选择变相融资甚至是违规集资，源于地方投资存在的刚性支出。一边是已经开工的项目需要后续资金，否则就会成为半拉子工程，新上马的项目更需要启动资金；另一边是银行贷款、发债等融资平台传统筹资渠道的收窄，大量资产不足、偿债能力差的融资平台已经被列入“退出类”行列。

　　变相融资不仅带来地方隐性负债的增加，还因其脱离于监管视野且融资成本较高，而蕴含着较大风险。在银行严格按照“总量控制”原则收紧平台贷款之际，需警惕因变相融资花样翻新而带来的地方债务规模扩大以及风险积聚。

　　不少专家指出，对地方债务必须有一个全口径统计和管理，因为这是我国最大的系统性风险，目前监管部门在统计时发现，不仅包括政府负有直接偿还和担保责任的债务，还涵盖了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比如融资平台的间接债务和地方国有企业的部分经营性贷款等。这是因为，此类隐性债务归根结底同样需要政府兜底。然而，层出不穷的地方变相融资行为，却让地方债务规模统计以及风险防控难度加大，统计口径可能无法涵盖地方债务总量。地方融资平台“借道”信托、融资租赁等非金融机构筹资，产生的是大量脱离监测范围的表外业务。由于运作不透明且统计不准确，在对地方债务风险总体评估上存在偏差，可能导致风险估计不充分。

　　增强地方债务的透明性，一直是业界所呼吁的防范地方债务风险的必要举措。不过，想方设法规避监管，却是不少地方不约而同的想法。此次审计署公布，有不少地区的融资平台公司以转为“退出类平台”为由，少统计政府性债务，从而脱离了债务监管，而隐蔽的变相融资，更加让地方政府举债不透明。地方政府此举虽然缓解了暂时的还债压力，却使整体负债率水涨船高，从而埋下了债务风险将来集中爆发的隐患。

　　现实来看，地方投融资中的短期化倾向，是变相融资的直接原因，某些地方在举债中既缺乏总量规划，又难以落实偿还资金来源。此外，“换届效应”也助长了“寅吃卯粮”的心态。地方债务进入集中还款期后，“借新还旧”已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选择。虽然银行贷款仍然是平台的融资主渠道，但是由于地方债务关系到总体的金融安全，因而监管部门对平台贷款总量控制得极为严格，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不得新增融资平台贷款规模。同时，“中国式影子银行”的兴起，也为地方融资平台提供了变相融资的机会，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通过资金运作，已将很大部分社会资金融入到地方融资平台项目中。

　　近两年来，我国政信合作类信托、理财产品、融资租赁等发行规模增长迅速。虽然许多非银行金融机构热衷于政府项目，认为其风险小，但是就单个融资平台而言，无形中放大的债务规模却使得风险急剧膨胀，而且相对于银行而言，大多数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规模较小，风险控制能力相对较弱，在地方偿债压力加大引发普遍担忧之时，不应放松风险管理。

　　针对地方的变相融资倾向，去年底财政部、发改委等四部委发文，对地方政府违规隐性举债行为进行了急刹车，严格限制地方通过集资、BT等方式举债，或者通过财务公司、信托公司等违规举借政府性债务。要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消除地方政府将债务风险延后的倾向，投融资体制改革迫在眉睫，最有效的措施是建立地方财政预算硬约束。债务公开透明，是防止地方融资平台变相融资的治本之策，需要按照市场化原则对平台进行规范管理，强化还贷机制设计，需要按照地方财力对可承受的债务总规模进行测算，以控制融资平台负债总额。同时，对于地方政府变相融资的风险，监管部门应当高度关注，既要将其纳入到日常监测范围并进行动态跟踪监测，又要对其可能产生的后续影响进行评估和制定预案。

　　有观点认为，缓释地方债务风险，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在地方投资中激活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市场化地利用社会资金。长远来看，地方政府广为倚重的城投债，应当向权责更为明确、信息披露更为充分的市政债转变，如此才能为将来的城镇化以及公用事业投入，筹集到周期更长、成本较低的民间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