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王文

　　中国金融家们往往怯于谈政治，奢于论国家，更少讲穷人。久而久之，金融资本与社会美誉就失去了能够划上等号的粘合剂。

　　向股神巴菲特学习把握“舍”与“得”之间的平衡营销，是提升中国金融家社会声望的必经之路。

　　这几天，巴菲特正在拍卖他一年一度的慈善午餐会。不知道在中国是否会再现5年前某位基金经理拿211万美元拍得“股神午餐”的纪录，我更想问的是，什么时候中国金融家们也拍卖一下自己的午餐？

　　现在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能、不敢、不会！

　　说“不能”，是因为中国目前的金融界还没有像巴菲特那样拥有国际声望的人物，有实力向全世界拍卖自己的午餐会；说“不敢”，是源于中国金融圈的低调，中国现在的潜规则是，越是“金融大鳄”，越需要在社会上保持不张扬的品格；说“不会”，则在于中国金融家们的品牌营销能力还不足，无法做到巴菲特式将“理财”“投资”“基金”等概念与“慈善”“文化”“智慧”等社会正能量联系得如此紧密。

　　可以说，巴菲特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掩饰金融家与生俱来的消极因子(比如“谋利”“贪婪”)的投资人。

　　从这个角度讲，与其说巴菲特是一位资本运作高手，不如说是一位金融品牌大师。他对人类金融史的最大贡献，不只在于他运作了多少资本与财富——我相信，在这一点上，中国金融家们很快就会超过，甚至已经超过；更在于他颠覆性地将资本积累转化为某种社会道德与个人名望的叠加。上世纪中叶以来的美国社会仇富浪潮在巴菲特面前止步，相反，巴菲特通过一系列的个人形象营销，将自己塑造成了平民奋斗的代言者与财富智慧的化身。

　　举个很有意思的例子，2011年巴菲特获得象征美国最高平民荣誉的总统自由勋章。用当下中国的网络流行语，多少有点类似于“第一屌丝”勋章。当时巴菲特已摘得世界首富桂冠三年之久了。

　　相比之下，中国金融家们就相形见绌了。虽然这些年中国金融业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银行、保险、证券、私募、期货、租赁、小贷、信托、典当等各个业态全面开花，英雄式人物层出不穷。但中国金融家们在各类可冠之为“家”的人群里，仍然属于最年轻、最富争议、最呼唤德高望重者的群体。

　　金融是最需要时间来考验的行业。写小说、做学术、搞政治、做企业、当明星，多少都有“一招鲜，吃遍天”的幸运与“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豪迈。但金融行业尤其是投资，却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跑，需要“常胜将军”，永远崇拜领跑者。

　　我曾听一位执掌百亿资本的知名投资人说，除非离开这个行业或生命终结那一刻是成功的，否则，很难说是投资的成功。巴菲特的成功，源于他从1957年成立“巴菲特投资俱乐部”开始，几乎没有明显的败绩。半个多世纪的耐力跑时刻处于领先，是造就巴菲特社会声望的第一砝码。相较而言，中国金融家中尚未出现国际级的马拉松选手。

　　除了耐力差，社会公益度的不足则是中国金融界声望普遍较低的重要原因。从本质上看，巴菲特如日中天的国际声誉，始于2006年他宣布向社会捐出99%的资产。此后他又几次捐出高达数十亿的款额。加之持续13年之久的慈善午餐，屡创拍卖记录的金额为巴菲特式公益推波助澜。

　　从根本上说，不是投资的成功，而是金融慈善的运作，最终成全了巴菲特的晚年。美国社会的吊诡之处是：越能捐的人，越能赚到钱。向美国富豪学习，把握“舍”与“得”之间的平衡营销，是提升中国金融家社会声望的必经之路。

　　如果要列第三个“巴菲特借鉴点”，我觉得应该是家国情怀。巴菲特的民意支持率高涨，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始终在呼吁和践行最富有的美国人应当缴纳更多所得税、为改善国家的财政状况做出贡献。

　　两年多前，他在《纽约时报》撰写题为《停止宠爱超级富豪》的文章更是让世人称道。他说，那些贫穷和中产阶级美国人在阿富汗为国家作战，大多数美国人在窘迫度日，而像他这样的富豪却仍在享受特别减税优惠。在中国，金融家们往往怯于谈政治，奢于论国家，更少讲穷人，久而久之，金融资本与社会美誉就失去了能够划上等号的粘合剂。

　　不过，金融在中国始终还是一个新兴行业。很多人在感叹：报业在衰落，房地产业已进入夕阳，制造业在走下坡。但没有人会否认，金融业的春天在中国才刚刚开始，甚至还没有到来。一个最振奋人心的事实是，国民财富的飞速积累，让中国金融业的增长空间不可限量。

　　古印第安人谚语有云，“别走得太快，等一等灵魂”。金融业大腾飞，行业声誉更是金融从业者肉体成长的灵魂。所以，再次套用那句话，行业声誉的革命尚未完成，金融家们仍须努力。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近著有《大国的幻象：行走世界的日记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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