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远官僚，亲交商人”，倾吐了民国时代金融家的心声，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

　　【坐而论道】（财新专栏作家 李弘）“敬远官僚，亲交商人”。这两句话，倾吐的是民国时代金融家的心声，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

　　走进高楼林立的香港中环，你可能未注意到一家低调的银行，它的标识上写着“上海商业银行”。这家从未打算上市的香港本土商业银行，2015年将迎来自己的百年华诞。它原本的出生地是上海，老祖宗是1915年由民国优秀金融家陈光甫设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上面这两句话就是陈光甫为自己的银行制定的经营路线与宗旨。

图1：陈光甫（1881-1976）晚年生活在台湾，那里为他树立了雕像。

　　中国的民间金融在二十世纪经历过两次大的繁荣。一次是在开门的10-20年代， 一次是在开放的80-90年代。催生繁荣的因素，离不开实体经济的需求，也离不开政治政策环境的变化与诱导。从1912到1927年，这个政治纷扰的15年，成就了所谓的中国二十世纪“唯一的黄金时代”。金融的种子，此时撒满了中国大地。传统的有金融票号，现代的有二三百家银行，国际的有来自欧美的大行。不惟如是，140家各式商品与证券交易所齐集上海，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遍布沿海。对一个产业工人不足百万人的现代经济体来说，当时金融机构的密集度可谓名列世界前茅。

　　陈光甫设立上海商业银行是这个大时代中的一个小故事。辛亥革命后，他也曾在“体制内”打工，先后担任过江苏省财政司副司长和省办江苏银行的副监督。事实教训他，这样的职业生涯离政治太近，风险太大。所以他辞了职，自己创业开银行去了。除了上面的两句话，他还为自己的银行提了个口号，叫做“抵制国际经济侵略”。这三条可以说概括了当年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银行业”的总纲。为了这“三个坚持”，陈光甫确如章士钊送给他的那副对联所刻画的：“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图2：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大楼，1931年落成。

　　我把这个顺序倒一倒，先讲“亲交商人”，这其实是指银行忠实地服务工商实业。

　　沐浴着二十世纪春风的中国经济，当年最需要的是什么？是资本积累。没有资本积累，就无法开启现代工业，更无法加入国际竞争。而中国的资本状况，却如梁启超1912年底在北京商会的讲话中所描述的：“以资本而言，则外国之公司资本，皆在数百万数千万以上。我中国之商业，则数千数万之资本已为大业，欲求一数十万资本之业，实寥寥不可多得。”中国没有英式来自土地贵族的工业投资，也没有对殖民地的资金抽水，资本的积累只能一靠引入外资，二靠国内储蓄。一战后，外资投入中国萎缩，本土的资本积累在支持工商发展上功劳至伟。经济历史学家们做过大量研究，重塑当时的经济增长，资本形成与银行融资等格局。拿一个统计数字来看，上海的九家银行从1915年到1934年，贷款总额翻了近250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银行在江浙“民族工业”成长中的重要地位。

　　相比之于英国，“工业革命”初起之时代，伦敦城的金融家一直是围着政府的大英帝国全球贸易、殖民政策转，眼睛总是“向上”“向外”，对本土的工业缺少服务热情。直到一战后，以英格兰银行为首的金融资本才把英国北方各郡的工业资本回报当回事。中国的现代银行家，则从始就提出了要“亲交商人”，服务本土企业家，不但给贷款，而且做直接投资。陈光甫和其他中小银行，追随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积极投资创办企业，向控股银行发展。在工业投资方面，做得出色的有金城银行，它投资了永利化学，天津航业等十多家企业。浙江兴业银行在中国最早涉足投资“房地产”，在“债转股”中沉浮跌宕。民国的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如双胞胎，它们命运相联，休戚与共。到了30年代，中国在纺织、化工、航运、消费等行业，都曾创造出令国人乐道的企业与品牌。

　　图3：1936年出版的一本英文书《中国的纺织业：现状与未来》， 其中介绍了本土银行对纺织业的资本投资。照片上显示的是杭州的纺织厂。

　　一位华人教授Cheng曾拿熊彼特关于企业家的定义，评价陈光甫是中国银行业中“企业家的典型”。这种“东”“西”对号入座，或许有点牵强，但从引领现代企业发展的角度看，亦不无道理。陈光甫的银行运营管理，有宾州大学经济学垫底，又蕴含着深厚的中国传统人文修养。就说创新，他也不输于西人。为了有效配置资源，他首创了“一元存款账户”，还开设了调查部，研究市场与客户。他注意到旅游正在成为新兴产业，遂由银行附设开办了中国旅行社。别人质疑他这是“烧钱”，他却说“此种服务的宣传力很大， 人知有旅行社， 即知有上海银行。”

　　图4：1920-1930年代的一张法语旅游广告，吸引外国人坐轮船、飞机到中国观光。陈光甫开办中国旅行社，可谓当年利用“网络金融”的先驱。

　　历史学上对民国一代的企业家有一个专有定义，叫“民族资本家”。但实际上，他们既是民族的，又是国际的。从陈光甫对海外资本的态度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多维度的变化。上海银行刚刚起步时，陈光甫对外行的骄横深感不爽：“吾人至汇丰汇款，必从后门进内，欲见买办固不能，即欲见帐房亦不可得。”他立志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奋发图强，“抵制国际经济侵略”。这是他为银行提出的又一个经营宗旨。

　　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爆发，全国各大城市普遍掀起抗议帝国主义势力的示威，英资企业发行的票券受到查封，愤怒的市民亦提出不去英日办的工厂做工，不去英日办的学校上学，不用英日发行的钞票。陈光甫则在报纸上发表看法，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应当收回汇丰收存关税之权，赔款支付应当由华资银行代理，这样才能釜底抽薪，夺回中国外汇控制权。他提出中国应当设立组织完备的中央银行，杜绝各中外银行“觊觎纷争之念”，保证外汇安全，控制外汇牌价。

　　图5：上海先施公司开办于1917年，永安开办于1918年。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反对洋货、支持国货的运动一直没有停息。

　　不过，这只是陈光甫经营银行的一个维度，或者说是他早年的一种态度。在他的银行经营有了起色之后，他随即跟上了金融前辈张家璈的理念，一方面抵制外资侵略，一方面联手国际金融资本。张家璈会用实例告诉他，1916年，在抵制北洋政府强制“停兑”现金的指令时，如果没有汇丰、渣打几家外资银行牵头给予中国银行现洋透支的承诺，他和总经理宋汉章绝没有那么大的底气，顶住政府和民众的双向压力。一心听命政府的交通银行当时无外洋接济，只好停兑，结果元气大伤。金融是账面上的生意，资金跨国流动，银行不能自设“民族”关卡，外洋在华“觊觎纷争”也无法杜绝。陈光甫的“国际化”理念一开窍，眼光即转向了欧美。1932年，他与英商太古洋行合资组织了“宝丰保险公司”。上海银行的一位高管后来说：陈此时“己从仇视帝国主义转而与之接近了。他甚至把银行的新生命寄托到外国银行的往来上了”。1941年，陈光甫做了中美英外汇平准基金的主任委员。这个基金是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为维持“法币”的汇价， 请求美国与英国人拿出一笔支持外汇设立的。陈光甫是美国政府向蒋介石提名的唯一候选人，因为美国财政部相信陈光甫具有为美国服务的思想。他自己也曾说：我的立场，绝不是代表中国，而是“超然中立”，兼顾中美英三国利益。

　　此时的陈光甫已对“抵制国际经济侵略”的原则做了很大程度上的修正。个中的原因，当然不一而足。其中一个，是直接与“敬远官僚”相关。对民国的金融家来说，坚持这个经营“第一宗旨”并非易事。

　　什么叫“敬远”？我想这两个字应当与孔子的“大学”篇有关。 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鬼神，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与祖宗崇拜相关，它们超于现世的力量，可以借用来保家护财。陈光甫对国民政府做到了“敬”，他也知道利用政权力量，帮助中国人抵制外国经济侵略。1934年，当时荣敬宗所创办的申新纱厂被汇丰银行拍卖还债时，陈光甫跑去找孔祥熙，拒理力争政府援手。但是，陈希望自己的银行与权力“敬而远之”，因为他崇尚的是市场与竞争，反对经济上的干涉主义。

　　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商人自洋务运动以来，就有着浓厚的官商情结，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他们天生地倒向强权的怀抱。但是，读了陈光甫的民国历程，感觉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商人们天性反对动荡是真，他们追求“敬远官僚”也是真。洋务时代，特权商人往往是从政到商，如胡雪岩、盛宣怀，他们更为看重的是政治功名。民国时期，实权商人却大部分是从商到政，内心仍保持着对政治的一种疏离感。一个令人迷茫的问题是，为什么商人们（特别是所谓江浙财团）在1927年如此真诚地支持蒋介石的军事革命，先后借给国民政府上亿元的贷款，使他得以建立南京政权？这个问题，恐怕一直也在折磨着他们的内心。多年以后，陈光甫回忆说，“吾人日处乱事之中，十六年来，一无宁岁。尤以革命军进占长江流域后。工潮突起，战事蔓延，卒至市面大受影响，元气损伤……社会不安现象达于定点，本行放款即无从着手，而所有存款即为准备……我当时的主要想法是要推翻军阀的统治。我相信国民党能够带来和平和国家的繁荣。我的观点反映了当时上海实业界的看法”。

图6：民国时的“安暴”大标语，说明人们对社会安定，反对动荡的强烈诉求。

　　答案很简单。商人们想用金钱买来和平与繁荣。这样的政商交易并非中国特产。伦敦城里的银行家几百年来一直在和政府做交易，他们支持政府的对外扩张，对内维持秩序，他们得到的是大英帝国的全球市场。美国内战时，国民银行家们用购买债券支持北方政府，换来了国内的长久和平。江浙财团的商人们很不幸，他们的政商交易墨迹未干，国内干戈又起，和平与国内繁荣却遥遥无期。1927年4月，国共的第一次合作破裂，国民党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人，刚刚出任南京政府财政高官的虞洽卿、陈光甫、钱永铭等人立马宣布辞职，表明了自己对政治“敬而远之”的一贯取向。

　　南京政府也算明智，在当政的前几年大力整顿税收，希望靠自立来行政。它推出了一系列立法和措施，统一财政，建立预算，提升关盐两税，增加新税种，划分中央地方分税，降低苛捐杂税。对于20%-30%的赤字缺口，政府主要通过发行国内公债来解决。从中不但是孔宋，各家银行都赚到了债券价格带来的横财。但是，这场后来被美国史学家杨格称颂的“非凡的财政变革”，根本弥补不了国民政府内战内耗的支出无底洞。1934年，赤字跃升至当年财政收入的50%。政府已把敛钱之手伸向货币银行业，“变革”的雄图伟业，从此在银行家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刺痛。

　　看着像张家璈这样实力派的大佬，在1936年被孔宋指弹一挥即出局，陈光甫心中的震惊，今天我们仍然感同身受。他觉得，1915年，北洋政府对银行只是要钱，甚至要命，但不要权。如今，统制经济替代了不干涉经济。孔宋虽留给民营小银行以经营空间，但股权持有，高管位子这些生杀予夺的大权，却如悬在头上之剑，随时可能落下来。一家小银行的老板，能躲开政治权力多远呢？他可能走近民众吗？不行。陈光甫对工人运动，特别是工会的权力同样感到不安。可以依靠行会组织力量吗？或许吧。如虞洽卿、张家璈，在1920年代就不停地在组织小商团，并希望在政治力量中找到自己的代理人。1933年，陈光甫和一众银行同仁共同组建了银行票据交换所，其中也包含了团结即是力量的企图。最终，他把平衡权势的砝码放在了外洋的盘中。

　　到了1940年代中期以后，上海银行的行训已从“抵制国际经济侵略”，改为“促进国际贸易”。另外一个行训“敬远官僚”也变成“不敬而近”——陈光甫本人先担任了重庆中央设计局的主任委员，又和张嘉璈一样，被委任为国民政府的国务委员。但是对蒋介石多次力邀的财政部长一职，陈光甫却坚辞不就。据熟悉他的人说，陈光甫对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斗争，始终采取了鄙视超然态度。那么“亲交商人”呢？也坚持不下去了。陈光甫一点一点把他的业务与资产移往海外，并收缩实业投资，只做金融性的汇兑业务和短期的投机业务。上海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共同发起设立的中国投资公司，本打算引进美国的技术与资本，帮助国内的农业与工业，最终也只停留于设想而已。

　　1950年11月，在香港出生了一家刚刚注册的商业银行。陈光甫开始了他的二次“创业”历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35年的经营，就留给了历史学者，假如他们愿意去“抚摸”民国时代沉痛的记忆。

　　图7：香港上海商业银行大楼正在推到重建。仅以这张照片祝愿它未来的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