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间的战略竞争来看， 无论是美欧推动新贸易与投资协定谈判，以及谈判进程加快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还是得到美欧默许以邻为壑色彩浓厚的“安倍经济学”，乃至国际金融资本近日试图多视角做空中国经济，既是握有机制化霸权的美国为了延长美元红利期的战略安排，也是在实体经济领域渐渐被中国抛在身后的工业化国家，有意构筑对华贸易与金融包围圈的组合动作。

在全球经济、贸易与金融格局中地位日渐显要但增长动力呈现衰减趋势的中国经济，最近再度被国际投行、信用评级机构及其它金融资本唱空或做空，动机耐人寻味。

做空中国多半是虚张声势

       两年前，当时中国经济也面临外部类似的做空，其中以摩根大通、高盛、标准普尔以及瑞士信贷等国际投行与评级机构表现得尤为活跃。它们或者研判中国经济硬着陆风险正在迅速攀升，进而调低了对中国经济增长指标的预测；或者断言中国楼市与股市可能面临崩溃；或者认定中国已经错失了抑制通货膨胀的良机。当时，上述机构的观点还得到了“金融大额”索罗斯和“末日博士”鲁比尼等人的呼应。例如鲁比尼在两年前就预计中国经济很可能在2013年后遭遇一场硬着陆。

      两年后，唱空中国经济的基本上还是上述这些国际金融资本。只是这次他们似乎找到了看起来更有说服力的证据，那就是风险正在放大的地方债问题。尽管国际金融资本去年在看低中国经济前景时也拿地方债做文章，但其时中国的地方债风险还未像今天这样如此受到国内外关注。“空头大师”吉姆查诺斯在其日前发布的分析报告中，认为中国每年新增的债务将拖累中国GDP增长，中国大约30%的GDP增长依赖于新的信贷投放，其中一半的信贷投放有利于传统的银行体系之外，被投向了错误的经济部门，他据此对中国企业的盈利前景持负面判断。至于标普、惠誉和穆迪所谓调低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那些招数，早已没有什么新意。汇丰每月发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到底有多精准，大概也是天晓得。

     查诺斯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及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本身没有什么新意。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入世红利、国家产业转移红利以及人口红利之后，确实面临着增长动力衰减，而在新的增长动力形成之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因此，从这个层面来看，查诺斯的警告提供了我们审视中国系统性经济问题的一个视角。笔者相信，无论是决策层还是地方政府，没有人敢忽视业已呈现风险扩散之势的地方债问题。所谓中国经济处于危险的十字路口也不是什么危言耸听。只是我们应当看清掌握信息与话语权的国际投行，近期频频唱空中国经济的背后的两大动机：一是利用国内投资者对其普遍存在的迷信心理，在中国市场低成本获取超额利润；二是配合母国实施的国家竞争战略，试图在垄断中国经济话语权的同时，帮助美欧继续维持在金融与产业分工领域的顶层地位。

　　看清美日欧各自的大小算盘

     2002年，当中国的GDP刚刚突破10万亿元，在全球主要经济体排名中位列第六时，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没有太把中国的经济力量当一回事。值得一提的是，受益于入世红利，当年中国的外贸进出口一举突破了6000亿美元，达到6208亿美元，同比增长21.8%，可谓井喷式增长；外汇储备达到2864亿美元，同比增加了742亿美元；而当中国在短短十年间，将经济规模从1.2万亿美元做大到惊人的8.26万亿美元，进出口贸易额攀升到38667.6亿美元，其中出口额高达20498.3亿美元，外汇储备更是突破3.5万亿美元时，无论是一向优越感十足的美欧还是对华一直心高气傲的日本，都深切感到来自中国的经济竞争压力。世人看到，上任以来致力于扩大出口的奥巴马政府，尽管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其去年的出口额也只有16120亿美元，至于日本，去年的这一数字为7929亿美元。如今，中国的出口额已相当于美日总和的80%，英法两国出口额的2倍，经济规模则相当于美日总和的40%。而且中国做大经济规模的空间还在不断扩大，贸易实力也在不断增强，预计今年就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另一方面，中国还结合不断增强的贸易实力，通过双边货币互换，在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构筑中国的全球化贸易体系。

     在美欧和日本看来，一旦中国完成由制造业大国和出口大国向制造业强国与资本和贸易强国的转变，届时中国将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拥有属于自己的核心份额，这对美日来说，绝对是核心利益的切割。

     因此，从国家间的战略竞争来看， 无论是美欧推动新贸易与投资协定谈判，以及谈判进程加快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还是得到美欧默许以邻为壑色彩浓厚的“安倍经济学”，乃至国际金融资本近日试图多视角做空中国经济，既是握有机制化霸权的美国为了延长美元红利期的战略安排，也是在实体经济领域渐渐被中国抛在身后的工业化国家，有意构筑对华贸易与金融包围圈的组合动作。

     按照美欧的逻辑，一旦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加上美国在金融领域难以撼动的主导地位，不仅将巩固以美欧范式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更将打压中国积极参与构建全球贸易体系的行为空间；按照美日的逻辑，一旦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达成，则中国在亚太经济济圈的经贸影响将受到严重削弱。日本面对经济规模中国超越的事实，借力新亚太贸易协定（TPP）来钳制中国，恰恰反映一衣带水的日本不愿看到中国快速崛起的岛国心态。而美国则趁机强化美元在东亚贸易圈的主导地位，进而遏制人民币积极寻求扩大行为空间的努力。

　　做强实体经济竞争是根本

     因此，在全球经济、贸易与金融面临大洗牌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迫切需要总结以往经济、贸易与金融发展的经验，必须尽快培育一大批能够全方位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种子选手，前瞻性地分析全球金融、贸易分工与产业竞争的未来生态，在切实提高应对国际经济摩擦博弈水准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制定，积极推动国际金融秩序改革，更应深耕核心技术的研发与自主品牌的国际化推广，尽快实现经济战略转型，强化金融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获益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