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美国次贷危机、雷曼兄弟公司破产……这些事件在人们的意料之外，但影响力巨大，甚至推动了历史。这些不可预料之事，被称作“黑天鹅”现象。

　　“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变化得越来越快。‘黑天鹅’事件也越来越频繁。”4月28日，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汤敏说。

　　在当日举行的“智石经济论坛”上，汤敏、李佐军、左小蕾等经济学者表示，在全球危机中，中国要积极防止自身经济体系中可能出现的“黑天鹅”事件，认真解决自己的问题和潜在风险，避免内部矛盾引发的经济危机，以保证中国经济平稳持续发展。

　　潜伏的“黑天鹅”

　　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表示，中国经济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不同于市场经济也不同于计划经济：运作上强调市场经济，但控制的是政府，是一种政府偏好的市场经济。它依赖于某些精英们的聪明，而不是依赖于市场的选择，一旦出现问题就是“黑天鹅”。

　　汤敏认为，从短期来看，“黑天鹅”最可能出现的还是在经济领域。

　　例如房地产及其引发的系列风险。汤敏认为，中国房地产正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局面，不管是崩盘还是反弹，都会使中国经济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再如民间借贷问题引发的金融风险。民间借贷一方面非常活跃，另一方面又很不规范，这就放大了风险。一旦民间借贷的成本远远超出融资者的投资回报率，这种民间借贷模式便要出问题。

　　汤敏说，从长期发展来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充满了风险，这些风险包括新的技术革命造成的影响、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远程教育,“也包括金融改革中的‘影子银行风险’，人民币国际化中可能产生的‘危机引进’风险，以及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等。”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补充说。

　　如何避免“黑天鹅”出现及其造成的重大损失？

　　汤敏认为，稳增长要防矫枉过正，建立鞭打“过快牛”的机制。比如建立控制过高增长的自动调节机制，让增长过热的省市得不到很大好处或是得不偿失，使之知难而退；或者增加该省市的节能减排指标等，抑制其追求过高GDP的积极性。

　　“未来中国经济如果真有‘黑天鹅’出现，很可能是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汤敏认为，一定要争取房地产市场的软着陆。可以借鉴治理通货膨胀的办法，建立城市基本房价指数和年度房价调控目标两个核心指数，对房地产进行宏观层面的调整。汤敏认为，这样一来，既可保证房价不会大涨，也不会大跌。无论是对开发商、政府，还是对刚需买房者，算得上是一个“多赢”的结果。

　　缩小“权利差距”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2008年以来，中国依靠海量投资的注入，保持了高增长率，被视为率先复苏的典范。

　　“但研判救市措施的利弊得失，不应只着眼于短期绩效。”吴敬琏认为，观察中国在这次危机中所暴露出的严重内外失衡是否已经获得了改善，关键在于是否抓住了危机中趁势改革的“机会窗口”，避免了还是助长了行政干预的常态化倾向；是否顺利抵御系统性风险，规避了一系列的“黑天鹅”事件。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看来，规避“黑天鹅”事件、保证中国经济平稳持续发展的唯一办法就是改革。

　　李佐军以收入分配改革为例称，“缩小收入差距必须从缩小权利差距入手”。

　　“收入差距中既有合理的收入差距部分，也有不合理的收入差距部分。”李佐军说，造成不合理收入差距的基本原因是权利差距，如城乡居民之间的不合理收入差距，是因为农民没有获得与城镇居民平等的纳税、非税负担、公共服务、迁徙和劳动就业、受教育、福利保障等。

　　此外，不同行业之间的不合理收入差距，是因为不同行业之间存在垄断程度、国家保护程度、政策优惠程度等的差异。

　　李佐军认为，缩小权利差距涉及政治体制、城乡分割体制、特区管理体制、行业垄断体制等诸多深层次的改革，是一项较为艰巨的系统工程。

　　对国企高管“准公务员”管理

　　李佐军所描述的系列改革中，国企改革是关键。

　　“智石经济论坛”上，独立学者卫祥云指出，当前对垄断大型国有企业高管薪酬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导致了严重的分配不公，已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问题。

　　“国有企业的分配制度改革不能盲目地把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入与国外企业相类比。”卫祥云认为，对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应该实行一套符合中国现状的分配管理制度，即实行公务员管理或者“准公务员”管理。

　　他说，凡涉及资源垄断、行政垄断、国家安全、军工和具有公用性质的国企一律应实行单一的“国有体制”，从领导层到员工，均应参照国家公务员的管理模式实行严格的“准公务员管理”，实行“行政级别制”和“专业人员职务聘任制”等。

　　卫祥云认为，分类管理应该成为国企改革的基本思路。具体而言，商贸、建筑等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必须通过改制逐渐退出；金融、保险、证券等由央企垄断的金融行业，要对民间资本逐步开放，实行国企和私企的公平竞争。

　　而公共领域和资源垄断的非竞争性领域，由于投资规模大、收益周期长、协商成本高，不但要实行单一的国有体制，还要探索符合国情的管理体制和激励机制，而不是叠床架屋式地复制现代企业制度。

　　“应明确国有企业要分阶段、分期、分批退出竞争性领域。”卫祥云认为，不能因为目前部分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还有利润就高枕无忧。谨防一旦经济形势发生变化，重蹈“国企脱困”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