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和五一小长假到来之际，国内一些景点门票纷纷大幅上调，这令我想起最近国际经合组织发布的对一份调查报告。该报告对29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人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接近6个小时，而休闲时间只有3.8小时（包括双休日），且中国人娱乐形式单调，3.8小时中看电视约占2小时，运动和业余爱好都不到25分钟。由此看出，我国居民的休闲消费数量与质量都不尽如人意。

　　休闲思想在我国由来已久。《周易》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老子的“大知闲闲”、《小雅·十月之交》的“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以及之后的六朝隐逸文化、唐宋兼收并蓄休闲文化等等都蕴含着丰富的休闲思想。可时至今日，我们却反而陷入了“休闲消费陷阱”，为什么呢？

　　首先，居民经济收入水平较低导致休闲消费能力不足。这一点可以通过经济学的视角，从休闲消费的工资率替代效应和收入补偿效应来进行解释。当人们的收入水平较低，且工资率不断提高时，休闲的机会成本（即放弃休闲而进行工作所获得的报酬）增加，此时人们会牺牲休闲，更多的选择工作来提高自身总体效应，这就是工资率主导的替代效应。当工资率达到一定值，且收入水平较高时，工资率增长的边际效应降低，休闲的机会成本减少，此时人们会更多的选择休闲消费，放弃工作，这就是收入的补偿效应。近些年来，我国一直实行的是低工资战略，一是为了国际竞争，一是为了国家资本积累,这导致普通劳动者收入水平低下，且工资增长非常缓慢，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明显，人们仍处在休闲替代效应的主导作用让位于收入补偿效应的阶段，休闲消费受经济收入不足的制约。

　　其次，各种“不经济”导致休闲消费欲望较低。以旅游度假为例：一是票价不经济。去一趟去九寨沟，票价310元，而同等的花费可以去一趟美国黄石公园，加印度的泰姬陵，加俄罗斯的克林姆林宫，再加日本的富士山，最后还有结余；二是拥堵不经济。在我国休闲度假，路上堵、景区挤的现象屡见不鲜。去年的十一黄金周，许多旅游省市的重要路段，一天一堵，一堵一天，景区更是苦不堪言，华山数万人滞留、黄山游客爆满、鼓浪屿差点踩塌、故宫人山人海……；三是景点质量不经济。我国的一些著名景点的确是山清水秀、风月无边，令人目酣神醉，但那毕竟是少数，总体质量还是偏低。4A级景区共873个，其中还包括天津水上乐园、上海动物园、中央电视塔、中信高尔夫度假区等，认真想来确实不太拿得出手。类似的不经济还有很多，其原因主要有政府规划不合理、集中消费不科学、垄断经营不负责等。由此说来，我国居民在3.8个小时的闲暇时间里有2个小时宅在家看电视也就无可厚非了。

　　最后，闲暇时间短缺导致休闲消费受制约。闲暇时间是影响休闲消费的关键因素，即使人们拥有充足的休闲消费能力、较高的休闲消费欲望，如果没有闲暇时间，一切休闲娱乐均是无稽之谈，无法转化为有效消费。在我国，闲暇时间短缺的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从用人单位来看，给予员工较多的闲暇时间无疑是变向增加了用工成本。面对原材料涨价、资本供给紧张、融资成本上涨等不利因素，企业为了压缩成本，只能“压榨”员工；第二，从政府执法部门来看，保障监督不利。尽管相应法律制度对于保障劳动者的合理闲暇时间予以规定，但是由于缺乏实施细则与监督处罚，致使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第三，从劳动者自身来说，缺乏“话语权”。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3913人的一项调查显示，78.1%的人认为劳资双方不对等，劳动者缺乏话语权，合理闲暇时间很难得到保证。

　　如何提升我国居民的休闲消费水平？从近几十年的发展态势来看，休闲消费在带动新型产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拉动内需、调整经济结构方面都能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笔者以为，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第一，深化服务型政府在休闲消费领域的职能作用。各级政府在进行休闲消费管理时，要由一味“包办”向适时、适度、适点介入转化；要由一味强调行政职能向深化服务职能转化；要由一味盲目提供休闲产品供给向提升服务效率转化；第二，准确定位休闲行业，将休闲消费提升到国家意志层面。在大力发展休闲消费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明确休闲产业的内涵与外延，建立相关的指标体系，改变休闲行业只是一般行业甚至附属行业的错误认识，将其定位为国家支柱产业；第三，改善休闲消费的供求关系，促使休闲产业转型升级。作为休闲娱乐需求方的消费者应当提升休闲需求层次，避免集中消费，树立健康、持续的休闲观念；作为供给方的相关部门应当有针对性和层次性地丰富休闲产品和服务、规范休闲消费价格、完善带薪休假制度等。进而优化休闲消费结构，全面提升休闲产业。

　　总而言之，我国的休闲消费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还相去甚远，大力倡导休闲消费、发展休闲产业、开辟休闲消费之路，应该是我国今后提振内需和促进产业转型的一次大好机会。正如《大雅·生民之什·民劳》所言，“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让百姓享受有质量的休闲消费，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应有题中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