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将保护区视为经济发展紧箍咒
早报记者先后走访湖北石首市天鹅洲国家级保护区、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江新螺段白鳍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小南海水电站坝址所在地,了解保护区管理现状、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保护
如果说蕴含巨大旅游开发价值的陆地自然保护区是一个“香饽饽”,那么水生自然保护区则是“烫手山芋”,它们大多地处经济咽喉,因而地方政府避之不及,“不幸”戴上了这个“紧箍咒”也要想尽办法甩掉。
早报记者先后走访湖北石首市天鹅洲国家级保护区、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江新螺段白鳍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小南海水电站坝址所在地,了解保护区管理现状、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污染
排污增加,水环境变差,鱼等水生物种衰退,这些年来,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分会渔业项目负责人王利民则一直用“每况愈下”来形容长江渔业的水生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他认为,长江水环境将呈“U”形变化,目前还处于下行通道的量变过程,大约再过10年触底,届时拐点出现,促使人们重视长江环境保护,利用种种手段,逐步恢复长江水环境。他表示, “长江水体现在已经不是亚健康,而是病危。”
早报记者 黄志强
长江鱼类资源枯竭的速度超出所有人的想象,迫使政府、专家以及环保人士加快了保护的步伐。到目前为止,农业部已在长江流域建立了国家级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4个,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近百个,但业界认为效果不容乐观。
根据国家《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内,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同时对保护区内通航、排水甚至人员进入等人为活动都有严格限制。
长江流域综合经济实力巨大,战略地位举足轻重,被誉为“中国经济脊梁”。保护区被认为是长江水生生物的最后庇护所的同时,也被地方政府视为经济发展的“紧箍咒”。
重庆建小南海水电站
收缩保护区下游终点
官方资料显示,沿长江干流7省2市占全国18.8%国土面积,生产了全国33.6%的粮食,养育了全国33.6%的人口,创造了全国37.8%的GDP,蕴藏了全国36.5%的水资源和40.0%的水能资源,集中了全国50%的石化产业和近50%汽车工业,战略地位十分突出。
在GDP的巨轮下,一些鱼类保护区被撵得支离破碎。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命运就是一个缩影。为了减轻因三峡工程建设给该江段栖息鱼类带来的负面影响,2000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将长江上游合江-雷波段珍稀鱼类自然保护区升格,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但五年之后,为了给金沙江流域水电开发让路,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四川省提交的《关于长江合江-雷波段珍稀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功能区调整及更改名称的请示》,这一保护区被从上源掐断90多公里,调整为“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此举被称为“掐掉了保护区的头”。
更糟糕的情况是,重庆市为了小南海水电站的上马,提出了“调整”保护区的方案。尽管遭遇众多环保组织长时间的强烈反对,但2011年底,国务院发函正式批准该项调整,保护区下游终点必须往上收缩22.5公里,保护区再遭“去尾”。一些鱼类专家和环保组织担心,电站建成将使得该段保护区的保护功能名存实亡。
2012年3月29日,重庆小南海水电站奠基暨“三通一平”工程开工仪式在一片反对声中举行。在官方对“三通一平”开工仪式的报道中,小南海水电站装机规模和年发电量远远超过规划。这意味着,小南海的主坝高度、蓄水位、库容等关键性指标也可能随之变化,电站对长江珍稀鱼类资源特别是部分产漂流性卵的鱼类的负面影响或将超出预期。
2012年5月,原长江水利委员会水资源保护局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翁立达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小南海水电站是作为重庆政府的一项功绩推动的,“重庆直辖以来,从来没有一项300多亿元投资的工程,这都是GDP主导的”。同年6月5日,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环保部尚未收到小南海水电站环评的相关材料,已要求地方环保部门对小南海水电站问题深入论证,慎重决策。
早报记者不久前再次登上位于重庆市巴南区鱼洞镇的长江干流第三大岛中坝岛,这里是小南海水电站坝址所在地。中坝岛孤悬江中,岛形细长,宛若一条逆流而上的洄游大鱼,水电站将建在鱼头部分。岛上还没有大兴土木,几名工人正在一个直径约2米、深75米的大洞上搭建测量平台,他们称平台将用于研究岩石土层结构,工程已经开工数月,但相关研究已有10余年,很多钻井小洞遍布田野。
搬迁的消息盛传已久,三峡集团公司的标志牌已经出现在村里的一处空地,大多数村民的房子外墙都涂上了几个字母或“√”的符号,建设征地坝区的人口、房屋、附属设施、坟墓及果木等实物指标的调查结果已公示在村口的醒目位置。村民告诉记者,他们将不得不搬迁到一江之隔的木洞镇去,但时间仍是未知数。根据重庆市巴南区政府网站公布的政府公文显示,重庆长江小南海水电站移民安置房工程建设将于2013年9月底竣工交钥匙,2013年10月底前完成房屋分配。
四川泸州3项违规工程
侵占保护区岸滩70公顷
鱼类保护区轮番调整的负面示范效应日益显现,重庆上游的酒城泸州也为此一再努力,希望解开这顶“紧箍咒”。
2011年4月13日,农业部、环境保护部通报了泸州市3项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违规工程。3项工程均位于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泸州段,共占保护区岸滩近70公顷。通报称,工程使保护区自然性下降,面积减少,并直接导致区域内鱼类的天然产卵场及幼鱼的索饵场永久消失。耐人寻味的是,这3项工程的业主均为政府。
时隔一年多后,早报记者实地探访被通报的3处工程,其中两处涉江工程已完工,另一工程处于停工状态。在泸州市纳溪区停工的麻柳沱防洪护岸工程现场,记者看到一条又宽又长的大堤横在江中,将江湾截弯取直,工地上没有机械工人,大堤上杂草丛生。
记者发现江边几处山坡已被夷为平地,土石被送往江中,不远处几处房产项目正在建设。根据农业部、环境保护部的通报,麻柳沱防洪护岸工程属保护区实验区。工程全长1349.54米,占用保护区面积6.4公顷,规划总投资4496万元,业主为纳溪区政府。
时至今日,泸州当地官员并不愿提及这段往事,他们称不愉快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当地渔政部门负责人告诉早报记者,目前当地政府“十分支持”鱼类保护并积极寻求经济与环境双赢,不仅提出长江两岸退后100米搞建设的思路,还出台专门文件加强河道管理,对于当地渔政部门而言,这无疑是一把“尚方宝剑”,让鱼类保护工作从部门管理上升至政府层面。
“渔政作为当地政府下属的一个部门,不可能给地方建设找麻烦,而长江航道局等单位又不买地方的账,监管就显得苍白无力。”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地方渔政工作人员表示。这名工作人员也坦言,保护区管理法规亟待完善,“对于水生保护区来说,目前的要求几乎不能实现,长江边的城市都是经济重镇,经济发展依赖长江,市民几千年依江而居,生产生活离不开长江。”
根据国家《自然保护区条例》,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内,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同时对保护区内通航、排水甚至人员进入等人为活动都有严格限制。这给地方政府带来不小的“麻烦”,以泸州为例,作为四川省经济发展的重镇,长江黄金水道无疑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沿江两岸也是城市的重点开发区域,因此,经济发展和保护区建设的矛盾不可避免。
保护区泸州管理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对涉自然保护区工程需要实施专题影响评价,制定生态补偿方案,落实生态补偿措施,涉及环评的项目多,审批门槛高、程序繁琐,环评工作压力大,进度较慢,同时必须多出资金用于补偿,对政府和企业都有压力。
“涉水工程不仅需要另加环境补偿资金,还需要自请研究机构做鱼类环境评价,而某些机构趁机捞钱,一些报告大同小异,只是改头换面,有时连地点都没有换,但报告费多达百万元,这让地方政府和企业很反感。”上述工作人员透露,环评费用一般和项目投资规模挂钩,“前不久有机构对4座跨江大桥的报告费用要价200万元,这还只是开始,后续还要补偿费用,因为是城区桥梁建设,属公益设施,需要政府买单,压力太大,只能另找单位。”
湖北石首水位下降
村民江豚“争水喝”
水生生物保护区除了面临被随意裁剪、肆意破坏的困境,还常遭遇与人争水的难题。
2011年5月,长江下游持续干旱,灌溉水、饮用水出现紧张,湖北石首市天鹅洲国家级保护区内,长江故道的水位已经下降至平均2米,水体面积骤减,这是江豚生存的底线,如无水补给,故道内30余只江豚将有可能面临生存困境。另一方面,监利县辖区的一些村民抽水灌溉农田,插秧,这也是当地唯一的取水口。
保护区周边生活有数十万村民,与江豚共饮一江水,然而面对干旱,保护区与监利方面多次协调未果后导致矛盾爆发。2011年5月25日,监利辖区数百村民因抽水设备被人为破坏,聚集到保护区大院内,砸毁办公设备,并打伤7名保护区工作人员。
“村民质问,江豚比人重要吗?”保护区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时他就在冲突现场,“我们也没有办法,抗旱压倒一切,跟老百姓争肯定没道理,但江豚没水肯定活不了,两个都是现实问题。”据这名工作人员介绍,矛盾引起了农业部的关注,“如果不是下了一场及时雨,矛盾很难缓和。”
中科院水生所副研究员王克雄对此非常无奈,“为水而争,为水而斗。一方为了土地上的禾苗,一方为了水面下的江豚。”
事实上,用水矛盾并非天鹅洲的唯一困境。天鹅洲保护区管理处负责人胡良慧介绍,尽管当地渔民大部分都转产上岸,周围滩涂上种植的农作物依然在使用农药。一旦经过暴雨冲刷,流入故道中,对江豚将构成极大威胁,这种人为干扰因素亟待消除。
据介绍,因为转产安置资金不足,保护区不得不妥协,允许部分渔民有序、限时捕捞,“地方政府也有困难,拿出这么大一片水域,还要出钱安置附近曾靠水生活的村民,压力也很大,但对于我们保护区来说,没有地方的支持,就很难协调解决问题,矛盾也就积压在保护区。”上述保护区工作人员表示。
据了解,全国受保护区保护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物种比例已达85%,而受保护区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物种仅占40%,这与水生物种的重要地位和其目前的濒危程度极不相称。
2012年1月,农业部渔政指挥中心在《中国渔业报》发表调研报告称,西部欠发达地区大力发展地方经济的任务很重,心情迫切,使得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一些工程未经过环评批准就擅自动工,一些地方政府从发展经济的角度考虑,限制自然保护区的建立,甚至对已建保护区还要求撤销。另外,保护区管理机构、人员、装备和工作经费都跟不上,保护区数量偏少和管理水平亟待提高也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