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地讲,没有人能准确地给出一个程度,但是我或许可以给出一些看问题的视角,比方说全球的格局、抽象的测算、历史的时空猜想等。

　　消费与投资中美呈现相反形态

　　如果把最近10年的全球经济做一个高度地抽象,你会发现,中美经济体是个“圈”。消费（储蓄）与投资这两类最基本的经济活动,分别发生在两个不同的经济体中。

　　中美呈现出完全相反的经济形态。美国有高达72％的消费率,高度复杂的金融系统不断把底层的流动性引流到上层,变成消费者信贷和消费扩张。而在中国,51.2%的高储蓄率化身为43％的高投资率,导致产出远高于消费。

　　从单一经济体看,都是严重失衡的,中美合在一起,全球经济却变得均衡了不少,但经济体毕竟是有国界的。美国人不储蓄,只消费,2008年3季度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居然下降至-1.7%。美国人寅吃卯粮,债台高筑。一国经济增长没有储蓄是不成的,储蓄是经济增长最基本的必要条件。于是,就有了美国特殊的储蓄动员机制——资产型储蓄,中国人把它换了个说法,叫“财产性收入”。

　　自上世纪90年中期以来,美国很多老百姓的收入、吃喝的钱,不是来自正常的工资收入,而是来自房子和股票的增值再贷款。因为房子和股票的增值可以再贷,再增值再贷,于是钱就不停地重复借。这种感觉在中国也是存在的,去年股市泡沫时期,“转按揭”炒股是银行非常热门的业务。

　　除此之外,美国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机制,就是美元霸权,没有储蓄,通过美元霸权,可以占用别国的储蓄。中国人没有超强的金融体系,只能老老实实做储蓄。储蓄转化不了投资的剩余,只能以顺差的方式资本输出到美国,不过不是通过私人投资的方式,而是略带强迫性质的央行储备,以美国国债和购买美元资产的方式再循环回美国,把钱借给美国人用。

　　高顺差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对应的就是庞大储备累积,自2006年10月中国以8600亿美元超过日本,坐稳世界第一官方储备大国的位置后,2年时间内储备已接近2万亿美元。

　　中美经济体将有再平衡过程

　　最近10年,在太平洋的两岸,事实上形成了这样一个中美经济体的资金物流循环圈,被很多经济学家称之为“中美经济联合体”。

　　这个循环在过去10年扮演着全球流动性的主“水泵”,美国消费变成中国储蓄,然后通过购买美国债券流回美国。资金暖流顺着其复杂的金融加工系统,让美国的房地产和股票水涨船高,极大地提高了美国家庭和社会的财富,这些财富再循环到消费市场。当美国最后一个餐馆服务生都能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梦想时,美国的房价也就涨到了头。房地产次级贷款水满则溢,暖流变成了一股寒流,瞬间就寒遍全球。

　　如果借贷消费的模式不可持续,那么对于美国来说,未来恢复均衡的唯一方式就是存钱,这就意味着美国家庭消费要下降。美国人消费不了那么多中国产品了,中国人就得自己把它消费掉。意味着失衡的中国,需要有相应的消费增幅。

　　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曾作过一个简单而抽象的测算:1990年之前的50年,美国居民储蓄存款率一般占GDP的6%到10%,而1997年之后下降到只有2%。估计美国的家庭储蓄率至少需上涨到GDP的5%,意味着和美国家庭消费相对应的项目要下降这个幅度。考虑到美国的经济规模大约是中国的3.3倍,而消费只占中国收入的不到50%,中国的消费增长恐怕至少要增长40%以平衡美国5%的储蓄增长,这对中国几乎是一个短期内不大可能完成的目标。

　　中国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即便政府如西方国家那样大肆派发消费券,也很难看到中国人会不再约束自己的购买欲望。

　　比二次分配更关键的实际是初次分配,因为这决定于这个经济体既有的增长路径和模式。过去5年,中国产业的重化工化和资本密集化方向,必然使得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来越偏向于政府和资本,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政府和企业拿了越来越多的钱,只能做投资,形成产能,国内消费不了,就只能卖到国外去,形成顺差。所以你看到,高储蓄必然高投资,而高投资反转过来又进一步做高储蓄,周而复始,直至有一天外部需求真的跨了,这个循环就彻底完蛋了。

　　中国未来恢复均衡的方式是:通过企业倒闭、产能清洗,来消灭高储蓄恢复平衡,但是整个国家财富将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

　　在未来数年中,我们会看到这个中美经济体一定有一个再平衡过程,美国高达72％的消费率,将会重新回归到1970~2000年30年的均衡区间65％~67％。中国的工业增长也会从20％以上的高位回到10％~12％。

　　就业是一切问题出发点

　　如果我们做一次历史的时空猜想,事实上1929年美国扮演的角色,恰是今天再平衡运动中中国的角色。

　　从1930年的例子看,当时的贸易顺差国美国,比贸易逆差国英国所受到的打击要沉重得多。1929年10月24日纽约股市崩盘,至1932年最低点,股市下跌约90%,约9000家金融机构倒闭;1933年的GDP仅约为1929年的1/3,失业率上升至25%,历史上称作“大萧条时期”。

　　危机给中国造成的冲击是巨大的,是坏事,某种程度上也是好事,至少使我们理清了一些过去几年争论得似是而非的东西,中国到底应该走怎么样的增长路径。

　　越来越多的研究得出共识,支撑中国过去30年取得辉煌成就的首要因素是中国在全球劳动力套利的优势。2002年整个中国制造业每小时的平均报酬只有0.57美元,即便最近几年涨了一倍,事实上也只是美国同期每小时报酬21.40美元的6%。与其他国家的差异也是很大的。中国所需要的必然是劳动密集型增长,而不是劳动节约型增长。就业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良方是资源向私人资本和中小企业倾斜,并支持其向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转型,而不是重化工。这两者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做延伸,向上做原材料采购、做研发设计,向下做物流、销售网络、品牌和商誉、零售,就能够创造出吸收大量就业的现代服务业。中国有最大的市场,最强的制造能力,但缺自主的知识产权、技术和标准、物流服务,这些领域我们完全有条件进入价值链高端的竞争。

　　我们坚信,80年前那段灰暗的历史不可能在中国重演。至少到目前,中国的政府、企业、居民以及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都还是健康的。从需求看,中国的城市化率仅有43%,中国的人口集聚还远远没有完成,这决定了中国经济成长和转型的空间十分广阔。

　　如果我们加大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的力度,彻底地告别旧时代和旧模式,加快深层次的体制改革的步伐,减少垄断、放松行政管制,释放经济活力,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就一定能最大限度地减小再平衡的痛苦,实现软着陆,转危为机,重新创造出中国经济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