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3月14日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刘利刚撰文，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中“两会”上的记者会一直让市场关注，在时长两个小时的记者会上，周小川提及货币政策时，提到最多的是“控制通胀”，似乎在暗示中国在2013年面临着更加严峻的通胀态势。而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议题上，周行长则再度强调资本账户开放的长期性和渐进性。

　　资本账户以及人民币国际化不会一蹴而就，但汇率战争的硝烟却开始弥漫，这也让中国的汇率政策选择更显得艰难。中国在过去两个月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资本流入态势，这让人民币面临压力。然而，通胀压力上升，却意味着中国不能允许人民币大幅贬值因为这意味着货币政策的宽松。

　　美元在过去一个月的走强，表明了一种“竞相贬值”的态势，并让市场有些惴惴不安，即使在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否决了市场担心的“量化宽松将提前退出”后，美元仍在不断升值。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美元走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总结而言，以下的几个原因造成了美元的周期性反转，首先是欧元区的风险再度上升，而意大利的选举则让市场变得十分担心蒙蒂政府的下台意味着意大利的结构性改革已经陷入泥淖，而带有民粹主义的政党开始占据优势，则表明未来欧洲的经济发展仍将受制于结构性矛盾，换句话说，欧洲距离解决自身的问题仍然十分遥远。

　　日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当结构性改革踯躅不前时，唯一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的，就只剩下了货币政策。

　　在货币大幅度宽松，通胀风险却没有上升时，留给欧洲和日本央行的空间则变得更大。对于日本央行来说，为了配合安倍晋三上台后开始推行的大规模刺激政策，让日元大幅度贬值来刺激出口也是必选项之一。

　　为了对抗日元贬值造成的本国产品竞争力下滑，亚洲央行普遍采取了对汇市进行干预的手段，央行在市场上不断买入美元，并抛出本国货币，以造成本国货币的持续贬值，而这则更加剧了美元的强势表现。

　　日元的贬值将很可能持续较长的时间，在黑田东彦成为日本央行行长后，这一可能性则变得更大。此前，黑田东彦则担任日本财务省重要官员，并负责有关日元的政策，黑田上台后，日本央行与财务省的合作将更加“亲密无间”，这也可能导致日元的贬值时间更长、幅度更大。此外，从过往的经验来看，黑田在市场上也拥有良好的信誉，这一点也不容忽视。

　　当然，任何一项政策都有其负面政策，日元贬值政策也是一样。日元如果过度贬值，会对日本进口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热衷套利交易的日本主妇们，也可能会将更多的日元换成高息货币，造成资本外流，这可能引爆日本的债务问题。

　　在理清目前的国际金融形势的基础上，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也显得更有意义，首先，日元的贬值可能造成亚洲主要央行的跟随效应，主动推贬货币并导致“货币战争”的后果，对于人民币来说，“有形之手”的干预可能造成人民币的弱势；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全球量化宽松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相对表现较好，人民币收益率较高，则导致中国很可能面临资本流入的压力，从而造成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总体来看，人民币仍将在2013年面临相对明显的升值压力，央行则可能选择对汇率进行干预，但需要指出的是，央行的过度干预可能造成人民币流动性的泛滥，从而造成通胀和资产泡沫压力。

　　从更加宏观的政策角度来看，人民币汇率政策则需要仔细的考量，其不仅涉及外贸政策，也涉及到整体宏观以及金融改革政策。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被认为是关于汇率政策较为可信的假设，在这一假设下，一国的经济被分为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如果贸易部门的生产效率提高，那么会带来相关行业工资的上升，而由于整体社会的工资水平倾向于平均，贸易部门的工资上升，可能带来以服务业为代表的非贸易部门工资的上升，而与此同时，非贸易部门的生产率却没有提高。这样的一个过程，导致了一国国内通胀水平的上升，通胀的上升则最终导致了实际有效汇率的上升，为了应对通胀压力，一国的汇率也因此存在着升值的压力。

　　这可能也是中国面临的现实困境之一，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内，由于中国劳动力充足，贸易部门的工资因此受到了抑制，因此中国汇率上升的压力并不十分明显，但伴随着劳动人口开始减少，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矛盾开始上升，人民币开始明显处于升值压力之下。

　　遵循这样的逻辑来考虑人民币汇率问题，得出的结论则较为明确，首先，中国需要考虑限制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来减轻资本流入的压力，并为国内金融改革留出足够的时间。另一方面，中国也必须加快以利率市场化为核心的国内金融市场化改革，这一改革的目的在于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并通过清除体制性障碍，降低国内过高的资金成本，以减少资本流入的压力。当然，汇率政策也需要宏观政策的配合，比如说中国应该逐步摒弃过度注重外资和外贸的政策取向，比如说对外资投资采取更加中立的态度，同时应该鼓励进口，并逐步消除对出口的扶持性政策，从而降低贸易顺差流入对汇率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