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阳 1982年出生，现为长江商学院金融学与经济学助理教授。2011年获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曾担任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和美国国民统计局研究顾问。专注于收购与兼并、公司治理、公司金融、产业组织等研究领域。为MBA学生讲授高级公司金融和收购与兼并课程。

　　■ “青年经济学人”评选系列报道之二十四

　　李晓阳

　　自我定位“应用型经济学家”

　　出生于1982年的李晓阳刚逾而立之年。在长江商学院网站上，李晓阳“个人主页”中的照片与其他十位“经济学教授”相比，尤显年轻。

　　所以即使身着全套正装，谈论严谨的经济学话题，李晓阳也仍然保持着一个普通80后青年的样子，不拖泥带水、也没有长篇大论。除了是长江商学院金融学与经济学助理教授，李晓阳还曾兼职美国国家统计局调查员。擅长基于数据的调查和分析。

　　李晓阳给自己定位为“应用型经济学家”，热衷于谈论实战和案例，说到自己专业领域的具体话题，他语速飞快，几乎难以打断。但是，对于宏大问题，李晓阳自认为不擅解读，也不愿解读。

　　“我觉得经济学家的底线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李晓阳说，“在美国，经济学家通常都是专注于某个很小的领域。微观经济学家不去妄言宏观的事，也不会频繁出书卖给一般读者。但是在中国，很多知识分子是什么都敢说，显得什么都知道。这是我不认同的。”

　　基于这种“不妄言”的自我约束，李晓阳的言谈始终就事论事，按李晓阳的话说，这是“不随意越界”。但他又认为，“不越界”并不意味着放弃经济学家的担当。“经济学家一个主要的功能就是研究实际的经济问题，比如我自己，研究的问题都跟现实息息相关，而不是躲在一个地方做理论，建模型。”

　　■ 同题问答

　　2013年中国经济“谨慎乐观”

　　新京报：对于中国的诸多经济学人，你最为尊敬的是哪一位？

　　李晓阳：林毅夫先生，他有学者的严谨，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治学精神。

　　新京报：对2013年中国经济形势如何判断？

　　李晓阳：我的判断是“谨慎乐观”。从2009到2012年，国家一直在投放货币，多数企业扩大了产能，地方政府平台借的很多钱也到了该还的时候。这一轮刺激手段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效果，但似乎用药过猛。从国际方面来讲，未来我国的出口将会继续不乐观，未来几年通过搞基建仍然可以拉高表面的经济增速，但如何消化过剩的产能，提高经济整体的质量，地方政府如何偿还贷款等等，这些方面都有疑问。从整体增速来说，我预测“保7”没问题，“保8”有难度。

　　新京报：未来10年，你认为哪一个行业具有投资前景？

　　李晓阳：财富管理。未来十年中国人均收入会提高，中产阶层的人数会有飞速上升，他们的财富如何管理？所以这方面的需求会很大；其次，财富管理是知识密集型的行业，未来海外人才的不断充实也会让这个行业有较大的发展。

　　■ 核心观点

　　从整体来说，国家不要怕少数银行因此破产。做得不好的金融机构退出市场，由优势银行收购，这是一种良性的现象。作为商业银行，不能认为存贷差能长久吃下去了，要积极发展增值业务，发挥“中间人”的作用。

　　中间业务是商业银行转型方向

　　新京报：当下中国诸多改革议题中，你个人最关注的是哪一项？为什么？

　　李晓阳：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国要建设真正的市场经济，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必由之路。因为利率决定了资金的价格，价格必须由市场调节，才能促使要素的自由流动，让资金流往最需要的地方。此项改革关系到整个宏观经济发展和稳定，牵涉到整个经济改革的成败。我认为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前提，必须在人民币国际化之前完成。

　　新京报：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紧迫性在哪里？

　　李晓阳：首先，利率市场化改革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的“钱荒”，其次有助于培养商业银行的竞争力。比如一直备受争议的商业银行存贷差。中国商业银行80％的收入都来自存贷差，但这是央行决定的，这个政策对培育商业银行的竞争力毫无益处。我认为，占银行收入来源10％的中间业务，才是商业银行未来的转型方向，比如做咨询、担保、以及其他增值业务。通过利率市场化，结束银行吃存贷差的历史，逼商业银行实现转型，培育真正走向市场，服务于市场的金融机构。

　　新京报：去年央行放开了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这被认为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标志，你对下一步的改革动作有何预测？

　　李晓阳：我推测下一步会放开幅度，比如以前是上浮10％，但这是国家说了算，真正的“市场化”应该是银行说，我想浮动多少，或者我根据市场需求和条件自行决定。央行有很多政策工具来调节资金市场，但是直接决定利率是不科学的，不能一刀切规定10％或者20％。

　　未来三年，利率市场化改革一定会有一个大的动作。从现在的趋势分析，这项改革一直在推进，各方面的呼声也已经很高了。另外，人民币汇率改革已经进行了六七年，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需求渐长。与此同时，其他产品如国债市场、企业债市场，都已经是完全受市场调节和控制的。各方面条件都已经成熟。如今我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快没了，改革红利一定要来。预计2013年就会有进一步的乐观政策出现。

　　利率市场化可先试点再放开

　　新京报：你认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最优路径是什么？

　　李晓阳：我个人的观点是，可以通过试点观察效果，再视情况逐步放开。现在大方向上，央行已经有了政策，比如，放松中长期和大额存款的利率管制，由市场决定大额存款的长期利率，这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积极信号。但是除此之外，中大额存款的短期利率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现有的政策基础上，浮动空间和自由度应该更大一些。

　　还是那句话，政府应该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市场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在商业银行中选择一些经营还不错，能经受市场考验的银行做试点，让他们拿出方案，看能否成功。而试点银行则可以通过选择行业来尝试，比如针对某个行业扩大利率浮动。

　　新京报：也有观点认为，利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全国一盘棋”的统一规划，而不应该搞试点。

　　李晓阳：我们应该尊重自下而上的市场意愿。在中国，央行目前的角色定位是很模糊的，缺乏自主制定价格水平权，这又涉及政策层面，涉及政治改革，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之前，没有人能预测到利率市场化改革什么时候是最成熟的、最有利的时机，也没有人知道所有的配套、统一规划和顶层设计什么时候能全部做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试点，渐进式改革，摸着石头过河应该是一个最佳方式。

　　新京报：如何看待利率市场化改革可能给商业银行带来的影响？

　　李晓阳：很多中小银行都担忧，赖以生存的利差没有了，会有被淘汰的风险。这种风险确实是不可避免的。从整体来说，我认为国家不要怕少数银行因此破产。做得不好的金融机构退出市场，由优势银行收购，这是一种良性的现象。作为商业银行，不能认为存贷差能长久吃下去了，要积极发展增值业务，发挥“中间人”的作用。

　　但是在政策配套上，政府也应该为中小银行的改革提供信心。比如美国有一种存款保险制度，规定银行存款如果在10万美元以下，破产将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买单。我们国家缺乏这种保障机制，老百姓一般也不需要选择银行，因为国家不会让银行破产。这方面我们是不是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引进存款保险制度。

　　并购重组要由市场主导

　　新京报：企业并购重组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影响有哪些？

　　李晓阳：这又回到投资过剩引起产能过剩的问题。产能过剩会引起生产效率下降，这个过程必然淘汰一部分中小企业和落后的国企。但是很多时候，被淘汰的企业只是在经营状况上出现了问题，企业本身还有一定的基础，有厂房，有工人。这个时候并购重组就对优化资源配置起到了作用。

　　比如以前我们每个人的家乡都有一个酒厂，但是后来有些白酒销路有问题了，产品还不错，那么把厂子卖给具有生产经营能力的公司，让资源从效率低的管理层转移到效率高的管理层中去，对整体的经济环境是一种良性的循环。但是这个过程要由市场主导，不能由政府主导。让国企从竞争性的领域退出，交给民营企业来竞争，实现“国退民进”。

　　新京报：当前的经济环境给企业的并购重组带来什么影响？

　　李晓阳：从过去一年的情况来看，中国经济整体下行，资本市场低迷，国内并购市场也受到较大影响。但是与此同时，产能过剩加速淘汰一些落后企业，这也给优势企业的并购重组提供了更多选择。

　　新京报：如何看待政策在市场化并购中起到的作用？

　　李晓阳：2008年以前，我国不允许银行贷款给企业用来进行并购。在美国，企业可以拿被收购企业的资产作为抵押，还有许多并购基金可以给企业并购提供支持，而在中国没有这方面的金融配套政策和机构。因为并购活动风险比较大，所以银行更愿意把钱给中石化、中石油，这些央企和国企有银行的金融支持，而中小民企缺乏授信。层层的限制，阻碍了市场化并购。

　　现在政策正在对市场化并购重组活动逐步放开约束，这些方向是正确的。但我觉得步子可以再加大，比如允许中小企业发债，通过杠杆手段募集资金等等。

　　并购需要更多金融支持

　　新京报：跟其他国家相比，你认为中国企业市场化并购重组的活跃程度如何？

　　李晓阳：就拿美国作比较，我说个大概数据：美国5000家上市公司中，每年大概都会有10％被收购。像思科、IBM这样的大公司每年甚至会有几百起收购；而在中国，真正市场化的并购，在2500家上市公司中，能有20家就不错了，被收购的比例不到1％。

　　新京报：这种差距是什么造成的？

　　李晓阳：经营观念的不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美国硅谷有大量优秀的小企业，但真正上市的凤毛麟角，大多数企业只希望将自己擅长的领域比如技术研发做好，然后卖给其他大公司。而华人企业的观念不同，中国企业讲究传宗接代，有的即使经营困难，死撑也要撑上市。这种文化造成了国内并购重组市场并不活跃。

　　新京报：目前，中国的市场化并购需要什么支持？

　　李晓阳：需要更多的金融支持。不要怕风险和失败，政府应该相信市场的力量，对国有企业的并购来说，政府应减少行政命令胡乱指挥；而对私营企业来说，国家不应限制民企进入的领域，应该允许民企往利高的地方走。另外，现在很多企业排队等上市，在这方面，政府可以培育一些区域性的产权交易市场，稍加监管，促进股权自由交易，让真正缺钱的公司通过转让股权获得资金。

　　海外并购可关注产业链下游

　　新京报：近年来，国企的海外并购行动持续升温。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李晓阳：这里有个历史原因，比如中石化、五矿等公司，以前只是做贸易代理，就是说，过去你要进出口这些资源，必须经过它。企业也就是靠这个垄断发家的，不需要去考虑转变经营模式，也没有专注于往上游发展。现在随着贸易放开，经济发展对于资源的需求，这些公司失去了贸易垄断权，开始需要自己经营，买资源变得更加重要。另外，欧美经济危机造成了外部一些企业的估值偏低，这个时候买进成本较低，对国企海外并购来说也是一个有利因素。

　　新京报：数据显示，在所有参与海外并购的中国企业中，民营企业的成功率高于国有企业。这是什么原因？

　　李晓阳：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国企海外并购的委托代理问题太严重了，因为花出去的钱不是自己的钱，是国家的钱。通过海外并购，一些人从中收获了地位、政绩，这些短期的利益是自己的。所以很多国企的海外并购行为并非市场需求，甚至可能没有考虑过并购过来之后能不能做成功。但与此同时，从市场竞争中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有着对市场机会的先天敏锐和竞争精神，容易找到与自己企业相契合的点，有的放矢，成功率自然更高。这也是政策和金融应该向民企并购倾斜的原因。

　　新京报：对中国企业来说，海外并购目前适合介入的领域有哪些？

　　李晓阳：除了在国际市场寻求资源之外，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可以更多地关注产业链下游。比如德国的机械制造和精密仪器行业。欧洲经济不景气使得很多企业估值较低，现在通过海外并购获得他们的一些先进技术和生产设备，是比较好的时机。

　　新京报：中国形成真正的跨国企业，希望在哪里？

　　李晓阳：在民企。除了竞争意识、管理方式之外，我认为很多优秀的民企有创新的机制，也初步显示出了跨国企业的风范。

　　基尼系数统计测算有待科学透明

　　新京报：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我国2003年到2012年的基尼系数，引起了较大争议。你如何看待这组统计数字？

　　李晓阳：我不认为这些数字完全客观。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期，这个过程必然引起贫富差距，以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的基尼系数0.47为例，我个人觉得比这个再高一点都很正常。

　　中国这么多年来从未公布过基尼系数这个指标，此次突然发布，而这个结果又跟人们的直观感受差距比较大，所以引起争议也是意料之中。官方能够公布基尼系数，也是政治越来越透明的一种积极信号，这个行为本身是好的现象。

　　新京报：国家统计局又公布了基尼系数的数据来源和测算方法以回应质疑。怎么评价现行的统计测算方法？

　　李晓阳：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和美国一样，都是0.47，但美国的统计方法和过程更加科学透明，官方会告诉你如何采集数据、收集样本，调查了多少户，多少户回答了调查，多少户没有接受调查，这些内容都会包括进去。

　　中国统计局现在的方法仍然有待科学透明，比如在抽样调查中选择某地区、某部分家庭作为样本，但你是以什么为依据选择的这部分样本？调查的拒访率有多高？这些信息仍然需要加强披露。

　　我在美国的时候，虽然不是美国公民，也收到统计部门寄来的家庭收入调查，而且到处都可以看到请求公民支持广告。他们的官员能够真正上门落实这些事情，这也和政策有关。比如该区有多少户家庭，会决定到中央政府给该区多少财税支持，多少优惠政策。这个激励机制也值得借鉴。

　　不过，影响中国基尼系数客观性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某些高收入居民拥有大量的灰色收入。在美国，除了打黑工，美国人的每一笔收入都要纳税，而我国缺乏健全的财税和收入登记制度，在调查中，有时很难获知被调查者的真实收入水平。这也会导致数据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