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商账已经成为中国企业无可回避的问题。而与此同时，人们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群体——海外商账追收者。他们活跃在国际“战场”上，凭借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替中国企业追收境外账款。

    为揭开这一特殊群体的神秘面纱，《环球》杂志专访了某“国”字头政策性保险公司的国际商账追收处副处长、高级风险顾问王越（化名）。

中国企业在为信用风险买单

    《环球》：不少人都好奇，在中国，国际商账追收是什么性质的工作，您能简单解释一下吗？

    王越：事实上，中国目前并没有合法的追账公司。而作为政策性的公司，我们的宗旨是要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服务，因此我们设立了国际商账追收处，希望能帮助企业解决已经发生的信用风险问题。我们按“无效果，无报酬”原则收取佣金，比率事先约定，这样企业负担较少，可以避免损失扩大。

    《环球》：在中国企业强烈地感受到国际市场巨大吸引力的同时，又因海外商账陷入了困境。这些境外商账都是怎么造成的呢？

    王越：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举个可能比较极端但真实典型的例子吧。

    有一次，我去义乌讲课，有个企业找我帮忙追账，却无法提供合同、定单、发票，传真、邮件甚至是任何关于这笔交易的文字资料。企业说，对方打了一个电话，这边就发货了。我很无奈，这种情况下，账款能追回的几率微乎其微。

    我不知道该说这是朴素还是幼稚，中国的企业往往是基于良好的愿望在想事情，但事实上，风险在贸易中是无处不在的。

    很多中国出口企业事前不做资信调查，事中不知道如何进行风险防控转嫁，损失发生后又不知如何挽回，常常过了时效才想到要追款。甚至有部分企业不能及时吸取教训，觉得家丑不可外扬，血本无归了也不透露半个字，其他企业不知道风险曾经发生过，也就没有防范意识，造成了恶性循环。

    《环球》：在追账的过程中，你们遇到的困难主要是什么？

    王越：我个人以为，最大的困难出在客户身上。一方面，中国不少企业管理水平低、风险意识差、思维传统僵化，往往在案子中存在证据严重缺失或债权无效的情况。不仅企业追不回账款，要为自己的管理漏洞买单，追账者也因此遭受损失，浪费了有限的资源，甚至因为提供无效案子给国外的合作伙伴而必须无奈地交纳罚金。

    另一方面，有少数企业信用差。我们替企业追账，中间过程中预先支付了大笔的费用给国外合作机构作为佣金，账款追回后，我们却没有从客户那收到应该付给我们的佣金。“追完债款追客户”，这种状况打击了我们的积极性。

    事实上，这也是国外专业信用管理公司迟迟不敢涉足中国市场的原因之一。这些国外同行对我说：“我们知道中国的市场很大，但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进入是合适的。”

跨境追账是一件很难的事

    《环球》：跨境追账业务在国际范围内有多少专业的追账公司在做？难度大吗？

    王越：由于世界各国的国情、语言、文化背景、法律环境等存在很大的不同，因此虽然在各国从事追账的专业公司和律师事务所很多，但可以承接全球范围业务的专业公司却很少，且多数集中在英联邦国家和美国。其他国家的追账公司多半都守在自己国内做境内业务，很少向外拓展。

    有不少国家虽然地理距离很近，但存在很多历史政治问题，经济上尚且难以自由流通，更不用说追账了。举个例子，我曾经接过一个发生在巴勒斯坦的案子，我问一个以色列律师能否帮忙，他婉言说不方便。所以说，很多因素决定了跨境追账是一件很难的事。

    《环球》：那么，各国的追账公司操作手法有什么不同？

    王越：因为国情不同，追账公司的操作手法也有很大区别。

    以美国和香港为例，在我看来，美国的追账公司与律师事务所的本质区别不大。如果中国企业委托美国的公司追账，一开始，追账公司会遵循“无效果，无报酬”原则，在接案后，先从信用体系中调出相关数据，评测买家的付款能力，与买家沟通。

    但是，如果这种措施无效，他们就会考虑采取法律手段，这阶段他们也许就要求中国的企业付部分费用。一旦不能庭外和解，案子转入诉讼阶段，美国律师将会要求中国企业按时支付律师费，且诉讼的每一步成本都很高昂。这无疑加重了中国企业的负担，而企业如果因为觉得不划算而撤诉，那么在法律上，债权就没有了。

    而在香港，追账公司与律师事务所是不同的。追账公司可以采用很多手段，电影里那些追债的镜头，比如写大字报、尾随等，在现实中都是可能发生的。这样的好处是效率高，但弊端是追账公司游走在法律边缘，很容易越界，不易管理。

    《环球》：您的团队与国外专业的追账公司相比，优势在哪里，你们通过什么方式来给客户制定出适宜的解决方案？迄今为止，你们团队的追账成功率是多少？

    王越：我们的优点是能尽量照顾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能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解决方式，同时可以借用行政资源，并与国外的追账公司和律师事务所合作来有效解决问题。我们的成功率大概是5%～7%。

希望追账师能失业

    《环球》：在您看来，中国企业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减少海外贸易风险的发生率？

    王越：中国的企业要提高风险意识和管理水平，在企业内部建立一套完整的信用管理体系，同时改变传统的思维，争取有利的市场地位。

    在出口贸易过程中，企业要尽量在事前进行资信调查、充分了解情况，预防风险，在事中有意识地转嫁风险，即便是日常的风险监控，也可考虑外包给专业机构。对于既成呆坏账的处理，要及时请专业机构介入，尽可能挽回损失。

    《环球》：事实上，贸易风险的发生往往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王越：浙江有商人自发建了一个网站，交流风险信息，甚至公布一些黑名单，但毕竟是小范围的人受惠。如果我国公信力强的政府相关部门能本着服务的精神能来做这个事情，提供国外企业信用信息，对海外商账问题进行追踪观察，及时公布“低信用”公司名单，建立一套透明、完善、快捷的查询系统，就能使更多的企业受益。

    事实上，我希望自己能失业，希望中国企业没有任何海外商账。但要实现这样的理想状态只有两条途径，一是中国的信用体系达到完善的水平，二是中国成为卖方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