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于日前公布，媒体以其敏锐的嗅觉发现，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名列其中，这意味着他即将在一个月后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卸任这一职务。

　　自中国人民银行于1948年12月建立以后，在历任的11位行长中，周小川的在任时间长达10年，跨越了两届政府，其间央行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周小川在中国这个最重要的经济枢纽上留下了其难以磨灭的印记。因此，当他即将离开这一职位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地再一次成为市场聚集的对象。

　　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央行的作用是行使国家吸收、动员、集中和分配信贷资金的基本手段，它作为国家金融管理和货币发行的机构，既是管理金融的国家机关又是全面经营银行业务的国家银行，实际上是政府的“钱袋子”。

　　改革开放以来，央行不再承担商业银行功能，而是逐渐发展为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国家机关。周小川在2002年12月接任央行行长这一职位时，央行的这种体制已经基本成熟。

　　尽管有人把周小川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任主席格林斯潘相比，但是，他与这位曾经叱咤全球金融市场的“美元先生”还是有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的最显眼之处在于，美元是一种全球性货币，格林斯潘哪怕是“咳嗽”一声，整个世界的金融市场都会为此出现“伤风感冒”，美元的这种地位决定了格林斯潘是一个世界级的人物。

　　相比之下，由于人民币仍然只是在中国国内流通的货币，因此尽管有人向周小川奉送了一顶“人民币先生”的桂冠，但周小川作为央行行长的影响，更多地仍然只是出现于国内。更重要的是，尽管央行已经成为一家货币政策的执行机构，但它作为国务院的一个机构，仍然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这是它与美联储的最为重要的区别。

　　因此，评价周小川在10年央行行长任上的功过得失，其实就是评价中国政府在10年来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上的功过得失。周小川任央行行长的这10年，正是中国经济内部与外部都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

　　就内部来说，在经历了以投资扩张型推动的GDP高速增长阶段以后开始面临瓶颈，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时期，原来那种以GDP高歌猛进为标志的经济增速开始减缓；

　　就外部来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美欧日等西方大国频频推出货币宽松政策，导致出现全球性的货币贬值，对人民币形成巨大压力，人民币经历了长达数年的被迫升值过程，从而又使中国的对外贸易面临困难。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货币政策如何恰当地配合实体经济的运行，既不能因为信贷过于膨胀而导致出现通货膨胀，又不能因为信贷过于紧缩而导致经济运行停滞。

　　但是，当政府仍然对经济调控握有全面的权力的时候，央行作为一个货币政策执行机构，能够发挥的主动性其实仍然很有限。

　　10年来的货币政策实施过程表明，央行在货币政策调控方面的成就并不是很理想。为了服从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总需求，央行连年增发货币，尽管人民币在与美元的博弈中处于下风而不断升值，但在国内却因为这种不断的货币超发而出现了购买力下降的问题，导致人民币深陷“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僵局。

　　但是，正是由于央行必须服从于政府的总需求，因此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这种责任都归咎于周小川，那可能又是不够实事求是的。曾有一次，有媒体追问周小川关于存款准备金率和利息是否会调整的问题，周小川曾经坦率地表示：“你知道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的。”这或许是周小川面对媒体释放的“外交语言”，但不妨也可视为他的无奈心情的表露。

　　在现行的经济体制之下，一个央行的行长无疑是不可能承担起宏观调控的全部责任的。要让央行真正成为金融市场的决策机构，就必须赋予央行超脱于政府的金融政策决定权，而这是周小川作为一个央行行长无法做到的，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未来深入的行政体制改革。

　　中国的政府官员在退出行政领导岗位后，有很多人与其在行政领导岗位上的时候相比，说话变得十分坦率，对自己原来执掌领域内的一些不良情况也敢于直言批评了。周小川在央行行长这个岗位上工作了10年之久，积累了丰富的从业经验和教训，对中国金融市场，特别是央行所处体制的问题一定积累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我们希望的是，周小川在卸任央行行长职位进入政协后，积极发挥一个政协委员的作用，继续关注中国的金融市场，将其经验和教训贡献出来，让他的后任能够站在他的肩膀上，推进中国金融市场跨越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