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峙峰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十八大”）将在11月8日召开。9月底“十八大”确定召开日期到会议结束这段期间，市场普遍认为是中国股市较好的反弹契机，因为期间的维稳要求，会令负面消息和因素最大程度地减少，即便反弹动力不足，阻力也会相对减少。

　　过去三周，高举维稳大旗展开的反弹已经出现，但受制于实质性的基本面和盈利改善，市场反弹空间并不大。上证综指自1999点起，反弹止步于2138点，随后还出现了一波比较明显的回落。

　　在弱市中，投资者对市场的波动十分敏感，近期的市场回落已经令投资者开始担忧维稳行情后的市场风险。那么，“十八大”之后，中国股市具体会面临哪些风险呢？

　　一.市场情绪风险

　　情绪是个很微妙的东西，它看不见摸不着，但市场往往会被其牵制。投资者明知道某些情绪是没有必要的，但还不得不提防，因为其他人的行为并非自己可以控制。正如一个理智的人要阻挡一群疯狂者的奔突，往往会死于踩踏之下。

　　尽管现在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很多利空信息因维稳要求而被暂时掩盖，但在维稳基调下，市场会倾向于这么认为，而且还认为被掩盖的坏消息可能会在“十八大”后出现。这种想法相当自然。坏消息可能是来自于宏观经济层面的，也可能是来自于行业层面的，也可能是来自于市场层面的。至少，中国股市的供给压力确实在维稳期间大大减轻，新股IPO几乎进入了真空期，洛阳钼业和浙江世宝等新股也被大规模缩减融资规模。

　　是否还有一些影响中国股市的坏消息会延后出现呢？这种担忧只能在“十八大”后接受验证，但在证伪前，投资者一定会或多或少变得谨慎。

　　二.政策预期风险

　　其实，政策预期风险也是市场情绪风险的诱因之一，但它似乎比市场情绪风险更容易验证，具有更高的确定性。

　　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投资者习惯性地寄希望于中国政府出台更多新政策，包括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等。但此前，中国政府采取的是比较谨慎的微调，这种政策基调也被认为与换届时期求稳定过渡有关。

　　与地方政府积极准备大规模的投资规划相比，中央政府的政策变动确实显得谨小慎微。中央和地方政策动向的差异说明在政府投资领域，地方政府其实具有较大的冲动，现在不过是被中央政府压制而已。当然，换届年经济政策的谨慎性，不仅体现在中国，也体现在欧美各国。今明两年也是欧美各国的换届年。

　　从逻辑上来讲，在换届没有落定之前，经济政策确实可能会受到一定压制，在换届之后，政策也确实可能会激进一些。但要认清一点的是，“十八大”只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它的召开只是给政府换届打下基础，真正的积极政策出台，一般要等待政府换届之后。据历史经验来看，党代会之后也并非政策的密集出台期，反倒是各届三中全会出台的政策较多。如果市场认识到“十八大”后可能不会有大的政策变动，这会减少市场的上行动力。

　　三.市场供给风险

　　中国证监会呼吁投资者买入蓝筹股，没起到多大效果，但相比需求侧的影响力，证监会对供给侧的控制还是有相当把握的。维稳期间，供给阶段性减少确实是眼见为实的。

　　11月2日刚上市的浙江世宝，是10月份唯一进行了新股申购的公司（10月26日），而上一期新股申购则要追溯到9月25日。而且浙江世宝的融资规模还缩减了足足九成，维稳信号意义十分明显。

　　此外，此前市场担忧的创业板限售股解禁潮会带来巨大冲击，但第一批限售股股东几乎在一夜之间都“主动”申明延长股份锁定期限。尽管延长锁定期限不长，但“恰巧”跨越了“十八大”。

　　新股IPO真空期当然不会无限期延续下去，市场预计“十八大”结束后即将恢复，创业板第一批解禁限售股也料将在承诺的延长锁定期结束后抛售，市场将提前反映这些预期，因此，维稳之后市场的供给压力，会给市场带来压力。

　　四.历史惯性风险

　　历届全国党代会召开后，中国股市的表现如何呢？以前三届全国党代会来说，它们的召开日期分别是2007年10月中旬(十七大)、2002年11月中旬（十六大）和1997年9月中旬（十五大）。

　　“十七大”期间是中国股市最疯狂的时候，上证综指6124.04点的历史高点就是在这期间创下的，并成为了遥不可及的市场念想。在会议结束的两周内，中国股市先抑后扬，涨跌幅几乎对等，但此后便开启了漫漫熊途。

　　在“十六大”期间，中国股市经历了一轮显著的下跌，会议结束后延续跌势，直到2003年初才探得当年的相对底部，并展开了一个季度的反弹。2001-2005年中国股市经历了五年的漫长熊市。

　　在“十五大”期间，会议召开股市即告大跌，这与“十六大”期间表现大致相同，而且跌势同样较重，并在会议结束后三个交易日延续了大跌态势，之后才出现了一波为期一个月的反弹。

　　以此来看，会议一旦召开，似乎中国股市就开始面临压力，并且这种压力会延续到会议召开后的一周。当然，这只是从表面上来看，如果分析当时的股市环境，就会发现与当下有所不同。

　　“十七大”期间，全球股市恰逢盛世，正是一个由盛转衰的峰顶，之后全球陷入金融危机，会议影响微乎其微；“十六大”期间中国股市正是漫漫熊途的前段，当时受政策和体制影响明显，当年市场年中最大的反弹行情来自于国有股减持暂停，而后不过又成为了主力离场的契机。现在来看，在一个扭曲体制下的市场熊途中，“十六大”的召开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十五大”的召开则是恰逢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和股市当时受此拖累明显，经济环境和金融环境的风雨飘摇盖过了党代会的影响。

　　综合来看，全国党代会对中国股市的影响并不大，当年股市多数是受到了大环境的影响。但每次全国党代会召开之日，恰是中国股市下跌之时，这可能是市场大环境与投资者对维稳失效担忧叠加的结果。

　　（本文作者傅峙峰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您可以写信至Horatio.fu#dowjones.com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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