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央和地方的投资计划加总起来，总数达到22万亿，这大概是2007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全部支出（约5万亿出头）的4倍多。

　　“中央和地方的投资计划，规模之大、力度之猛，前所未有。我们很难判断最终到底能落实多少，但是从总需求角度来看，这释放了非常积极的信号，也体现了‘快、准、狠’的原则。”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卢峰告诉《理财周报》。

　　他分析称，要判断这些投资计划的效应，需要分辨清楚这些庞大的投资计划中，哪些是意愿的、哪些是已经有融资配套的；另外，也需要分辨出哪些是原有投资计划追加的、哪些是新的投资项目。

　　巴克莱银行亚洲有限公司中国研究主管彭文生则称，这22万亿投资中，若能落实10万亿，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我认为地方政府的18万亿中水分很多，主要是地方政府通过这种方式在争取中央支持。”

　　他认为，主要是地方政府的财力和融资渠道需要解决。在目前的中央地方“分灶吃饭”的财政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获得的税收份额是很小的。很久以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土地出让及其衍生品的价格上涨。在“经营城市”的理念指引下，不少城市为了提高土地拍卖收入，积极推动房价上涨。但是在今年，不少城市房价下跌，土地流标流拍，“土地财政”遭遇挑战。

　　另外，按照现行的预算法要求，地方政府不允许财政赤字，也不允许直接发债融资。以往做法是通过项目发债和特批发债解决部分资金缺口，但这需中央政府的政策绿灯。

　　最后，这些大项目，无一例外都需要银行信贷的配套跟进，“如果有政府参与，银行一般对这种项目很有意愿，这里有政府财政的隐性担保问题”，但问题是现在土地跌价，地方财政的隐性担保看起来也不可靠。

　　所以，要解决地方18万亿投资计划，还要看中央政策的力度有多大，口子有多大。“这是一场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中央的4万亿投资中，也需要地方政府投资跟进和配套，谁也离不了谁。”卢峰说。

　　彭文生则推测，按照中国的制度安排，每年两会前会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酝酿，很多新政策的推出都在这个时间前后，所以，到明年两会前，中央和地方关于这场22万亿的投资计划，会达成一个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