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专栏作家 张丹红）法国经济学家Alain Fabre2012年3月在德国外交学会月刊上写道：“欧元是欧洲融合过程中最具技术性的政治因素和最具政治性的技术因素。”

　　这也是所有区域统一货币的共同特点。而政治与技术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总体来说，政治家倾向于将货币政治化，而经济与金融专家更注重货币的技术层面。这是其天性使然，没有什么对与错。

　　欧元的独特之处在于，无论是政治层面还是技术层面，它都被赋予无限的寄托和期待，历史上没有哪个货币肩负如此的不能承受之重。

　　我们先从德国说起。可以说，没有两位德国的前总理——施密特和科尔，就没有欧元的今天。在他们眼里，统一货币是欧洲和平的象征。而和平对他们来说不是空洞的口号。施密特亲历二战的硝烟，如果不是在1941年被英军俘虏，也许性命难保。另一位前总理科尔在二战结束时刚刚15岁。虽没有直接经受战火的洗礼，但是战争仍然给他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他忘不了在家乡陆德维希港终日诚惶诚恐地躲避空袭，更无法驱散1944年长兄阵亡带来的阴影。对这两位政治家来说，欧洲和平成了他们最重要的使命。而欧元是欧洲各国和睦相处、共享繁荣的象征。

　　德国央行——联邦银行可以说是货币联盟最强大的反对势力之一。在历任行长眼里，维护货币价值的稳定是该银行的最高目标。为此，他们毫不畏惧与政府的摩擦。在他们看来，必须先推进欧洲的政治一体化，实现政治联盟。共同货币是欧洲融合进程中的最后一步。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货币联盟可以说是生米煮成熟饭。这时法兰克福的银行家们才逐渐对即将取马克而代之的欧元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时任联邦银行首席经济师的奥特马 易欣（Otmar Issing）几年前回忆说：他对欧元看法的转变是在1992/93年。当时在英镑危机的阴影下，意大利也随英国退出了欧洲货币体系。摆脱了紧箍咒的里拉畅快地贬值。易欣说：“我们当时面对里拉贬值30%的局面。几家与意大利有竞争关系的南德企业相继破产。”从此，联邦银行把即将问世的欧元视为对德国出口行业的护身符。

　　从政府、央行到普通百姓，德国人还对欧洲央行寄予厚望，期待它像联邦银行一样独立而坚定，使欧元成为像马克一样坚挺的货币。

　　法国可以说是货币联盟最强大的推动力。二战结束之后，欧洲满目疮痍。当时的法国外长舒曼认为，只有与德国和解，才可能实现欧洲的长久和平。他是欧洲煤钢联盟和后来欧洲联盟的奠基人之一。对法国来说，将德国纳入欧洲融合的进程是遏制德国再度成为欧洲强权的最佳途径。德国后来虽然没有在军事上东山再起，但经济很快复苏，马克成为国际金融领域的明星。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甚至称马克是德国的核武器。

　　欧洲货币体系成立之后（1979年），与马克挂钩的法郎一次次遭受被迫贬值的羞辱。因此，法国政治家渴望欧元的最主要原因是结束马克一统天下的地位，削弱联邦银行的地位。因为在欧元时代，有欧洲央行凌驾于联邦银行之上，法国则可试图影响欧洲央行的路线。概括说，法国主张成立货币联盟的最主要目的是遏制德国，使德国再不能称霸欧洲，同时保证法德平起平坐。

　　法国还是西欧最不愿服从美国领导的国家。因此，它对欧元的另一个寄托是希望统一货币使欧洲扬眉吐气，结束美元的霸主地位。

　　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南欧货币疲软国家对欧元缺乏理想主义情怀。他们走了几十年钢丝，在高债务和高利息的恶性循环中难以自拔，因此希望欧元减轻他们的债务负担，为其国民经济注射兴奋剂。

　　对比利时、卢森堡一类的袖珍国家来说，欧洲融合是和平与富裕生活的最佳保障。有了共同货币，他们既不用担心德国的强权，也不必害怕马克的强势。而欧洲央行的成立更使他们在货币问题上有了发言权，不用唯联邦银行的马首是瞻。

　　英国记者马施在其“欧元”巨著中写道：“整个欧洲希望欧元带来更大的独立性和更高的国际威望。历史上从未有一种货币负载涉及如此众多领域的希望和期待。”■

张丹红

　　财新网“名家/新秀”专栏作家。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1988年到德国。1990年开始在德国之声中文部工作。2009年调至经济部，主要关注德国企业和经济及欧债危机。